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92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要纯粹还是要挣钱)(1)

作者/李静玉 编辑/ 李忻融

本文首发:娱乐资本论(yuleziben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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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Lights Tiësto - Red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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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歇的节奏,灯光肆意,舞台上的DJ高喊着“put your f***ing hands up”,“make some noise”,舞台前方的观众高举着手,仰着头,等待被旋律操纵,被节奏洗脑,跳入音乐的陷阱,一起高潮,这是一群party animal。

远处VIP区域的卡座里坐着男男女女,灯光闪着他们脸,忽明忽暗,旁边站着的保安在抖腿,一些来看热闹的大妈们摇摆着广场舞的动作和舞步,这是乐杜鹃音乐节成都站上的一幕,重重的鼓点敲打着,几乎和心脏的跳动速度重合,多巴胺和肾上腺素不停地被激发,节奏容易让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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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先锋和多巴胺

电音在美国的起源,与黑人和同性恋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历经济大萧条,在底特律等一些工业城市,因为无所事事,人们就喜欢喝酒、跳舞、听音乐,那个时候,一些曾经的地下同性恋俱乐部开始来到“地面之上”,开始above the ground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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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音DJ

在中国,电子乐开始在地下萌芽也是在八九十年代,在那个中国摇滚乐经历“剧烈燃烧又快速熄灭”的时期,电子乐偏安一隅,在北京的几个迪厅、酒吧、俱乐部独自狂欢。

“那是电子乐最好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去北京杰杰(酒吧)、滚石(酒吧)跳舞,当时在88号俱乐部混迹的都是大明星啊,卡座里坐的是王菲啊,我当年在那里认识了好多大哥”,耀乐团团长兼DJ王璐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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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璐

今天,北京电音人群已经换了聚集地,“现在北京最潮的年轻人都在DADA(酒吧)和灯笼(酒吧),DADA每周五都有演出,你可以去看看,最好带一个朋友”,王璐建议。

一个周五晚上,小娱踏入了DADA的世界。

进去里面,吧台、桌上足球的台子就在昏黄的灯光下摆着,两个外国男生在打桌球,点完酒往左侧转,就进入更暗的空间,这里是DJ表演的地方,11点就有DJ开始热场了,吧员说等过了1点,会有外国DJ来演出,他指了指墙上的黑人DJ海报。

12点,电音酒吧才能真正high起来,在这之前,大家零零散散地坐着翻手机,手机屏幕反射的光才能让人看清手机主人的脸。

两个玩桌球的外国男生找了两个中国女孩同伴玩起来,12点快到了,DJ加快了电音的节奏,一声刺耳的鸣笛声惊起了大家的注意,外面喝酒的人都跑了进来,party真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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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A酒吧

这里最清淡的酒是什么?“性爱沙滩”,吧员说,脸上带着暧昧的笑。

“说实话,药物也是电音无法避讳的一部分”,有资深电音玩家说。

事实上,电音涌入中国和摇滚乐差不多是在一个时期,但是因为电音一定程度上的避世性,它不像摇滚那样带有强烈的政治符号或者政治诉求,因此一直以来“明哲保身”,电音更自我。

电音的流行和广泛传播和夜店文化、Club文化密切相关,夜店和club之于电音就好像live house之于摇滚乐和民谣。

一个外国女人站在DADA酒吧吧台的一角喝酒,她几乎站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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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崔健式的领军人物,

电音还没迎来黄金时代

几年前,你可能只听过《Red Lights》,却不知道Tiesto是谁,而如今我们甚至可以在国内电音音乐节上看到他。

就像民谣艺人们频繁赶场各种音乐节一样,世界百大DJ也开始在来中国跑穴,比如天漠音乐节请来了英国Example和以一首《Faded》爆红全世界的电音天才Alan Walker,比如乐杜鹃请来了Danny Avila,W&W,风暴音乐节请来美乐坛的“肉男”Flo Rida、DJ王子Kaskade、荷兰电音新生代Dannic、人气新星Oliver Heldens、以及2015百大DJ排名第二的Hardwell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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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Walker

这些DJ虽然也不便宜,“但是跟国内歌手、组合的价格相比还是便宜多了。”

但是国内却没有出名DJ出现。

“说到底是因为国内电音没有一个崔健那样的领军人物”,王璐直言。

“DJ很多,做DJ很容易,混个夜店很容易,好DJ却没几个”,麦爱文化CEO宋乙也这么说。

电音不只是EDM,还有trap、house等各种分支,对于深度乐迷来说,一个好的DJ也不只是会打碟,做一个好的DJ需要他有深度音乐素养和良好的音乐审美,“现在电子设备越来越智能,他可能一个下午就会学会如何切歌换歌,但是一个好DJ不只是做这些,而是需要他听过几万张专辑,几十万首歌,他了解起承转合,能够引导乐迷的情绪”,宋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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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乙

一般国内音乐节和世界百大DJ合作都是通过booking agency,但是依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而且出场费极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这些电音音乐公司想要稳定的艺人和降低成本,就是要培养签约自己的艺人。

目前,太过于依赖国外大牌就是国内电音音乐节的弊病之一,“我们没有自己的名DJ”,宋乙说,而一定程度上没有出现像周杰伦、李宇春那样的巨星也是电音市场依然不是主流的表现之一。

“我们的DJ包装也确实不如欧美”,国内DJ更像是一种职业,需要考取DJ证,在夜店打打碟,但是“没有一个是用艺人的包装手法来运作的”,所以王璐坚持做自己的耀乐团,推广流行电音音乐。

DJ艺人市场是一片蓝海,“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期,做中国自己的原创电音,在未来2年里一定会有电音明星从我们乐杜鹃诞生”,乐杜鹃联合创始人吕小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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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杜鹃创始人之一吕小锋

“我们更愿意找一个可能什么都不太懂的年轻人、有潜力的电音爱好者,培训他,包装他”,宋乙说。

另外乐杜鹃还想要和网易云音乐联合推出一个中国百大DJ的榜单。

也许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个天王级DJ巨星的时候,国内电子音乐才能真正迎来他的黄金时代。

不过,虽然国内电音领域没有崔健那样的领军人物,但是老炮儿也有不少。

倪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锐厉舞志》创办人、知名DJ,曾经创办了国内最早的电子乐节目之一《Digital Dream》,并以《Future Mix》为名举办一系列有影响的party和电台节目,有人称他是国内电子音乐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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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兵

他在接受娱乐资本论采访时就表示,“电音市场假大空,音乐节市场正在被资本破坏,我在继续做我不赚钱但是喜欢的各种地下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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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圈子不想主流,

但还是有人青睐

所以电音音乐节市场的爆发可能只是一种错觉,作为一种相对亚文化、小众的音乐流派,电子乐乐迷们一定程度上并不想走向主流,他们就像二次元人群那样,小心翼翼维护着圈子的纯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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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音音乐节现场

王璐告诉小娱,“就好比当陈绮贞走红了,之前喜欢她的人就不再喜欢了”,希望被喜欢和不希望被更多人喜欢是一种悖论,放在电子乐身上,这种悖论也恰是国内电音受众依然小众,电音市场还未成熟的表现。

所以电音音乐节一时的热潮也许是国内音乐节同质化市场寻求突破的结果。

不过,电音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必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电音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进步史。

纵观音乐史和乐器发展史,可以将其大略划分三个阶段。

“1.0时代的乐器是靠物理共振发声,2.0时代是拾音器识别共振产生了模拟音色,到现在是3.0时代,电子音乐抛弃了共振,使得乐器的音色拥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宋乙总结道。

“电子编曲是最复杂的,对技术要求最高的”,曾是音乐人的吕小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古典音乐讲究对称美,作曲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但是随着音乐发展,摇滚乐与流行音乐打破了之前音乐的套路,又陷入自己的套路,而电子音乐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之前所有的规则全部打破,打破对称,随时可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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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杜鹃音乐节现场

电音也极大地丰富了声音的种类,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音乐人会放弃传统乐器,直接用电子设备编曲,“不插电”逐渐稀少。

国内电音市场的火爆是因为电音爱好者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最开始听电音的都是些富二代,他们经常搞聚会,搞party”,乐杜鹃音乐节创始人邱枫说,“我们的VIP座位几万块一个就是有人买。”

酒精和电音是最佳伴侣,夜店和club的盈利状况相比于盈利状况不佳的live house来说也好很多,其中酒水消费带来的收入是一大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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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音DJ

据说在网易云音乐上,50%的歌单都是电音歌单,而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首流行音乐的的电音remix版,“Rihanna一直是R&B风格,她现在的作品也越来越电音了”,王璐说。

“未来的音乐市场是分众化的市场,电音不需要成为主流”,王璐言之凿凿。

有数据显示,今年国内电子音乐节有三十场多场,如果按照去年音乐节数量来衡量,这差不多占据整个音乐节市场的近四分之一。

不得不说,摩登天空成功融资,给了众多音乐公司以极强的信心,而摩登天空逐渐清晰的商业布局也几乎成了这个行业新的模板。

据娱乐资本论了解,乐杜鹃就想要做一个电音版的摩登天空,从上游签约艺人,音乐版权到线下音乐节,再到线上产品,方方面面都会涉及,构建一个以电音为中心,同时连接电竞、游戏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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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乐杜鹃现场

而他们构建产业链的想法深得政府的欢心。

以乐杜鹃第二站举办的城市成都为例,乐杜鹃的产业园落户在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区政府对这个项目尤其重视,当晚,青羊区官员也在现场,谈到对于这个项目的支持,他并没有太多疑虑,他说“最看重的他们的产业链,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大多时候,很多音乐节在地方举办完一届音乐节之后就跑了,没给当地政府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资产,而产业链的构建则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而对于电音文化的问题,青羊区官员也并不避讳,“文化是多元的”。

吕小锋透露“当年力挺崔健的那波老人现在开始在体制内做决策、起作用了,我们没想到迎来了政策最好的时候。”

地方政府对于音乐行业的重视力度也在加强,麦爱文化即将在厦门举办的电厂荧光沙滩音乐节同样获得了厦门市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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