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日引发热议的医生被害事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媒体和民间有很多讨论。而首先引起笔者深思的是一个并不处于中心但同样值得探讨的问题：当家中的高龄老人身患重病、生命接近终点时，除了在医疗机构救治到最后一刻之外，家人子女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我的父亲今年4月走了。他老人家86岁了，也算是喜丧。他八十岁以后，基本就在床上躺着，不怎么动，虽然是五十年代北航毕业的大学生，但是连电视和报纸都没有兴趣看。在他走之前一个月，在屋里摔了一下，慢慢地各种事情都不能自理（现在回想起来，他摔倒，应该已经是小脑退化的结果了，后面的不能自理，只是脑退化的进一步表现）。我的一个表姐，我爸二姐的大女儿，是他最喜欢的外甥女，她也把我爸当最亲的亲人之一。她听了我爸的情况后跟我说，不要犯她犯的错误，她妈身体不好了，非要劝她去医院；在她妈明摆着不行的时候，糊里糊涂地签名同意抢救，结果两周挨了很多刀，受了很多罪，还是走了。所以她想通了，谁都有这么一天，但是走得不要太惨。也算是我爸的福分，彻底卧床没几天，没受什么罪，在睡觉中走的，也算是好走了。
并且，这不只是老人受罪、子女受累的问题。数据表明，世界上医疗开支的多数，都是花在了人走之前的几天里面。用一句听起来很冷漠的话说，各国政府的医疗开支的主体，花在了彻底没有结果的救治上。这些资源，如果用到其他人身上，从国家角度来讲，会是更有效的政策，使更多人受益。
前几年我在哈佛访学，所在的中心（Edmond J. Safra Center for Ethics）成立三十周年庆祝的时候，请来了曾在中心访学的著名肿瘤医生和生命伦理学家伊曼努尔（Ezekiel J. Emanuel）。他的一篇最广为流传的文章题目叫作“为什么我希望在75岁的时候死去？”（他在庆祝会上指出，这个标题是编辑改的，他的抗议也没什么结果，除了招来编辑一句相当于中文“去你妈的”的话以外。）他指出，平均来讲，虽然发达国家如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是医疗的进步只是防止了本来致命的疾病把人杀死，而并没有让人能在延长的生命中健康地生活。对此，我们不得不问：如果要在痛苦很少地死亡，与彻底失去情感与理智乃至活动能力地活着之间选择，我们真的都会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吗？我们是希望子女记住一个生龙活虎、充满爱的父母的形象，还是一个大小便不能自理、不能言语，甚至举止暴躁、日渐陌生的亲人的形象？在伊曼努尔的文章中，他引了欧思乐爵士（Sir William Osler——他的名字译成“偶死了”大概更与他说的话般配）的说法：肺炎可以说是老年之友，它可以让老人相对无痛和比较快地死去，从而逃脱对他自己和亲友而言都很糟糕的生命的日渐枯萎。当然，这绝不是鼓励社会遗弃生病的老人。伊曼努尔自己的主张是，如果他75岁以后被诊断出癌症或者其他致命的疾病，他将拒绝医院的治疗，在家中与亲友告别，尽量平静地等待死亡。
人类有求生的本能。但早在西哲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苏格拉底就指出，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的存活是否有价值。他提到了一个医生，自己病得很重，只能竭尽精力，发明新的药让自己苟延残喘，然后继续去发明新的药救治自己。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的医生与这样的医药，是不配存在的。当然，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让我们值得活下去的价值，不仅仅是从国家医疗资源分配的意义上来讲，而更多的是从个体尊严以及希望在子女和其他亲友之间留下美好的记忆而言。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死亡。
但是，存活的价值，是否只有这些呢？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场纪念会上，美国著名的（年过75岁但依然充满活力的）道德理论家侃姆（Frances Kamm）就语带讽刺地表示，确实如伊曼努尔所说，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在75岁的时候可能不再能保持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活力，但他可以考虑成为生命伦理学家。前面提到的《理想国》里的医生，他自己的生命可能不值得救治，但是他发明的医药可能会被用在值得救治的人身上（苏格拉底对此是否定的，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并且，一个老年人对生命的执著，也可能激励下一代。对老年人的短期但是全面的照顾，其实也是子女对自己幼年时被父母全面照顾的一个反哺。当然，如果老年人和亲友清楚地知道，他一定会失去所有使他成为家人心目中的他的特征，让他的生命苟延的代价是他必须承受清醒时绝不想承受的痛苦，他们也许会更倾向于选择放弃。问题在于，医学并不能给我们这样的确定性，因而这种选择，不但对老人自己，对家人也仍然是一种艰难的选择。
前面提到我们家老爷子，虽然说是喜丧，也没有什么痛苦，但是他的死亡鉴定上，出现了“纳差”这个说法。开始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后来猜出来，应该指的是身体吸纳得比较差的意思。当时老爷子渐渐放弃了主动进食，最后连喂藕粉都很难。虽然理智上我觉得我们家人是尽力了，但是每每想起，我总还是心里别扭，觉得老爷子是饿死的，觉得我们还可以多努力一点儿。在开头提到的医生被害事件的报道中，我看到那个老太太的诊断里也有“纳差”两个字，心里不由得又咯噔一下。我现在还是觉得，如果在类似那种情境下，我是不会让家里老人去医院急诊室活受罪的，虽然老人走了以后，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尽了子女应尽的、能尽的孝。这种两难，总会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人活着，就要接受生活中的种种两难，就要学会在两难中做出选择，包括拥抱死亡的艰难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