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经丧乱，仕途坎坷
魏征（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长贤曾仕北齐为屯留令。魏征少年时父亲即去世，家道中衰，陷于贫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做过道士。从小爱好读书，多所涉猎。时值隋末，天下渐乱，他“尤属意纵横之说”。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反隋，以响应李密，召魏征为典书记。从此，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义宁元年（617）九月，元宝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征写信致谢。李密因喜爱魏征的文辞，特召请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从此，魏征即在李密属下任职。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机歼灭李密军。李密召集众将商议，多主张应战，魏征却劝告长史郑颋说：“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魏征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确的建议，郑颋不但听不进去，反蔑视为“老生之常谈”。他生气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征所料，交战之后，李密军全线溃败，死伤大半，郑颋等将佐被俘，李密走投无路，遂入关降唐。
魏征随李密归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请安辑山东，于是被授任为秘书丞，乘驿传到达黎阳。这时，李密旧将李勣仍拥兵据守，魏征致书李勣，认为李密拥兵数十万，一蹶不振，已归降唐朝；今黎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宜早归降，以免后患。李勣得魏征信后，遂决意降唐，并开仓运粮，支援淮安王李神通军。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征，任其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征再次归唐。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引荐他任太子洗马。从此，魏征成为东宫的座上宾。
魏征事奉皇太子，竭智尽力。他见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夺宗之志，为提高太子声望，稳固储君地位，便与太子中允王珪劝告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
太子依从其建议，奏请了高祖，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以讨伐刘黑闼。魏征随太子远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连破黑闼军。鉴于以前的高压政策，致使窦建德余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议说：“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由，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因此，刘黑闼也很快束手就擒，从而结束了河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
魏征见秦王功勋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严重威胁着太子地位，常常劝说太子快想对策，李世民也风闻此事。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事变，秦王诛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召来魏征，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他却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秦王听了虽一时很气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干与耿直，仍以礼相待，引荐他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征任谏议大夫。原太子及齐王之党羽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犹不自安，有的人还告捕以邀赏，闹得人情不安，于是派魏征宣慰山东，并允许以便宜行事。魏征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他说：“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遂当即命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征不顾嫌疑、忠心奉国深为敬佩。
极言直谏，一代诤臣魏征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征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
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征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征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征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征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征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征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征“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征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征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征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征家，赐帛五百匹。魏征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征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征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征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征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征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征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魏征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征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征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魏征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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