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左二）在农讲所大门口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虽然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只有36岁，但他提出的平民革命理论，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其中，他提出的农民运动思想，是平民革命理论的精华，是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及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有相通之处。
农民运动思想的来源
邓演达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是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的形成来自从小受祖辈务农家庭环境影响、大革命时期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太平天国土地纲领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两次出国考察所产生的影响。然而，研究邓演达农民运动思想，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受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运动影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派出力量，先后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阳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特别是1922年7月由澎湃领导的第一个海陆丰农会的成立，点燃了农民运动火种。他们不但帮助会员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反对封建恶习，而且带领农民打击土豪恶霸的剥削，取消苛捐杂税，逐渐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使农民运动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1923年1月，邓演达的家乡惠阳也陆续成立了农会，并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农会召开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归”即归善，惠阳旧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声威，很快传播到东江地区和全省农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风暴席卷广东。
在此期间，邓演达还正处在他革命生涯的第一个职业阶段——军队的指挥官。1921年12月，邓演达受邓铿的委派，陪同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去广西桂林桂王府北伐军大本营，参见孙中山磋商国家大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1922年3月，邓铿遭暗杀后，他成为粤军第一师中团结全师忠诚拥护孙中山的中坚人物。同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因深知邓演达对革命夙具忠心，且英勇善战，乃调他率所部负责拱卫大本营。邓演达出身农家，且家境贫寒，从小就对封建地主的剥削有切身感受，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了解。他投身革命后，不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还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的坚定捍卫者，在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他有所领悟。而此时，经过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痛定思痛，寻求新的道路，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分别进行多次交谈，很受启发。孙中山邀请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着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一批共产党员也以个人的身份陆续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所有这些，让邓演达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
在合作共事中受共产党人的影响。邓演达曾先后两次在黄埔军校任职，这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二个职业阶段——负责军队的教育工作。在合作共事中，共产党人坚持原则、勤奋工作的精神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进而彼此相互信任，并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24年1月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他作为7位筹委会成员之一，开始了与共产党人合作。军校筹备之中，在怎样办学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办学教育方针的尖锐斗争，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主张效仿日本式教育方针；而邓演达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主张苏联式教育方针，两人因此经常发生争执。邓演达认识到，学习和坚持苏联式教育方针，是一种革命，是新的军事教育的开端。他顶住压力，努力把革命的教育方针实施于教学各个方面。军校正式开学后，邓演达任学生总队长，大胆起用共产党人，在下辖的四个队中，有两个队的队长是共产党人。由于邓演达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共产党人关系良好，遭到了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的排斥，于是1924年12月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去实现他在保定军校毕业时的愿望，到德国学习考察。
1925年底，邓演达回国。在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肩合作，一再强调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必须与三大政策相结合，而搞好国共合作则是贯彻三大政策的关键。他尊重苏联顾问，重用共产党人，与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真诚合作，亲密无间。他多次邀请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等向黄埔军校学生作报告，请他们讲马克思主义、工人农民运动，并先后聘请叶剑英、恽代英、徐向前、沈雁冰等人在校工作。他关心共产党人，保护共产党员的活动，当他发现共产党员在规定的就寝时间里，仍然在课室里秘密开会时，不但不干涉，而且还亲切地劝“同志们务必注意身体，切不可耽误过多的睡眠时间”。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抓捕共产党，排挤邓演达。邓演达坚定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立场，被蒋介石借故调离军校，但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对他的影响已深深地埋在心里。
192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随后，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这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三个职业阶段——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创建革命军队的突出标志。职责是负责各军政治训练和战时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战时宣传、动员民众等，使部队学会怎样去武装士兵思想，怎样教育士兵去战斗。为使工作顺利开展，邓演达邀请周恩来、恽代英等商量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并多次邀请周恩来到总政治部商谈工作。他去广州到郭沫若的寓所，请其到总政治部任职。他任人唯贤，大量启用共产党员作为总政治部的骨干，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也吸收了经省港罢工委员会推荐的几十名青年工人参加总政治部的工作。他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推举李富春、恽代英、林祖涵制定《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例》。他主办政工干部（宣传队）培训班，亲自讲授《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报告，并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到班上授课。这些学员经过1个月的培训，分别被派到程歉、唐生智等部队做政治工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总政治部制定了《北伐军近期宣传大纲》，对政治工作的目的、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邓演达主持的总政治部内有国民党的组织，有共产党的组织，全部二三百人，从上到下，精诚团结，共同奋斗，成为国共合作的典范，为北伐军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
旅欧学习考察
邓演达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既有一定的鼓动性，又有一定的哲理。这与邓演达两次旅欧学习考察有着一定的关系。1924年底，邓演达第一次出国学习考察。他在德国柏林认真阅读了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结识了朱德、孙炳文等共产党人，并与他们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的革命。回国途中，邓演达到苏联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习考察。1925年底，邓演达回国时把从德国带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纪念品，送给自己的战友和同学，如送给战友季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像章，送给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学廖尚果的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以后，他也没有间断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即使在北伐的战斗间隙中，还阅读了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的德文译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为他日后用唯物史观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正如《张发奎口述自传》中所说的，邓演达从欧洲回国后，判若两人，思想上有了很高的升华。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再次到欧洲学习考察。这次学习考察的时间比较长，从1927年8月到1930年5月，他先后游历了欧亚10个国家。
在苏联，他在共产国际的欢迎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长篇讲话，介绍了大革命的情况，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到高加索参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在莫斯科，阅读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革命问题》文章。11月1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联名发表由他撰写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革命民众是“占全人口约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尤其是佃农和雇农”，是“新兴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及小商人”以及“青年学生”，而他们的敌人则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结之高利资本家者”。
在德国，他对德国的一般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再会谈，探讨有关问题；他结合中国革命问题，勤奋学习革命理论，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他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了《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的根据》《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等文章；他在给郭冠杰的信中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以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
在英国，他与费边社的人见面，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撰写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一文，重申“解决中国革命的重点关键是农民问题”。在意大利，他撰写了《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在土耳其，他到安卡拉和康尼亚的农村考察。在印度，他会见了尼赫鲁，交换对革命的意见，到拉哈尔、德里的农村进行调查考察。由此可见，邓演达在学习考察期间，时刻注重对农村的考察调研，关注着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支持农民运动 注重调查研究
邓演达重视农民运动，是从1926年6月他主持总政治部召开的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开始的。在部内共产党人的支持和帮助下，这次会议从政治部所担负的职责出发，重点讨论了农民运动的问题，并进行了激烈的、长时间的争论。会上，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林祖涵等许多共产党人参加并作报告。邓演达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今天这么热烈地商讨农民问题，我们相信是抓住了中国的中心问题。此次北伐的军事行动，如果不把握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心，纵然军事上胜利了，也是空的。”他要求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要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更多更好的农民问题的材料，使将来能够提出解决农民问题更加具体的方案。”这次会议，为制定北伐军政治工作方针、任务和工作条例，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农民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总政治部随军北上，在战时宣传、动员民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在邓演达的主导下，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了农民调查团和农民问题研究会，在北伐途中“着重农民生活及土地分配的调查与研究”，配合政治工作的开展。当北伐军到衡阳时，他在全体政工人员会议上，一再叮嘱政工人员要认真调查沿途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土地分配情况，并作详细报告，作为考核工作成绩的主要项目。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深入前线，开展调查研究，经常开展理论、政策和纪律教育，为部队注入了革命思想。
1926年10月11日，北伐军攻克武昌的第二天，邓演达在汉口主持召开总政治部部务会议，提出总政治部今后的工作着重在农民运动方面。12月14日，总政治部通知各军将前方所缴获的敌人枪械拨出一部分交给各省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以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经达到1500人左右，可见政治工作与农民运动相互配合，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共同谱写农民运动新篇章
邓演达关于农民运动理论，现在留存下来的有2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撰写于1927年上半年，正是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大革命处于攸关成败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邓演达与毛泽东交往最为密切的时候，他们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研究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方式方法和理论问题。
邓演达与毛泽东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相识。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于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又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1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所长。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已经成为资深的农民运动领导者。邓演达在此期间，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任职。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他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汉口行营主任，做了一些农民运动的辅助工作，亲身体验到农民运动给社会和军队带来的好处。
1926年11月，毛泽东从上海到达武汉不久，就与邓演达见面。从这时开始，他们经常接触，就农民运动问题交换意见。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于1927年初传到了中国，这个决议明确主张解决土地问题，这对当时与共产国际有紧密联系的国共两党都有重要影响。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发表了论述农民运动的第一篇文章，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的《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文中，邓演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目前的农民运动，是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运动”“农民自然要进一步和工人联合，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联合，把目前的‘盘剥的社会秩序’推翻……以人们自己力量建设新的秩序，新的纪律，新的信条……造成新的社会”。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于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4月10日，邓演达在《汉口国民日报》上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一文，对湖南农民运动大加赞赏，指出“湖南农民运动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
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为使研究农民问题经常化，1927年初，在邓演达的建议下，总政治部成立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政治部、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北省农民协会等8个单位派人组成。李达、恽代英为常委、毛泽东等人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2月8日，在邓演达主持下，召开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第一次常会。23日，召开了第二次常会，请毛泽东作了《中国各地农运状况》的报告。3月2日，召开了第三次常会，推定毛泽东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3月16日，召开第四次常会，正式通过该会简章。该会成立后，在邓演达支持下，多次开会讨论研究农民问题，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讨论农民问题的议事机构。同时，各军政治部也设立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
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根据中共中央农委的计划，农委书记毛泽东建议在武昌合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了三省省党部的支持。1927年1月成立了筹备处，设于湖北省农民协会内。2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认为举办农讲所非常必要，遂决议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3月初，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农讲所章程，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常务委员，邓演达为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在筹备过程中，邓演达建议，农讲所第一届学额因事实之需要，应由原定600名外，增加200名，并增收女同志。22日，邓演达向国民党中央呈请农讲所经费5.65万元。4月4日，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作为大会主席发表了讲话，号召道：“农所学生们不是为求官而来，不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农民向来还是回到农间去，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斗争，以求卸去我们的脏破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农讲所在以后反蒋运动、打倒土豪劣绅运动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农运人才。
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相互支持。1927年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在11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务，这是他革命生涯的第四个职业阶段——负责领导农民运动工作。从此以后，邓演达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和研究农民运动问题上，发表了大量农民运动的文章和讲话，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在15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上，邓演达作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说明，得到了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在16日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邓演达主持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和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提出的《对农民宣言》。《宣言》指出：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目前农民运动形势的发展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
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筹备成立全国农民协会，邓演达主持，毛泽东、方志敏、谭平山、易礼容、陆沉等共产党人参加了会议，并被推举为委员。4月2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执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组织土地委员会，并邀请毛泽东、谭平山参加。在邓演达主持下，土地委员会在四五月间，先后召开了6次会议来研究土地问题。邓演达认为，当前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土地问题上，要求土地委员会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实的方案来。他和毛泽东共同起草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等文件。
毛泽东回忆：“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曾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遭到了王明的反对。邓演达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掌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可见他们之间革命的情谊。
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锻炼了共产党人，也锻炼了邓演达。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勤于思考，努力耕耘，产生了独特的农民运动思想。（姜天麟，作者单位：农工党中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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