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2014年，编者注）在上海参加一个活动，上海一位了不起的富人叫刘益谦，他在今年的4月8日，在香港用2.8亿港币拍卖买了一个小茶杯——斗彩鸡缸杯。斗彩鸡缸杯恰巧出现在明朝建国100年前，也就是我说的明成化时代。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刘益谦先生弄到这个鸡缸杯之后就想以这个鸡缸杯为中心进行一个展出，把他所收藏的明代的瓷器等宝物拿来展出，于是就请了专门搞策划的谢晓东来策划一个鸡缸杯的特展，但是鸡缸杯就这么小，要在5万平方米的展厅展出，于是他们就打开思路，想把这个鸡缸杯从美术师、艺术师、工艺师的角度，放到明代的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虑。
小伙子很用功，他找海内外历史学家关于明成化时代的著作来读，发现我的两个东西是很有趣的。一个是一本书叫《明成化皇帝大传》，那是在1993年写的，离现在20多年了。另外还有我的一篇论文叫《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那是2007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发了三万多个字，那是篇长篇论文。他觉得这给他很大启发，于是就把这个展出变成明朝成化时代的展出，就把明朝如何由前期到中期过渡、明成化时代如何产生出众多的文化产品做一个文化展览。这个设想得到刘益谦老板的高度肯定，于是把我和我一个在韩国研究中国明代中期史的朋友请过去给他们作演讲，我的题目叫《朱见深的世界——明成化时代》。
我把他们的海报在微信上发了一下，写了六个字“做学问，玩文化”，学问是做的，文化是玩的，不好玩不是文化。自从文化注入到产品以后，它就给产品增添了附加值，如果文化注入了产品，它可以卖高价；如果没有文化注入到产品，它可能只能卖平常价。我就可以拿文化产品十个词“文化产业十字诀”来说明。第一是好玩，不好玩不是文化，文化一定是好玩的、让大家开心的。第二，赚钱，要产生经济效益，如果只是好玩而不来钱，那只是文化事业，而不是文化产业，一旦说到产业，必须讲究投入与产出。好玩是它的外在特点，赚钱是它的本质特征。
如何达到好玩？第一，大胆。要解放思想，别人没干过的你敢干；别人不敢出手的你敢出手。像刘益谦老板，他就敢出手2.8个亿港币为一个杯子，然后又丢下去3亿港币来一个唐卡，这种东西以后的附加值是非常高的。第二，折腾。要干出事来，一边干事，一边还要传播出去，告诉别人你在干什么事，你干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让别人都关注你。第三，忽悠。“忽悠”用我们现在的话也可以说是营销手段，要让别人心甘情愿地掏钱买你的产品。
明朝到了一百年左右恰恰是这样，好玩的事就多起来了，明朝的社会就成了一个大社会，城市越来越繁荣，人口越来越多，各种各样行业越来越盛。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购买者。但是政府逐渐变成小政府，对社会、民众、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少。明朝政府也正是在这种小的过程中逐渐走投无路了，这就需要国家在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学会应对。明朝多元化社会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出现了一批很有意思的文学作品，妇孺皆知、广受喜爱，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
我们现在不断地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四大名著没有《金瓶梅》，而有《红楼梦》，我们肯定《红楼梦》，但是批判《金瓶梅》。改革开放以后，我一共有四个版本的《金瓶梅》，都是可以从中看出改革开放的过程。大概在80年代后期，我拿到了朋友给我的第一套《金瓶梅》，是绿皮子的，上下两册，它不是全版的，是节录版，把《金瓶梅》里凡是关于两性关系的描述全部删除了，那就像陕西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贾平凹，他写《废都》故意弄得你想入非非，一下省略多少字，这倒不是的创举，而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书商的创举。
书商在印《三言二拍》的时候，把“三言”里关于两性的描写抠掉，然后用框框代替，打个括弧标上以下省去多少字，就弄得这些读者千方百计要去找全本。我得到的第一版《金瓶梅》就是删节了很多字，但是它不告诉你删节了哪些字。过了不久，一个朋友给我第二个本子：凡是删去的，他都有；没删去的，他没有。一个薄本子，删去的那三四万字全印出来。到了90年代中期，有朋友给了我第三个版本，那个红皮本就是未删节版，内容全在里面。到了1999年我得到了用明朝最初的《金瓶梅》版本所印刷的《金瓶梅词话》。从我四个版本的《金瓶梅》就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步伐。开始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然后是鬼鬼祟祟，然后是堂而皇之，然后是把原来的全端过来，有图有文字。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
这四个书在明朝和清朝叫“明代四大奇书”。《红楼梦》是在乾隆后期才出来的，后来把《红楼梦》（《石头记》）弄出来，是书商为了发行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叫做“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改革开放以后，书商也是动了脑筋了，包括推销《水浒传》，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因为《水浒传》只有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这三个女的，剩下都是男的。所以书商弄这个名堂，明朝为书做广告也带这种名堂。
明朝发行的这些书很有意思。最有名的《水浒传》，我们至今不知道作者是谁，书商打上一个牌子，说是施耐庵，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施耐庵是谁，由于编造了施耐庵这个名字，施耐庵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神话人物，好本子都是施耐庵的。所以《三国演义》的作者就用上两个，第一，施耐庵的本，罗贯中注，这是罗贯中在施耐庵的原本的基础上注解了。罗贯中是谁，也不知道。有一些地方说他们的地方志里有一个罗贯中，我的家乡吉安也有一个地方志，说罗贯中是我们这里的籍属，罗贯中的籍属到底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是个谜。但是我这里要说，我们所读到的，所了解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绝对不可能是现在的文学史上所说的是元末明初的本子。元末明初不具备产生《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一切条件。
第一，社会要宽松，作家有创作的天地。同时要注意，这种创作还不仅仅是关起门自己去写作，还要有民间艺人把他写的故事传播出去。要传播出去，一定要有场所，要到酒楼、饭店、茶馆、庙会、瓦肆去传播，但是明朝初期，这些基本上被当权者封闭了。没有场所就没有听众，自己就说得没劲，就没有创造。第二，印刷要发展，要有人购买。明朝的印刷品是在明朝一百年以后才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这之前，基本上都是官刻，不走向民间，也缺乏购买的群体。第三，文学家的自身的准备。在明朝前期以前中国没有一本长篇小说，原因是作家还不具备创作长篇小说的素养。我们有的是戏曲、杂剧、传奇、歌谣，我们有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但是所有这些作品产生的环境都不具备来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
一直到明朝一百年，社会多元化开始，各种各样的戏班子、说书人这种民间文学就出现了。我的一篇论文《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就揭示了明朝一百年时候一个很好玩的事：一个18岁的皇帝爱上了一个35岁的女人，终身不渝。这在当时是一个畸形的爱情，但是我在1993年的写《明成化皇帝大传》的时候，我就写到这是一场伟大的爱情。明宪宗朱见深一岁零十个月的时候，他父亲被俘虏，他从此缺乏父爱，他母亲是个女汉子，他又缺乏母爱。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陪伴着他。他两岁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十九岁，成为他的母亲，把他带大，带大以后他知道自己有母亲了，这个女孩子就变成他的母亲兼姐姐。当他情窦初开，变成小伙子的时候，就把这个女孩子视为自己的情人，然后一辈子爱这个女孩子，凡是有谁对这个女孩子不恭，他就要惩罚谁。他做皇帝以后，第一年立了个皇后，皇后就吃这个万贵妃的醋，结果成化皇帝废除了皇后，一个月内立皇后又废掉，这在明朝前期是办不到的事情。
另外，在他即位的当年，把一些能工巧匠弄到宫廷里头来，通过宦官传奉圣旨封官。明朝有两大特殊组织：东厂，锦衣卫，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明朝的锦衣卫是很多特殊的人物吃俸禄的地方，而绝对不仅仅是专门抓人的地方。锦衣卫的北镇抚司才是抓人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养老的机构。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极其糟糕的事情，明朝根据明太祖的规定，在北京的文官名额是有指标的，2500个，但是通过宦官传递皇帝的旨意而封官的最多的时候4700多人，相当于正常编制的两倍，耗费了大量的国家的俸禄，所以这被认为是明朝一百年的时候最大的败治制度。
我写《明成化皇帝大传》《传俸官与明成化时代》的时候，就把那些传俸官名单列出来，然后对能够找到的人进行一一搜索，四千七百多个人，被我搜索到了一千多个人，然后对这一千多个人一分析,一千三百多个是能工巧匠，南京的、苏州的、杭州的、江西的以及北京的能工巧匠，他们也需要一个身份。给他们的身份开始是低品官，住的年代越来越长久，俸禄也不断地增加，要给一个锦衣卫的佥，还要给一个锦衣卫的同知，再继续加，锦衣卫的指挥使，二品官。
最著名的能工巧匠是苏州人蒯祥，在现在故宫的位置上，承天门（就是现在的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门（现在叫太和门），太和门进去是太和殿，但是明朝叫奉天殿，然后是华盖殿、谨身殿，明朝的故宫三大殿就是蒯祥设计的。明成祖朱棣真是值得同情，他把都城迁到北京来，很多人反对他，但是他坚定不移地要迁，而且大兴土木。在永乐18年建成了三大殿以后，明成祖一天都没坐——这三大殿毁于天火，这对于他的心理是一种巨大的创伤和打击。
古人是相信有来世、前生的，他是推翻他的侄子来做这个皇帝的，这个侄子下落不明，他就怀疑是不是祖先和父亲太祖高或是上天对他进行惩罚，明成祖四年之后就去世了。他当时审理事情，坐殿就在现在故宫的位置，太和门的东边，那个门叫东角门，就在那里办公，或者西角门，在那里办公，没有坐殿。蒯祥当时号称“蒯鲁班”。由于他的工程上的贡献，一步一步升官，升到工部尚书，正二品。后来是从一品俸禄退休。
所以分析之后发现原来有一千三百多个是能工巧匠，还有一千一百多个藏族和尚，这引起最大的争议的，在宫里养那么多藏族和尚主要因为两件事：第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且藏药往往比内地药有效，给皇帝贵妃看病调理，他们都有功劳；第二，只要藏地发生什么事情，北京的藏族和尚写封信过去，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来帮助解决藏区事务的手段。我又找出三百多个书法家和画家，另外还有两三百民间文学家，就在宫廷里面进行创作。
后来我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我们一个领导悄悄地跟我说，他说：“那些传奉官跟我们现在这些委员极其相似。”我们现在著名的医学家、科学家，可以做政协委员，那些传奉官里也有科学家。我有一次碰到山东一个研究明史的朋友。他就跟我说：“明朝对于儒学真是不关心。”山东的衍圣公（孔子的后代的封号）到北京去，山东的政府派中等车船把他送到北京去。他见过了皇帝以后，自己回来。明朝朝廷是不派车船把他送回来的。江西的张天师，明朝避“天”字讳，只能叫张真人，张真人到北京去，根据明朝的法度，江西政府派上等车船送到北京，办完事以后，朝廷用中等车船把他送回龙虎山。这不是比衍圣公的待遇要高得多嘛。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第一，你们的衍圣公是属于防治病的医生，有谁给这些预防病医生送红包呢？但是，张真人是外科医生，宫里闹鬼、皇后失眠、皇子夜惊等等，请衍圣公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请张真人的团队去，他在皇宫里头画两道符，挂上两把桃木剑，念一点经，当天晚上就好了，这是本事大。第二，皇后、皇贵妃、宫女都不生儿子，那说明是皇帝的问题。怎么办？衍圣公一定提意见，说皇上酒色过度，应该节制一下，把身体调养得壮起来，可能就有儿子了。但是张真人不是这样，他给皇上调理下药等等。于是宫女、贵妃可能就生小孩了。
还有下雨下雪这种事情。比如下雪，除了温度要求以外，还有湿度要求。北京虽然零下十度，但是湿度只有二三十，雪没办法下，南昌虽然只有零下二度，但它的湿度已经到了八十，雪才可以下。而且下雪比下雨对于北方更重要，一场大雨过后，北京可以飘船，可地下没有吃到水，水都流走了，但是冬天一场大雪覆盖，春天融化，渗透到地下，来年的旱情可以缓解，所以一年不下雪是极其恐慌的事情。遇到天不下雨的情况，张天师怎么办？衍圣公又怎么办？衍圣公来了就要说教，批判皇帝有失德之处，张真人不说教，他选好日子，沐浴更衣，带着弟子和文武百官开始祈雨。
当然，祈不到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也许三次就被他祈到了一次，乃至两次。这些是迷信吗？”我跟朋友说：“把不生小孩的皇后、宫女弄得能够生小孩，这就是治疗不孕不育症的医疗专家。他能够祈来雨雪，那就是一次成功的天气预报，当然不祈雨可能也会来，但是祈来的，心里安定。”
那都是当时顶尖的人物，皇帝和国家需要这一批人。明朝到一百年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说的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等以外，三教九流的的术士、风水师、相术师等全出来了，全方位的职业统统冒出来了。这个时候，明朝真好玩。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利，你就有一份饭吃，只要有利，你可能被皇家所看中，你就可以进入到皇家的体系，你的身份就不断提高，由白丁，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你就可以做到七品官，乃至二品。这个形式只存在了60年，然后推翻了，但是打掉不要紧，这种多元化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它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而这个时候海外也发生事，葡萄牙人在明朝150年左右，来到了中国的南海珠江口外，弄了一块地，于是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澳门。这样一来，西方的势力、文化就有一个进入到中国的桥头堡。从此以后，源源不断的西方传教士的入侵，西方的新技术，特别是西方的枪炮，开始是葡萄牙的，后来是荷兰的，然后是西班牙的种种武器也过来了，于是传教士也来了，像最著名的利玛窦，从澳门到肇庆，从肇庆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然后容不下他，又遣还到南京，然后又到北京，所以西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公元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受西班牙王室的聘请，远航发现了新大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郑和下西洋没有使中国走向海外，而西班牙的三条帆船竟然发现了美洲，从此这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的海外根据地？这跟社会需求和体制都有关系，我们郑和下西洋完全是官办，哥伦布是和西班牙王室签定协议，如果发现了什么地方，就是西班牙国王的领土，那个地方所收到的税，哥伦布得10%。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后来才发现，这个10%太重了。源源不断的美洲的白银通过日本、菲律宾进入到中国，到中国买茶叶、瓷器、丝制品，这样一来，海外贸易也兴盛起来。但是这些银子流到中国来，和明朝政府几乎无关，因为明朝政府是禁海的，但是它禁止海外贸易，走私是永远禁不了的。
我在福建漳州开过会，叫闽文化研究会。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二十分钟发言，安排到最后，也很好，最后发言可以高调，前面发言绝对不可以高调，你一高调，后来人家怎么办？发言是一浪一浪推向高潮。我最后一个发言，跟他们谈闽南文化的两大贡献，第一，闽南的小吃和闽南语的歌曲联系了海峡两岸，联络了大陆和海外华人。第二个大贡献他们听得很振奋，这是我的心里话。我说如果不是闽南人和中国沿海人民违法地出海与走私，台湾是谁的领土真不知道，中国将永远是一个内陆国家，是他们的违法走私与出海，使中国由一个内陆国家走向海洋，而这些禁止他们出海与走私的法律恰恰是违法的法律，违反人类生存法，沿海的民众本来就在海上谋生。
明朝政府搞不定海上的事，就不许下海，这个是明太祖高皇帝干的事情。明太祖本来想开放苏州的太仓，刘家港那里叫做六国码头，后来叫万国码头，所有的海外使团、商人都可以到那个地方，但是后来出现倭寇、海盗。明太祖也是草莽英雄，一怒之下下令封地禁海，所以明朝只允许外国使团到三个地方：第一，宁波。宁波只能接待日本的使团，而且日本的使团只能三年来一次，后来出现倭寇，要求他们只能十年来一次。但是日本人，你不跟他玩，他就跟你玩，它不像中国一样，是个大一统的国家，它是个岛国，谁也管不到谁，东北风一吹，九州岛的渔民商人到浙江、福建来比到北海道还要容易得多，所以他们一飘就过来了；浙江、福建的渔民，风一吹就可以飘到日本去，所以通商是经常的了。郑成功的母亲就是日本人，他爸爸在日本娶的老婆，生下了郑成功。
第二，泉州，后来挪到福州。泉州和福州这一块，只能对琉球通商，就是现在的冲绳，弹丸之地。唯一的一个口就是广州了，所有南洋、西洋的朝贡贸易全在广州，但是朝贡贸易是不赚钱。我们国家有一种很好的礼仪，叫做薄来厚往，朋友到我们这来作客，不远万里，花了很多的钱和时间，别人给点小小的礼品，我们要厚赠一点，要对得起别人。我们从来就有这样一种理念，所以政府的贸易是赚不了钱的，海外贸易的钱就到了商人手上。所以明朝从嘉庆到万历，社会上的银子多得不得了，但是和政府基本无关。
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中一条就是和民间来抢夺白银的。因为那时白银已经成为通货，你买什么东西都要通过白银，但是政府收的是米和铜钱，没办法跟民间进行贸易，所以明朝出现了这么一些事：第一，内部稳定，经济发展，第二，海外贸易通过走私繁盛起来。明朝的海军部队没办法作战，海军部队随着官场的腐败也越来越腐败。小的商团来了就收税；大的商团过来了就逃跑，因为海商从来是亦商亦盗，一条船几百人都是有武器的。茫茫大海之中，碰到海盗就要打，碰到小队官兵敲诈勒索就把官兵杀掉，衣服扒下来，丢到海里去；碰到大部队就乖乖地交税。所以明朝就成为一个既好玩又有钱的社会。而这些白银，很多就是通过通商来自美洲的。这样一来，社会的繁荣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方志远，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贝尚视频独家签约作者，小破站课程《方志远教授讲明史：明朝之亡》正在开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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