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书》所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 ...”这个说法认为：突厥起源于匈奴以北的漠北索国，并且，是狼的后代，可见其生活之野性。
突厥是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早期时突厥族逐渐发展，势力壮大后拥有了人数众多的军事实力。到了隋朝初期突厥族内部出现了分歧，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各自控制着北方大片的领土。隋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东、西突厥又重新合并，势力发展迅猛。
此时，他们已然成为了横跨漠北、西域的强大民族，对中原地区更是虎视眈眈。
就在突厥兴盛时期，隋末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逐渐蔓延到了全国各地。此时的起义军大大小小有上百支，其中，有三支强大的义军脱颖而出，分别是：李密、翟让领导的河南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军。
为推翻隋王朝的残暴统治，起义军们殊死奋战，浴血拼搏。公元617年，隋朝政权瓦解，各地起义军也遭到了重创。之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乘虚而入，起兵反隋，窃取了农民起义军的战果。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建立了唐朝政权。
李渊、李世民起兵之际，突厥军队乘机打劫，南下晋阳，大肆抢掠。突厥的突然袭击让李渊父子大吃一惊，这股势力不可小觑。李渊势力正起，如果不稳住这个强敌，夺取天下将成为泡影。在这内乱外患的情势下，李渊父子感到：要想胜券在握，就得暂时和突厥维护好关系。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这股强大力量对自己的威胁。于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和其部下的刘文静商量对策，由李渊给突厥始毕可汗写了一封“称臣纳贡”的信件，并备上厚礼，让刘文静前去与突厥谈和。这件事看上去令人不齿，但是，历史证明：李渊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刘文静见到突厥可汗，表达了李渊的态度：愿意和突厥议和，一起攻打长安，夺得的土地归李渊所有，金银财物归突厥所有。可汗听之喜出望外，也正中下怀，为表诚意，可汗还送上了马匹上千，并命令两千骑兵随刘文静奔赴太原扶持李渊。
李渊、李世民父子抓住了突厥可汗只贪图眼前利益的心思，最终，消除腹背受敌的隐患，更为夺取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久以来，李渊给突厥纳贡已经是忍辱求全，但是，利欲熏心的突厥可汗还是不满足，得寸进尺，找各种理由让李渊进献财物。到李渊登基为止，给突厥献上的贡物已经数不胜数，但可汗恃强凌弱，每每派人出使长安，都骄横无礼。
高祖李渊因天下还未安定，每次都是强忍满足，更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力量悬殊，面对实力强大的突厥，高祖只能不断的满足可汗无尽的贪念，甚至，在始毕可汗死后李渊为其举行盛大的哀悼用帝王之礼，这是何等的卑躬屈膝呀。
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李渊父子认为：唐朝政权刚刚建立，天下动荡时局不稳，实力上与突厥无法抗衡，为了稳住这个劲敌，只得百般强忍。但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突厥越来越觉得索取财物已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便不再安分了。
之后，他们屡屡南下，开始侵犯中原大地，并掠夺了大量的人口、财物。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突厥可汗率领数十万大军直抵长安，在渭水之北安营扎寨，其阵容威慑四方。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此时，唐太宗李世民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
他也自知以现今大唐的实力无力抵抗，便隔渭水河与可汗相议和，表示：愿意献上丰富的金银财宝，向突厥称臣，友好结盟。颉利可汗这才满意退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渭水之盟”。避免了唐朝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从而也稳固了唐朝初立的根基。
自“渭水之盟”后，李世民更加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广纳贤士，重用人才，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励精图治。公元629年，大唐的综合国力得以增强，军事力量彰显，军队的战斗能力大大提升，足以抵抗突厥的侵犯骚扰。
十二年臣服于突厥让李世民再也忍无可忍，这些耻辱让他做梦都想除掉这阴魂不散的敌人，如今大势所趋解决突厥问题唾手可及。李世民经过缜密筹划，做足充分准备，命令大将李靖率唐朝大军主动攻打突厥。唐军长驱直入，大败突厥，最终，活捉了突厥可汗。
这一胜仗打得痛快淋漓，遗留多年的突厥问题得以解决，历史终于翻过了大唐王朝向突厥“称臣纳贡”这一页。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在突利可汗故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颉利可汗故地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皇帝之一，在他统治期间，曾出现过享誉盛名的“贞观之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为后世所称颂。大丈夫能屈能伸，为处理突厥问题，大唐忍辱称臣十二载，一朝雪耻尽显英雄气概，实为我们敬仰、学习。
如今的“突厥”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各个民族的统称，大多是历史上受突厥人统治或者突厥化的其他民族，以及，古代突厥人的后裔了。
参考资料：
【《周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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