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个字是毛泽东为他写的(这5个字是毛泽东为他写的)(1)

张思德,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一人夺得两挺机枪的战绩,先后三次负伤。1938年任中央军委警卫营通信班长,工作认真负责,在带领全班完成机要通信、站岗放哨、开荒生产和建窑烧炭等各项任务中,成绩优异。1942年11月部队整编,调中央警卫团第一连当战士。他愉快服从组织分配,在毛泽东内卫班执行警卫任务。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织草鞋,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1944年,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7月,进陕北安塞县山中烧木炭(图4-1)。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每到出炭时都争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张思德当过勤务员、通信员、警卫员,搞过生产,烧过木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党叫干啥就干啥,让他当班长,他就当好班长,后来因工作需要,改为战士,他仍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得失。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从此,“为人民服务”的声音传遍了延安,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全国各解放区战场。张思德的形象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成了一种全新世界观的纪念碑。毛泽东把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整理成《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于1944年9月21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张思德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普通的战士。人民的领袖和军队的统帅亲自为他致悼词、作演讲,这是因为毛泽东从张思德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战士所具备的朴素而闪光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鲜明的特征。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在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思想就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实践证明,也正是因为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党我军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而辉煌的胜利。

这5个字是毛泽东为他写的(这5个字是毛泽东为他写的)(2)

新中国成立后,曾制作大量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纪念章(图4-2、图4-3)。这些纪念章均刻绘毛泽东像,镌有“为人民服务”题词。也有不少纪念章还镌有张思德的形象:张思德背柴烧炭纪念章(图4-4),毛泽东浮雕像下面镌有张思德背柴烧炭形象,背景图为延安宝塔山和窑洞,并镌有“为人民服务”题词。

“老三篇”纪念章(图4-5),有多种版式,毛泽东浮雕像下面镌有《为人民服务》《寓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的主人公形象,特别突出了右边张思德的形象。

我是1942年和张思德同志认识的。那年冬天,我奉命去中央警备团报到。当时团部驻地在延安枣园村对面不远的侯家沟村。报到后,经吴烈团长介绍,认识了张思德同志。开始,我在三连,他在一连。不久,又一起抽调到毛主席的警卫班。我们几个在接受任务时,团长指着张思德、王宝成、王意生、邵振才四位同志对我说:“他们都是老红军,你是小八路,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今天调你们去枣园警卫班,保卫毛主席,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又是很光荣的。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坚决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现在由田书元同志带你们去。”于是我们几个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在警卫班里,我和张思德等同志朝夕相处,彼此都比较了解。尤其是,我知道张思德是放牛娃出身,和我一样有共同的苦难经历,使得我们两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的接触也就多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张思德同志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他小时没有上过学,到部队后也因为经常处于战争环境,难以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有时临时参加一点学习和有关的培训,因此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很有限。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努力,仍然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作笔记。他有一个包袱,给我看过,里面装着一叠笔记本,笔记本上边还分别写有“军事课”、“政治课”、“文化课”的字样。在枣园期间,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出来,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过去,我以为当兵就是站岗放哨、冲锋打仗这一套,受他的这种热爱学习精神的启发和影响,后来我对文化学习也重视了起来,加上以后毛主席的经常督促和强调,逐渐有了进步。

  张思德同志对党、对红军极为忠诚和热爱。有一次,他在整理包袱时,我发现里边有一颗五角星帽徽,感到很新鲜,便问他:这是哪里来的?

他说:是在陕西三原县改编时,为了联合抗日,上级要求把红军原来戴的帽子换下来,改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大家都对换帽子,特别是换掉帽徽想不通,我在换装时就把原来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留了下来。他用手抚摸着五角星帽徽,又对我说,是刘伯承参谋长给我们做了思想工作,大家才想通的。刘伯承参谋长告诉我们:军队的名称改了,但是它的性质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这个军队就是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的!听了参谋长的话,后来我们就都想通了。

说完,张思德同志便凝神坐着,沉浸在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张思德同志的那次谈话、举止和神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知道他是那样地热爱党,热爱红军,从而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张思德同志为人诚恳、朴实,对于担任不担任职务和干什么工作,从不计较。他参加过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按说资历也是够老的了。到陕北后,又曾在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过通信班班长。以后,还被派往南泥湾去开荒种地,并被部队评选为模范。然而,调到警卫班之后,他只是普通一兵。对此,他从无怨言。在班里,无论是站岗出勤,还是参加生产劳动,他都能积极带头,任劳任怨,绝不计较个人得失。我觉得这种一心为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因此,在班里担负各种任务和遇到一些事情时,就很注意向他学习和看齐。

  1943年3月,上级根据我的工作情况,调我离开警卫班,专门负责照管毛主席的生活,每天都跟毛主席在一起。这以后,我同张思德同志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只能在见面时打个招呼,但他的身影、言谈等,却一直留在我的脑际,并使我不时注意了解他在警卫班的情况。

  张思德是1933年10月,告别养母刘光友,怀着对保卫家乡,解放穷人的信念,来到长胜县红军独立团当通信员的。入伍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部队虽然离家不远,但他每次经过家门都不入,一心只顾工作。这支红军团队后来便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长征途中,他负过伤,抢救过多位战友,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不过,张思德能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这与他的生父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生父张行品对他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行品,1878年11月出生于六合场乡(今思德乡)韩家湾村。从小因家境贫寒,没念过书。他聪明能干,为人忠厚,朴实本分,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别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尽力相助。他以租田务家为主,所租的十多亩薄田瘦地,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纳佃,所剩无几,终年辛劳,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打临工、抬滑竿,或担米、担盐、卖水果,挣几个铜板,维持生计。

这5个字是毛泽东为他写的(这5个字是毛泽东为他写的)(3)

  由于家庭子女多,妻子朱氏体弱多病,长期卧床不起,一家人常有断炊之忧。因此,就在其四子谷娃子刚过七个月时,因妻子去世,就将谷娃子过继给胞弟张行忠、弟媳刘光友为子。过继后,张行品家中仍有五口人,继妻子去世后,其长子、次子都因生活困难,贫病交加,先后去世。那时,只有他和三儿子思明、三儿媳郑氏一家三口,苦度时光。

  红军来了,张行品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宁强、镇远、西乡三县的部分地方,社会上到处流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部队。”张行品在顶山、瓦子场等地担米,听到消息后,连夜回家,把“红军来了”、“红军是为穷苦人闹翻身”的好消息告诉给弟弟张行忠和弟媳刘光友。

  此后,张行品经常到佃户家,或在挑盐担米途中,向亲朋好友宣传红军到来对贫苦人的好处。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宁相齐,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害怕,到处阻止人们传播“红军来了”的消息。

  1933年1月,红军分别占领了南江、巴中城。张行品听到消息,兴奋不已。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他专程前往仪陇、巴中等地打听红军的消息。当他耳闻目睹了红军的情况后,心里更踏实了,星夜赶回韩家湾,来到同房大叔张立品家,向张立品、张立方、陈如万等佃户讲述“红军快要来了”的消息。

  一月正是寒冷的时节,那天晚上张行品走进张立品大叔的屋院后,一边靠近火盆烤手,一边兴冲冲地说:“大叔,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撑腰的,他们来了,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张立品十分赞同侄儿的话,点了点头,连说:“对,对,对!”坐在那里的十多名佃户也同时应声附和着。

  当年七月初三,许世友率领红军队伍挺进仪陇城。不久,队伍就开到了张思德他们家——六合场,张行品看到了日夜盼望的红军队伍,见到人就说:“穷人出头啦!”

  几天后,红军下乡开会,动员成立苏维埃政府。部分农民因受到了当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敢参加会议。张行品就前往胡伦却、文才贵、代松维、张立平等十七家贫困户,做动员工作,对他们说:“红军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咱们穷人不去开会谁去开?让我们成立苏维埃,这样的事我们不干,谁干?”

  经张行品的一番说服动员,大家伙都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红军召集的成立苏维埃的动员大会。没多久,韩家湾村苏维埃成立了。张行品被推选为土地内务委员。

  仪陇、长胜等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川陕苏维埃政府向各级政府发出扩大红军,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保卫苏区红军政权的号召。张行品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前,不分白天黑夜,走门串户,宣传访问,动员贫苦人家的子弟参加红军,并向大家宣传苏维埃的“红属可以分好田好地、有人代耕”等十大好处。仅十多天时间,他就发动八十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他动员有文化、聪明能干的青年聂绍红参加红军,其家属思想不通,张行品三次登门做思想工作,反复向聂绍红家人说:“有穷人自己的军队,才有穷人的幸福日子。”终于使聂绍红的家人想通了。

  聂绍红参加红军后,不怕苦不怕死,作战勇敢,受到了红九军七十五团首长的表扬,很快就晋升为营长。

  张行品动员他亲生儿子张思德参军的事,一直在当地传为佳话。

  1933年,张行品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而他的胞弟张行忠也已经是五十三岁了。兄弟俩各有一个儿子。年过半百,谁不担忧后继无人,谁不担忧无子传宗?但张行品兄弟俩想的是让更多的受苦人翻身,不受牛马之苦。张行品叫儿子张思明参加游击队,接着动员弟弟、弟媳,让张思德参加红军。张行忠和刘光友夫妇也早已知道张思德有当红军的愿望,全家人都想到一块去了,于是刚满十八岁的张思德高兴地当上了红军战士。临行时,张行品再三叮嘱他:“儿呀,你是张家的好后代,到了队伍上后,要听首长的话,工作不怕苦,打仗不怕死,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

  张行品担任村里干部后,忠于革命,工作积极,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对打土豪斗地主分得的浮财,如粮食布匹,金银铜钱,以及大量的烟土等财物,管理严格,不容侵吞,每有所获,必定及时上缴红军和区乡苏维埃。

他在组织给贫困农民分田分地时,严格执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把好田好地首先分给红军亲属,其他贫苦农户分得的田地,都是好坏搭配。而罗贵安等十多户佃农,因受地主暗地恫吓,对苏维埃分给的田地不敢要,张行品就一户一户地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打消顾虑,积极参加分田分地运动。

他还动员了三十多个青壮年,组织了支前运输队,将村里捐集的粮食、物资运到顶山、瓦子、立山等苏区前线,支援红军作战。他在组织支前运输队时,对其中一些专门雇来的行家把式,总要付给这些队员合理的报酬。张行品在工作中事事分清是非,处处坚持原则,坚决保护农民的生命和财产。

  1933年10月的一天,本村的同族大叔张立品去看望在顶山当游击队队员的儿子张行才,去时头包人字纹白布帽子。红军发现他打扮异常,误认为他是白军的侦探,即被关押起来,准备将其处死。张行品闻讯后,火速赶到顶山场,向红军说明了情况,出具保证,保出了张立品,使张立品幸免于难。

  同月,本村陈袁氏身穿一身较好的花衣裳,到六合场赶集,红军看到后,误认为她是出逃的土豪劣绅的太太,被当场抓获,准备押送到立山场处死。张行品闻讯后,又及时赶至乡苏维埃,向红军证明陈袁氏是穷人,又一次避免了一起误杀事件。陈袁氏安全回家后,见人便说:“张行品大哥真是个好人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行品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不迁就,也不过火,对有些富人,也讲政策,不胡乱来。富人不该没收的财物,决不违犯政策乱没收。而没收的钱物,除一律上交外,凡是经上级允许返还贫苦人的,他首先照顾本村的赤贫。因此,张行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让张行品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主政村土地内务委员,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时,却祸起萧墙,因不规之徒的陷害,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灾。

  在张行品村任苏维埃主席的人叫胡南台,有吸大烟之癖,向兼管内务的张行品多次提出,要从没收的大烟中留一些给他吸,被张行品严词拒绝。因此,心术不正的胡南台,对秉公办事的张行品怀恨在心,寻找报复的机会。

  1934年秋,胡南台调任乡苏维埃主席以后,他认为有了报复张行品的条件和机会。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散播说张行品包庇富人张炳均、范有万。胡南台的这些“莫须有”的话,虽纯属无中生有,但在当时穷苦人对地主老财极其痛恨的社会氛围里,这种言论对被攻击者是极具杀伤力的。这年冬天,胡南台趁到县上开会的时机,竟然向县苏维埃政府诬告张行品“走地主路线”、“包庇富人”。恰逢当时苏区执行张国焘极“左”的肃反路线,大打所谓的“AB团”、“改组派”,胡南台告发张行品的这两条黑状,也正迎合了某些苏维埃干部为了“出成绩”而处心积虑捕获目标的需要。于是,县里以通知张行品去顶山开会为名,在他徒步去顶山县城的途中将他秘密处死。

  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全心全意为苏维埃办事的优秀村干部张行品,就这样被处死了,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错误,就连当时朱德总司令员的大哥朱代历,也在这次“肃反”中,未能幸免于难。

  朱代历,字云阶,生于1878年10月。1895年1月25日,财主强行撤佃,父辈分家,另佃耕种。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时,朱代历在弟弟朱德的影响下,积极支援红军,参加革命活动,村苏维埃成立时,被选为苏维埃主席。

不久,长胜县马鞍区六乡苏维埃的十多名游击队队员,来到河泥坝村的财主家“打粮”。村民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朱代历,村民们对六乡游击队队员任意到本村来“打粮”的做法,表示不满。朱代历当即召集本村游击队队员开会商议。会上他说:“到我们村‘打粮’的游击队队员是长胜县马鞍区六乡的,我们村是仪陇县管辖的,他们越界来我们村‘打粮’,县、区都没有通知,他们也没有介绍信,凭什么到我们村来‘打粮’呢?”于是,便赶走了马鞍区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三天后,有两个红军战士带领三名六乡的游击队队员,以“包庇富人”为罪名,将朱代历押送到来仪乡三堆石杀害,时年五十五岁。

  这可能是对那种氛围最好的说明了。

  张思德的生父张行品,就是在朱代历被错杀后不久蒙难的。张行品蒙冤罹难,不明不白地被处死,不用说远征他乡的张思德无从知晓,就连张思德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一沉冤,直到43年后的1987年11月10日,才由仪陇县人民政府正式发文,宣布给张行品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在仪陇县同时被宣布平反昭雪的,还包括朱代历在内的一大批肃反被错杀的干部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