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化性起伪”说对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启示
——读牟钟鉴先生《荀学新论》
叶小文
牟钟鉴先生的又一力作《荀学新论》出版了。研究荀学者多，但先生新论，却是“苦读《荀子》三十二篇，为了正本清源，便手抄全书，一边抄读一边解注，反复数遍，务求准确理解和读出新意”的心血之作。
“准”在何处，“新”有何意？仅以书中“人性趋恶论”为例。对荀子的“化性起伪”说解析之“准”，可以“新”到由此发端，对当前的市场经济伦理建设，都有启示。
我们一直有个误解，认为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而“性善”与“性恶”之矛盾，古已有之，中西皆然，判如水火，不可调和。体现在当代市场经济伦理学说中的，就有“斯密悖论”。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探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基础，那么他的《道德情操论》就在探索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做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说，“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又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斯密的论述，实际上基于人的既“性恶”又“性善”的“二重属性”，触及了市场人的经济理性与伦理理性的“二律背反”。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即所谓“斯密悖论”。
而荀子的“化性起伪”说或“人性趋恶论”，由此发端，显然是有助于超越“斯密悖论”的。
牟先生指出，通常被人们解读为与荀子对立的孟子的性善论，准确地说其实也是“人性趋善论”。孟子把人性“四端”称为“良知”，但毕竟只是“端”，是萌芽，需要通过教育和修身加以扩充。但孟子讲的良知是人的道德属性。问题是，人怎么与生俱来就有这个“端”，这个道德属性，讲不清楚。倒是后来阳明心学强调“致良知”，多了一个“致”字。“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行，达到；二是依据，标准。王阳明说，“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某与此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着得知容易，把做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处，负此之尔。”其实，准确地理解荀学的“化性起伪”说，早就“一口说尽”，透彻痛快了。
在荀子看来，人性是与生俱来、自然而成的人的动物性、生物性，无所谓善恶，但可以趋善也可以趋恶，此其一，关键是“趋”。“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者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此其二。这里的“伪”，不是现在字面意义上的真假之“伪”，而是象形文字直接表意的“人”与“为”之“伪”。“伪者，文理隆盛也”，人之为之也，此说与孟子强调后天的道德教化、王阳明强调“致良知”的“致”，其实是相通的。不过荀子说得更为简明通透。
那么，为什么说荀子的“化性起伪”说，竟然对当代市场经济伦理建设都可以有所启示？
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市场经济伦理中“性善”和“性恶”冲突的“斯密悖论”。他的晦涩难懂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哈佛大学百名教授奉为经典。韦伯赞美“资本”，主张通过资本运作使钱生钱，赚钱光荣。但他强调赚钱要讲伦理、有美德：一要勤勉劳动，二要依诚信赢得信任、以合法方式赚钱，三要节俭以积累资本并进一步以钱生钱，这就是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问题是“人的天性”总是趋向于既要“富起来”，又要少干活；满足“人的欲望”是有钱就要花，有水要快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落，恰是因为这种“人的天性和欲望”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缺失。怎么抑制“人的天性和欲望”？韦伯惊喜地发现，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新教的各教派，却“伴随”出一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他引马丁·路德的说法，“劳动是唯一取悦上帝的方式”。加尔文的“预定论”则进一步说明，辛勤劳动取得工作成就是被证明是得到上帝恩宠、列为上帝选民的唯一手段。而财富全是上帝的，人，只是代上帝管理和使用财富，因此“富起来”之后只有节制消费和热心公益，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睐。于是韦伯指出，“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地勤劳致富，那么就要把现世的生活彻底理性化，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支配，他的一切言行都为着上帝的荣耀。”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发展聚集区便高度重合，两者“伴随”发展。这里，他用了“伴随”一词，有意回避了“因果关系”的提法，但又忍不住说，“新教伦理不但赋予经济活动以伦理的意义，而且恰恰是由于把经济活动伦理化，而使经济活动理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断言，“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显然，韦伯用的是宗教伦理的观念，注重是“宗教信仰”。他把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推给了神。
两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如果沿用荀子的“化性起伪”说来解决市场经济伦理问题，其实比韦伯简明通透。
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当然还只是一个朴素的萌芽，但立足点、出发点是“准”的，由此发端，对建设市场经济伦理可以有诸多启示。
启示一，如牟先生言，荀子的“人性趋恶论”是孟子的“人性趋善论”的补充和深化。无论“性善”还是“性恶”，关键不在“性”本身的善恶（性本身也无善恶），而在如何“趋”善抑恶。要点在“趋”而非“性”。我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自私的本性。这两个起点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任这两个最大化自然“趋”向的“无限度”追求，又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简单地说，一味节制甚至禁止人的欲望，就没有市场经济。不适当和有效地节制资本而任其野蛮增长（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不适当和有效节制人的欲望，而搞得物欲横流，也搞不好市场经济。所以，由荀子的“人性趋恶论”发端，其实可以引出今天迫切需要的大道理、大学问。
启示二，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中“化性起伪”，要把握好底线和边界。在市场经济中，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欲望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结合起来，把握好这个底线和边界，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
启示三，回头来准确解析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就有新意了。正如牟先生所说，“荀子讲性恶和化性起伪，一不是指斥欲利本身为恶，二是主张化性而非禁欲”，“荀子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养欲主义者，不把礼与欲对立起来，能看到两者的辩证关系，首次提出以礼养欲，比之节欲更具有柔性”。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如何“化性起伪”？不能靠宗教信仰，必须有理想信念。“不把礼与欲对立起来”，既要坚持铁腕反腐的刚性，也要生出“以礼养欲”的柔性。要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做到“文理隆盛”，则自然风清气正。
启示四，市场伦理建设，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在当今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经济体量扩增最快、国民财富总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执政党，如何防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对党员干部的诱惑、对党的肌体的腐蚀，更是我们党必须直面且必须消解的重大难题，是一场新的大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192人，处分177人，已送检察机关70人，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中管干部2342人次（其中谈话函询、提醒批评2161人次）。再加上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落马的数百名中管干部，数量已经相当多了，确是需要认真“准确把握反腐败斗争阶段新特征”了！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贪腐屡禁不止，甚至一度来势凶猛？我们在理论上有更为透彻的思考，在实践上也有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最近有篇论文，题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把党建设得更有力更坚强》，在《经济日报》发表后获得特别奖，其中提出，市场经济的考验，对我们党是全新的、长期的、“富起来”的新考验，是在利益诱惑下如何普遍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的更为复杂的考验。市场经济的法则是经济运行的普遍法则，但不能“普遍”到侵入或浸入党的政治肌体。党如何保持生机活力、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既“很想干，很愿干，很能干”，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不仅“贫困不能屈”，更加“富贵不能淫”？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在这种探索中，不妨研究和借鉴牟钟鉴先生所准确解析的荀子的“化性起伪”说。
谢谢先生“务求准确理解和读出新意”的《荀学新论》。我借此“发端”，也是借题发挥，谈起来了荀子“化性起伪”说对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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