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习俗可以变成道德体系而道德体系是习俗的形式化。习俗和道德这两个词的词语来自同一个拉丁词根，这不是偶然的。据记载，人们对习俗的维护正像他们对宗教那样执着，而道德体系决定着人们的习惯。性习俗和性道德体系也不能脱出这个一般规律。
这说明在英美社会结构中，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化的宗教背景对今天的性行为模式有更大影响了。我们的特别体系可以追溯到犹太教法典赖以建立的旧约全书哲学那里，而这是最先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哲学。在许多细节上，犹太教法典的禁止同我们今天控制性行为的法律条令都颇为相似。
基督教关于性问题的法令是来自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英国不成文的性法律，而没有考虑若干国家写下的控制性行为的特别成文律，今天美国刑事判决主要是依据这些不成文法的例案。我们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种历史发展，但应该认清今天的法规是很古老的，它们仍然是旧宗教体系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宗教成了法律的基础，而法律表达了社会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意向。
前面我们指出了，人类男性性活动的平均频率明显低于其他类人猿中的正常值。单身男性的平均值以每星期3.3次开始，然后随年龄而下降，已婚男性开始是每星期4.8次，然后随时间下降；但在未经限制的人中，这个平均值接近每星期7次，而其中10%到15%的人可以超出这一平均值。我们曾经说过，在这些较高数据和男性人口实际比率之间的差别提供了对社会压力、特定法律和态度、观念、美学价值、身体妨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个体性活动压抑影响的衡量。
这些社会压力主要是起源于宗教，我们通过对活跃宗教群和不活跃宗教群的总体性活动频率和各种性来源活动发生律和频率的比较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个宗教群的频率的差别虽然不是很大但比较稳定，在一定教育水平中一定年龄的群之间差别为25%，在有些情况下最活跃的群总体性活动比率要比年龄和教育水平相同的最不活跃群高出75%。换言之，在年龄和教育程度相当的情况下，对宗教有虔诚态度的男性其性频率是对教会态度不活跃的男性的三分之二或不到三分之二。
这可能是既有教会教义的直接影响，也是由于那些对教会态度最活跃的个体即使不参加教会也属于性活动频率不高的人群之列。要确定这种解释是否正确，我们还需要对更大规模的调查材料作更细致的分析，但我们现在已有证据表明，那些虔诚的宗教个体有着非升华的性压抑。
我们有关宗教群婚姻性活动的频率的数据资料较少，从而对分析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特定的群中，婚姻性交受到对教会态度的较大影响。宗教活跃的群婚姻性交的频率要比宗教态度不活跃的群低一些。不活跃的群的频率要高出同年龄和同教育程度活动群的20%到30%。宗教态度活跃者婚姻调节的性质对此有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在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中，同性性活动比大学水平的男性多。在任何特定的教育水平中，宗教群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在同一宗教群中，小学水平男性和大学水平男性之间差别可达200%到500%。在同一教育水平群中，宗教活跃和和宗教不活跃的群之间差别一般不超过50%到150%，有时甚至不到10%。无论是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或者犹太人，都是虔诚的群同性性活动较少，而宗教不活跃的群同性性活动较多。
同其他人种相反，希伯莱人对同性性活动采取了一种极严厉的宗教责罚。因此，基督教教会自创始以来便一直有着对同性恋责罚的历史。但在宗教文献中，对于同性恋是否有罪的讨论不像对自慰和婚前性交那样自由和经常。因此，甚至在那些陷入同性恋的虔诚宗教信徒往往也弄不清楚教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一般来说，同性恋最高的发生率是在不虔诚的群中，而最低的发生率在较虔诚的群中。在较高的教育水平中，宗教不活跃群有同性性行为的，要比宗教活跃群多10%到50%；在较低的教育水平中，这种发生率的差别更大。在虔诚的群和非虔诚的群之间频率的差别一般较小，只有东正教犹太人群中同性恋发生率最低。
【本文摘自《男性性行为》（黄忠晶主编译，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
男性进入青春期的年龄，与他的性活动有着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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