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科学报》记者张文静
1727年3月20日，艾萨克·牛顿去世。他生前并未留下遗嘱，却留下了总计800余万字、凌乱不堪的手稿。
这些手稿里到底写了什么？后来辗转流落谁手？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手稿持有人对手稿内容秘而不宣？又是谁揭开了手稿的秘密，从而拼凑出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牛顿？
对这些问题，最近出版的《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给出了答案。
牛顿手稿的“继承者们”牛顿终生未娶、没有子嗣。在他去世后，除了五份陆续出版的手稿外，其他绝大多数手稿都由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及其丈夫约翰·康杜伊特所继承。
康杜伊特既是牛顿的外甥女婿，也是他生前的挚友和坚定的支持者。与其他只关心手稿出版能赚多少钱的亲戚不同，康杜伊特夫妇认定这些手稿具有巨大的价值，必须妥善保存。
康杜伊特曾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最后并未成功），因此他在牛顿去世前就对他做过一次专访，在其去世后仍四处搜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
但对于手稿里的内容，他却不愿对外透露一个字。部分原因是这些手稿数量巨大、散乱、难以整理，更重要的是，他要维护牛顿的个人声誉。
牛顿去世时，其个人声誉达到了顶峰。他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支持者们奉为虔诚的科学圣徒、英国理性的典范。
然而他去世几年后，关于这位科学巨人宗教信仰的流言蜚语开始流传起来。其在生前就已有所显露的异端思想的蛛丝马迹，此时变成了社会公开谈论的话题。在当时的时代，这些猜测一旦坐实，会对牛顿的声誉造成巨大影响。
牛顿的宗教思想到底如何？这些秘密就藏在他的手稿中。他留下的手稿除了涉及力学、数学、光学的探索笔记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秘密的炼金术配方以及拒斥三一神论的、激进的异端思想。
所以不难理解，康杜伊特为何始终将这些手稿藏于家中，使之远离外界窥探的目光。也正因为手稿的隐匿，对于牛顿宗教思想的种种猜测，最终未能对牛顿的公共形象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1737和1739年，康杜伊特和妻子相继去世。此后，牛顿手稿转到了与他们女儿联姻的朴茨茅斯家族手中。此后的150多年间，这些手稿静静存放于朴茨茅斯家族的赫斯特本庄园之中，除了偶尔有人匆忙翻阅之外，再无波澜。
“完美的怪物”是否存在？就在手稿尘封于贵族庄园的时候，外界对牛顿其人的争论却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愈演愈烈。
18世纪20年代，拿破仑战争的硝烟散去，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如火如荼的产业革命。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愈发突显，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关注牛顿，好奇他的生平和天才特质。
到了19世纪，随着更多史料的披露，人们惊讶地发现牛顿可能存在另外一副面孔。有人说，牛顿在55岁那年一度精神失常，此后变得乏味枯燥、思想平庸，终日沉湎于神学的迷思。
还有人指出，牛顿处处针对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是个敏感易怒、睚眦必报甚至两面三刀的人。
自然，也有人出来捍卫牛顿的形象。1833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第三次大会上，“科学家”一词被提出来，用以称呼那些从事一般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这是一个拥有共同信念——探索自然规律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新群体。
同时，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以往将科学和技术进步寄托于个人努力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为，对科学的巨额公共投资必不可少。
因此，对牛顿声誉的捍卫不仅关乎科学家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关乎能否为科学发展争取到资源。
这些争论并没有形成定论，但无论如何，仅从单一角度刻画牛顿形象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这让人们开始思考，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家其人与其科学工作的关系。
那时，科学史的早期推动者奥古斯塔斯·德摩根就提出，应该将牛顿的性格和信仰与其科学成就区分开来。
在他看来，许多传记作家希望将牛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怪物”，但实际上，这个“完美的怪物”并不存在。
“最后一位魔法师”显然，在19世纪激烈的论战中，牛顿手稿并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1872年，朴茨茅斯家族决定将手稿中涉及科学的部分捐赠给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邀请了四位学者负责手稿的整理工作，直到1888年，手稿的编目和切割才终于告一段落。此后，这些手稿依然默默存放在库房里，无人问津。
时间来到1936年，朴茨茅斯家族将手中的非科学手稿交给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这场拍卖吸引了很多买家，其中就有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尤其关注那些关于炼金术的手稿。在他看来，这批手稿可以彻底修正人们对牛顿的理解。
他认为，牛顿的世界观并非以理性的科学为主导，而是尊奉一个更古老的世界图景，即认为世界是互相联系的统一体。由此有了他这句名言，“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
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他看待可见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方式，与数千年以来为人类思想传承添砖加瓦的先哲前辈，并无不同”。
而对于牛顿精神状态的老话题，凯恩斯确信，牛顿的神学和炼金术信仰出自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手稿显示出“严谨的学识、准确的方法、极度冷静的陈述”，是牛顿在步入晚年或可能出现精神失常之前就已经写完了的。
这次拍卖使得牛顿手稿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牛顿手稿的研究才真正走上正轨。
“1872年，当牛顿手稿第一次被拿到剑桥大学时，人们想得很简单，觉得这是一位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很快就能把手稿整理好。可是这一做就是16年。人们这才意识到，手稿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工作，解读它们需要相关学科的专家。这就是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呼唤。”
该书译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王哲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道出了手稿研究的这一重要意义。
《牛顿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著，王哲然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定价：68元
延伸阅读
不算正经的学术工作，手稿整理只是体力活？在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带动下，牛顿研究蔚然成风，甚至被称为“牛顿产业”。基于手稿的牛顿选集纷纷出版。
很多学者根据个人偏好，试图从手稿中揭示牛顿的不同侧面。有人认为牛顿开创了独具一格的“牛顿主义”思想风格，强调在物理世界中反复检验数学模型的真伪；有人指出牛顿是一位炼金术士，认为地球是一个具有生命、能够呼吸的有机体；有人则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牛顿的情感关系。
也有学者不愿转变或解构牛顿的形象，仅仅满足于使用新的手稿材料探究科学方法层面的问题。
但在《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作者、科学史学者莎拉·德里看来，这些研究仍试图将牛顿简单化，而忘了手稿中还蕴藏着更为开放和多元的可能性。
德里认为，那些松散斑驳的纸稿、反复修改的笔迹，与其说揭示了牛顿构筑哲学大厦的基础，或是描述他理性思考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体现了他“永不止息”的思想状态。
“永不止息”一词出自牛顿的一封信，后来成为迄今最权威的牛顿科学传记的书名。“那颗运转不停的头脑的确在寻求真理与统一性，若是轻而易举就能将它们讲清楚，恐怕很难令人满意。”德里在书中写道，这些手稿“不是对单一事实的叙事，而是对大量相互交织的事实的叙事”。
“这也反映了手稿研究的价值所在。”王哲然说，“它为很多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材料，也提供了无法预知的可能性。”
王哲然自己的研究就与手稿密不可分。他的博士论文《文艺复兴透视法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后来从事的科学仪器和技术发明的复原研究，很多内容都建立在对达·芬奇手稿的研究基础之上。
“我之所以能做这些研究，正是得益于一个意大利的达·芬奇手稿数字化项目。手稿研究是一个能惠及整个学界的、具有长尾效应的学术工作。一位手稿整理者无法预期自己的工作将会帮助到谁、产生怎样的学术成果。”王哲然说。
然而，与其研究价值相比，最基础的手稿整理工作则处于“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哪怕是在西方，研究机构也更鼓励创新性成果，一般认为手稿整理相对而言是体力活，学术成果评价上会比较低，甚至不被算作正经的学术工作。”
王哲然说，“这对我国学界也是一个提醒。现在我们要大力发展基础研究，那么那些基础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是不是也应该得到支持？”
在王哲然看来，这种基础性工作非常有助于人才培养。“一位精于基础工作的研究者，论文可能发得不多，但知识储备和学术功底往往很深厚，是上专业课、带学生的好手。
如果人人都去赶时髦、追热点，忽略了这些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长此以往，将使学术研究日益浅薄，造成很大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