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大陆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常识”：明清时代“闭关锁国”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由先进转为落后，以至近代长期挨打的重要原因。这种“常识”在我国内地成为主流意识。虽然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是他们的声音立即就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淹没。
其实，闭关锁国政策并非明清独有，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宋朝，就曾经实行过。
宋朝自宋太宗赵光义时便开始了全面海禁。《宋史·太宗本纪》记载，雍熙二年九月赵光义“禁海贾”。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初年规定私自与海外诸国贸易者，满一百钱以上判罪论处，十五贯以上就在脸上刺字发配流放到海岛，也就是说赵光义不止是全面禁止海外贸易，甚至连陆上与外国贸易也全面禁止，他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把禁海贾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来实行。这项锁国政策一直持续到宋神宗元丰二年时才取消了禁令。
总体上说，明清两代只在明前期、嘉靖倭乱时期和清初近乎全面海禁，时间跨度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一般都是内忧外患之时，为了防止内外勾结而实行全面海禁。
明初，朱元璋为防止倭寇以及沿海军阀旧部与海盗们的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以便切断沿海反叛势力与倭寇的联系。也以严刑酷法杜绝了民间与国外的通商。直到隆庆皇帝时才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与除了日本之外的洋人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
清朝初期的海禁，与台湾郑氏父子有着很大关系，满人入关，立足未稳，为切断境内外反清势力的联系，不得不放弃能够赚取真金白银的对外贸易。收复台湾之后，康熙便恢复了对外贸易。
有学者指出闭关锁国实际上是西方侵略者强加在清朝头上的贬词，反映西方国家不顾事实反诬清朝排外，亦指出就算是当时的西方各国的口岸也只容许本国船只进出，本国的进口货物只容许本国船或原产国船装运，并称之为“保护政策”，但又强迫其他国家大开国门，这是帝国主义双重标准的做法。
乾隆二十二年，英国商人多次违反清政府禁例，并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企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使宁波有成为另一个澳门的可能。这种形势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考虑到粤海关海防比浙海关坚固，有利于防范外商和保证税收。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抵制外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但虽然增税，仍然没有效果。于是，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于是疆土辽阔的大清帝国只剩下广州一处口岸延续对外贸易来往。这就是“一口通商”。
历史上广州一共有过三次“一口通商”。第一次是在明嘉靖年间，共43年;第二次是在清初康熙年间;第三次是在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直至《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共85年。
闭关锁国的正面意义是从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猖獗的海上走私以及海盗行为。对沿海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到一定的自卫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必定也有其弊端，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
每当说到近代中国百年挨打史，就会有同胞抛出疑问，为什么中日两国都捂住耳朵、关闭家门，中国被打得满地找牙，日本人却一个华丽转身逆袭成功，加入豪华帝国主义俱乐部?
其实，日本的闭关锁国，主要内容是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取缔天主教、禁止葡萄牙人来日。但是幕府并没有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而是留下琉球、长崎等对外港口，继续保持与不热衷于传教的荷兰、中国、东亚诸国的贸易关系。
日本闭关锁国的原因相对简单，分析几次“锁国令”的内容，其核心问题就是要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和由幕府统管对外贸易，1637年日本天主教徒岛原起义后促使幕府更加大了禁教的力度。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48 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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