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维知书法”，我们今天从历史的变迁来聊聊二王书法谁更好。
“二王”是书法中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并称的专有名词，最早见于南朝宋虞龢的《论书表》。在论及汉魏两晋领袖书坛的重要人物时，虞龢说：“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不仅将“二王”并称，同时也把“二王”与“钟张”并称。
王羲之、王献之在书坛上、在社会上、在人们的心理上，谁高谁低？谁重谁轻？谁上谁下？在他们去世的几百年里，有一个历史的变迁。我们从这变迁中去看看各朝代对二王的书法之论。
南朝初年，人们眼中的“二王”，是各擅其美，所谓“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二王之间的风格无高下之分，其差异，仅仅是“父子之间又为今古”而已。
尽管晋末宋初二王并为世人所重，但是，王献之殁后，书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羊欣、谢灵运、薄绍之、孔琳之等，都学王献之书。因此，宋齐两朝，世人皆崇尚王献之书法，王羲之的书法却受到冷落。正如梁陶弘景在《论书启》中所说的：
“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王献之）、元常（钟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宋、齐两朝，人们开始把王献之看得很高，高到与三国的钟繇齐名的地步。过了一段，人们普遍喜欢王献之的行草书这种新鲜活泼的书体，把钟繇都忘记了，当然，王羲之也是一样地被忘记了。
南朝士人专贵王献之书法的风气，延续了八九十年。然而梁武帝即位后，这位儒释并重的帝王，对这种书法风尚颇为不满。他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老子王羲之的书法，正像王羲之的书法比不上他崇拜的钟繇书法一样。所以，梁武帝说：
“学子敬者如画虎，学元常者如画龙也。”
梁武帝推崇王羲之、压抑王献之的书法观，影响重大，梁朝著名书家陶弘景、萧子云等皆表赞同，其他一般士人学士也随风改弦。
梁武帝的这种评价一出，就结束了“高尚子敬”的局面，钟繇、王羲之又恢复到了振名于世的地位。由于钟繇的书迹当时已难寻觅真迹，而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尚存不少。所以，人们以收集、效法羲之书迹为尚，这样更有利于王羲之书法地位及其影响力的恢复。
梁朝袁昂作《古今书评》，即秉承梁武帝的书旨，开了褒王羲之、贬王献之的先河。他说：
“王右军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
世风一变，梁庾肩吾著《书品》，遂定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品位的高下。他把王羲之与汉末的张芝、三国的钟繇列为“上之上”品，把王献之则列为“上之中”品。
唐太宗作《王羲之传论》，以不见张芝之迹，置而不评。对钟繇的书迹，多作指责，而独尊王羲之。对王献之大加讽贬。他论王献之时说：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揽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
而他论王羲之时说：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太宗对于王羲之的评价，孤立地看，似不为过誉。但是，他对王献之过于苛刻，以至于失实（说他的书法象“枯树”“饿隶”)。
唐中期以后，对二王书艺的评价渐多，评论者不再作褒贬意义上的高低评判，而是比较风格上的不同，或指出各有所长。
李嗣真在《书后品》中称羲之正书，为“书之圣”；草行杂体，为“草之圣”。同时，称王献之草书“逸气过父”。
张怀瓘在《书议》中称：“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
中唐以后对二王的评价，为什么不再作褒贬性的高下之论呢？唐太宗褒大王贬小王，意在独尊王羲之。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在初唐确立之后，自然转向艺术的评论，但前提已经不言而喻：羲之高于献之，父胜过子。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极力尊大王而卑小王呢？有学者解释是：唐太宗学王羲之未能达到王献之的水平，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所以要骂倒王献之，以掩盖自己的拙劣。这是从个人的心理因素分析，当然也有父与子名分上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审美观念的作用。在儒家文化的笼罩之下，欣赏书法，一般讲究含蓄、中和。王羲之的书法恰好符合这样的审美趣味和标准。王献之在晋末至宋齐之世，为人所重，又是一个反证，当时儒学崩坏，人们的审美观念趋向妍巧新奇，所以，王献之流美疏秀的书法成为时尚。
纵观“二王”身后荣衰之间的际遇，反映出晋末至唐初这几百年间，人们书法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同时，也见出“二王”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所在及其书法风格上的区别。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典时代，尽管“二王”并称，王羲之的地位终究高于王献之，实际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王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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