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小戴的生平事迹，王锷在其论文《〈礼记〉成书考》中有着较为详细记载，对于戴德，王锷给出了这样的总结：“从年龄上推算，戴德侄戴圣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参加石渠阁会议，戴德为圣之叔，其为‘信都太傅’，应该是信都王刘兴的太傅，时间在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元月至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之间，故戴德治学、从政主要在汉元帝、成帝时期。”
相比较而言，戴圣的资料比戴德要多一些，该文中引用了《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的记载：
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为刺史五岁，入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
李光坡注《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清刻初印本
这段记载虽然有损戴圣的光辉形象，然而通过对何武任职期间的确认，以此来推论出戴德、戴圣的大致生卒人，因为对于这两人的生卒年记载，找不到直接的材料，王锷在其文中写道：“据《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记载，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何武年十四、五岁，到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时，何武已经在五十岁左右。当时戴圣斥何武为‘后进生’，其年龄起码在六十岁以上，由此上推，戴圣约出生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或者更早。戴德、戴圣是叔侄关系，年龄差距也不会太大。按照规定，‘年十八以上补博士弟子’，则戴德、戴圣从后苍学习今文《礼》，当在汉宣帝时期。”
如果确认《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的记载无误的话，那么这里又有了新的矛盾：因为汉宣帝甘露三年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而当时戴圣也参加了此会，按照《汉书·儒林传》上的记载，戴圣是先当了博士，而后又任九江太守，可是《何武王嘉师丹传》中却说：“太守自免，后为博士。”
那么，戴圣究竟是先当博士之后才去做了九江太守？还是他辞去太守之后又去做了博士呢？对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记载，徐耀环在《戴德、戴圣生卒年代的推测》给出了如下的说法：
博士，汉时为官爵，非如现今之博士为终身名誉。《汉书》中记载戴圣曾做过两次博士，一在《儒林传》云：“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一在《何武传》云：“九江太守戴圣……。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一言其先做博士，后为九江太守；一言为九江太守，后为博士。今察诸《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知博士为一官职，领有薪俸。既为一种官职，则可随时辞职，或复职等。如《汉书·翟方进传》云：“河平（汉成帝年号）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知翟方进曾由他职转任博士官，再由博士官迁为朔方刺史。故知博士为官职，非为终身名誉。是以，戴圣先以博士官论礼石渠阁经学会议，后迁为九江太守，再由九江太守，转为博士一职，有何不可？是以戴圣两度为博士，并非史书记载错误。
看来，此博士非彼博士也。今天的“博士”乃是学位，而古代的“博士”则是官职，既然是官职，那几起几落也没什么不正常。而王锷也有着同样的认定，他在《〈礼记〉成书考》中说道：“戴圣约生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或更早，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他已经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所以，戴圣治学、从政主要在汉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公元前50年）以后，即汉元帝、成帝时期。他先后两次为《礼》经学博士，官至九江太守。在传习今文《礼》的同时，编纂了《礼记》四十九篇，教授弟子，并有《石渠礼论》四卷、《群经疑义》十二卷等著作。”
经学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别，那《礼记》属于哪一派呢？王国维对此有着如下的论述：
《汉志》及《说文叙》皆云孔壁中有《礼记》，乃谓《礼古经》五十六卷。此（指《景十三王传》）既言《礼》，复言《礼记》，《礼》盖谓《礼经》，《礼记》盖谓《汉志》“礼家《记》百三十篇”之属。《隋书·经籍志》云：“刘向考校经籍，得《记》百三十篇、《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二百十四篇。”《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十四篇。”数正相合。则献王所得《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是大、小戴《记》本出古文。
（《观堂集林》上册）
王国维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无论《大戴礼记》还是《小戴礼记》，都属于古文经学，然而从二戴的师承来看，他们又属于今文经学的正传。如何来解释这之间的矛盾呢？廖平认为，《礼记》一书中既收录了属于古文经学家的著作，同样也收录属于今文经学家的著作。廖从中选择了如下九篇今文经学著作：“《王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祭统》、《丧服四制》”。
除此之外，他又选出了23篇属于古文经学的篇章。那剩余的部分属于什么呢？廖平又将其分为了两类，他认为其中有4篇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混杂在一起的篇章，余下的10篇廖平则认为，这10篇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完全相同的篇章。廖平的这种分法可谓是一种创见，他的这个观点到了业界的大多数赞同，但也有人认为廖平的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比如皮锡瑞就说“未必尽可据”。
《礼记》一书虽然是《十三经》之一，然而后世的评价却有褒有贬，比如陈澔则认为《礼记》一书：“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中载有朱子对《礼记》的评价：“《仪礼》，体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故不能见其本末。”
看来，朱熹认为《仪礼》要比《礼记》重要得多。可是，理学家们最看重的“四书”，其中有两书——“大学”、“中庸”却是从《礼记》中摘录出来的。既然其中有这么重要的篇章在，那为什么对它却不重视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朱子《乞修三礼札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
看来，朱熹真的不喜欢《礼记》，他甚至提出把《礼记》的篇章拆散后重新编入《仪礼》中。宋代的郑樵也对《礼记》颇为不满，他在《六经奥论》卷五中说：
《礼记》一书，《曲礼》论撰于曲台，而不及五礼之大本；《王制》著述于博士，而尽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于《吕览》，而录秦世之官；《缁衣》本乎尼子，而改《鲁论》之文；《礼运》载夫子之说，有亏于名教；《经解》引《易》之纬书，而尝褅之说多牵夫子之绪论；《明堂位》论周公践阼，世世祀以天子礼乐；《檀弓》载舜葬苍梧，夫子墓马鬣封之类，皆流俗之妄语；《儒行》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夸太者；《玉藻》一篇颠倒错乱，且不可以句读。
陈澔集说《礼记》明正统十二年内府刻大字本
虽然如此，《礼记》在后世还是受到了重视，比如南宋的卫湜用了20年的时间写出了160卷本的《礼记集说》，此书摘引了144家前人的经说，可谓是《礼记》文献集大成之作。而陈澔也作过一部《礼记集说》，此书也称《礼记集注》或者《礼记集传》。但是陈的该书主要是本着朱熹的观点，其追求的是通俗易懂。
陈澔撰《礼记集注》十卷，明万历建邑书林兴正堂刻巾箱本
陈澔撰《礼记集传》十卷，明嘉靖九年湖广都御史朱廷声刻本
对于陈澔的这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予以了如下公允的评价：
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于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澔注之浅显；宋代莫善于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澔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干，干为朱子之婿，遂藉考亭之余荫，得独列学官……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于古。于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清代乾隆年间，礼学大受重视，在乾隆元年就开办了“三礼馆”，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为此也带动了民间的研究，《〈礼记〉开讲》一书统计出了清代的研究专著有250多部之多。
对于戴德、戴圣的故里，《后汉书·桥玄传》中说：“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
桥玄是梁国人，而戴德跟他同郡，以此推论出戴德也是梁国人，《初学记》中也有这样的明确记载：“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
然而戴德究竟居住在梁国的哪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则称：“至汉信都太傅戴德，世居魏郡斥丘。裔孙景珍。景珍，后魏司州从事。仲孙胄。胄字玄胤，相太宗。孙至德，相高宗。戴氏宰相二人，胄、至德。”看来，戴德居住在斥丘。
对于斥丘，马晓玲在《大小戴姓氏谱系及故里考述》一文中说：“斥丘县，王莽时改为利丘，东汉复名斥丘，仍属魏郡；北齐天保年间更名成安属清都尹；隋朝仍名成安属相州，唐初属磁州，贞观初，改属相州，天佑二年（905）复名斥丘，三年改属魏州；五代后唐复改为成安县，仍属魏州。斥丘故址在今河北省成安县。大、小戴故里位于成安县北乡义村。”
这段话明确地说，大、小戴的故里在今天的成安县，而民国年间所修《成安县志·金石》中则载：“城东北二十里北乡义村有汉大儒二戴碑，代远年湮，风霜剥蚀，字迹模糊，莫可辨识，惟中间云：汉大儒大、小戴故里。”
《县志》中所载的这块碑是哪里来的呢？马晓玲又在文中说：“北乡义《刘氏家谱》记载着二戴碑的来历：明朝礼部尚书刘公遭祸变被满门抄斩，其孙刘士元逃至北乡义村，被二戴后裔收留，因感叹民风醇厚遂定居于此。清代中期刘姓成为大姓，而戴氏家族已经无人，刘氏追思戴氏救祖之恩，便于村南官道北侧立‘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一通以资纪年。至今当地仍流传着‘戴家碑，刘家修’之说。”
对于这块碑的今况，马晓玲在该文的末尾说道：“文革期间，二戴碑不知所向。1992年成安县政府重新建立‘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并于碑阴刻写了大小戴辑注《礼记》的功绩：‘礼记二人辑，载入成安，百姓从来钦大圣；宋朝三字经，述评戴著，九州总是仰高贤。’成安县北乡义村作为大小戴故里受到世人的追寻和景仰。”看来，大、小戴故里碑又刻了一块竖立在了本村。那么，这里也就成为了我景仰戴德、戴圣的朝拜之地了。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这一天我在河南安阳包下了一辆出租车，驶向河北成安县北乡义村前往寻找“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穿过大名县城，在入县城路口的转盘上，立有汉白玉雕的麒麟。看来，县里的确把卢俊义看成大名县的大名人。只可惜雕造得有些比例失调，手法也较为粗糙。不过话又说回来，麒麟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谁也不知道。孔夫子的代表作《春秋》，该部宏作的最后一个字就是“麟”，按史书记载，他老人家确实见过麒麟，然此后还有谁见过这种瑞祥之物，我就不了解了。
驶到魏县，离县城还有二、三公里时，遇到大堵车，马上让司机停下，我跑上前找警察打听。一警察告诉我，因为村民打群架把路堵死了，不知何时能解决，建议我从南边绕行。我看了一下地图，感觉从北面绕行应该更近，结果上了地图的当，几公里的路走了近一小时，除了路面大坑连连的原因外，还因为车前有一辆拉玉米芯的蹦蹦车，其装车的技术十分高超：车厢上的玉米芯装在巨大蛇皮袋里，蛇皮袋码在车厢上，高和宽至少是车厢的三倍。
路名
此路极窄，被其将整条路占满，自行车都错不过去，他可能是担心货物颠落，竟把车开得比乌龟还慢，时速绝对不会超过两公里，司机拼命鸣笛，其实我知道一点儿用都没有，你总不能把他的车掀到地里去吧？！
终于看到了这块碑
此碑就竖在街边
终于到达北乡义村，没想到这也是失望的一程。在村中唯一的大道上，终于找到了戴德、戴圣的这块碑，此碑既无碑亭也无碑座，孤零零地处在人行便道上，那个惨样像个拴马桩，车来人往，经过的人没有一个会瞥它一眼。我站在路边静静地看着这块蒙尘的碑，心下黯然。碑的背面是一排门脸房，听其中一位店主介绍，原碑早被县里收走了，听说是为了保护起来，现在立的这块儿是十几年前重刻的。寻找大、小戴碑是我“经学之旅”第二程的最后一站，没想到访得者竟是个仿制品。
很容易忽略过去
虽然我从马晓玲的文章中已经知道这块碑是1992年成安县政府重新刻制的，但我总觉得政府既然在此刻起了一块碑，总应当再建起一座碑亭，以便增加人们对这两位前贤的敬意。我写此文时，已距我的寻访时间过了四年，真盼望着在这四年时间里这里又有了新的变化，以便能够让更多到此寻访故里碑的人不再失望。
真希望有个碑亭
看完故里碑之后，请司机把我送到邯郸市。一小时后始达邯郸，天还未全黑，是第二程归宿最早的一晚。这一程有10天的时间，竟然没有吃上任何一顿午饭，今天中午吃了半个面包，另半个分给了司机。
司机任姓，临漳人，是当地大户：“我们家有家谱，从明代开始没断过，我是第二十四代，家乡原有个大铁佛，在大炼钢铁时，村民们用绳子拴住铁佛的脖子，二十多个人才把铁佛拉倒，用锤子砸碎炼铁了。”以前仅知道沧州的铁狮子是一直留存至今最大的古代铸铁件，而今听司机的形容，他们村的那个铁佛也很巨大，就这样被糟蹋了，想想都心疼。
今晚心情总算放松了下来，决定犒赏自己一下，宾馆对面有一家装修漂亮的饭店，名“一篓油”，就凭这个奇怪的名称，我也要进去看看。饭店外观装修的主格调是“万”字纹的中国红，里面的装饰和家具却都是欧式的，然餐具却是地道的国货：仿宋兔毫盏，欣赏着这些中西合璧的杂揉，吃了些什么，倒一丝也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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