在广西壮族的寺庙里，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盘古、甘王、北帝、观音等各教神仙供于一处。（盘古、甘王是壮族信仰的神，北帝是道教中的神，观音是佛教中的神。）对于许多坚持一教独存的信仰来说，这种兼容并包的现象可以说是很博大了。
这种现象是应是外来佛教与广西本土巫教融合的变局。
首先，外来佛教是怎么进入广西的？
早在东晋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广西。
隋唐以后，在历朝统治者竭力倡导下，佛寺矗峙于广西众多地区。受佛教影响较大的是被中原文化统治的桂北或其他汉族聚居地带，对壮族聚居地则影响甚微。以“大明山-桂中西弧山系”为界线，界线以东，佛教沿河流交通线传播；界线以西，传播微弱，没有留下可考印迹。呈现二元态势。
隋唐时，广西总建佛寺有十九座，其中九座位于桂林以北地区（桂林、灵州等，规模宏大）；桂东地区有五座（梧州、贵港、博白）；桂中地区有三座（仅限于柳州城内）；桂南地区有二座（南宁、横县）；桂西及桂西南地区则基本上没有。
唐朝和尚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从海南折返桂林，在桂林布经传法，极大促进了桂林的佛教传播。而这也是广西作为交通大通道的又一例证。
▲“先有天宁寺，后有南宁城”。南宁天宁寺的前身是龙兴寺，始建于唐朝开元年（公元726年），是南宁创建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2006年在良凤江国家森林公园重建。
▲桂平市西山龙华寺，始建于宋朝。
到了元朝，“大明山-桂中西弧山系”以西有部分突破。左江（扶绥、崇左、宁明、上思）和融江、龙江（宜山、融安、河池、环江）开始建有寺庙，也是沿河流交通线分布。
那么，这种分布特性如何产生
这样的两元分布，除与汉政权、汉文化的时代分布特性相符外，还与壮民族对佛教的淡薄心理有关。唐代《投荒杂录》载“南人率不信释氏”，哪怕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行佛教也无济于事。
早在西汉，汉武帝就深知岭南人“祀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壮族先民以鸡卜祀天神百鬼）。他并未迫使越人接受汉族强大的儒、道二教，而仍然提倡发展壮族本身的宗教观念。他知道，如果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依靠人为的手段也不能把一个民族的宗教观念强加给异族。
“鸡卜”
就是用鸡的大腿骨进行占卜。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神崇拜和鸟崇拜——数千年前，越人以鸟为媒介，向日神祝祷。我们至今能从花山岩画和古铜鼓上找到相应的影像：花山岩画中，既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和下方祈祷、歌舞的人像，也有头插羽毛、头戴羽冠、身缀羽衣的“鸟人”；广西出土的很多古铜鼓，在鼓面中央都铸有太阳，四周缠绕飞鸟纹。
佛教虽在唐朝被强制推行，但壮族人民依然顽强固守。武则天敕柳宗元主持修建的大云寺，在柳宗元去世后不久就被人一把火烧了。这还不是第一例，此前柳宗元上任柳州就复建了四所寺庙，寺刚落成不久就毁于火中，估计是当地原住民抗拒佛教所为。寺毁，佛台仍在，当地壮族群众迅即推倒佛像，赶走住持、僧人，把自己信仰的神像安置在佛台上，仍行鸡卜杀牲等巫术活动。
直至明清时期，历代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壮族人民的统治，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统治，大体上执行“以夷制夷”的政策。
壮族人民千年不变地信他们的雷神、山神、水神、鬼神、地神、谷神，信他们的布洛陀。生活上没有任何佛教不妄杀生、不食荤腥的禁忌，牛肉、猪肉、狗肉、鸽子、泥鳅、蛇虫、蚂拐……“天上飞的除飞机，地上四条腿跑的除板凳，水中游的除了船”，通通都吃。
明清时随着汉文化的深入，原始的巫教糅杂了道释二教的内容和形式，发展出不僧不道的准宗教，名曰“道僧”。当今壮族地区的庙，不论里边供着多少个泥塑神像，大都写有“盘古爷爷、甘王爷爷、北帝爷爷、观音菩萨，暨众神公佑我平安”之类。当今壮族人民把不同派别的神位一并供在盘古庙内，就是这一信仰变局的结果。
▲在壮族师公戏中，一些“师公”穿着僧袍，行巫道的祈福仪式。
大明山的民间信仰崇拜状况也与大势相符，除不明确的古寺、古庙两处传说（飞来寺、天地庙），其他皆为村屯民众信仰的不僧不道的“道僧”所建，也有源于掘尾龙崇拜的”龙母”崇拜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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