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宋元明清的儒学，不同于汉儒古文经学，汉儒治经重在名物训话，将经书作为历史典籍看待。而宋明儒学，则侧重于用经书阐述义理，故称理学。两宋理学的主要学派虽有廉、洛、关、闽之别，但它们都力图将封建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本原化；都从孔孟出发，围绕着理、道、器、心、物等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不同的本体论，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源-理。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他们断言，“理”是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这个“理”，即是与人们生活欲望相对立的封建伦理纲常。
应该指出，孔孟学说作为伦理学说，主要在于确定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即人在社会各种是非矛盾面前判别的标准和行动走向，以一种无形的共同守约、精神力量去约束人的行为，以达到维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些道德观念包容了人际的合理关系，包容了封建社会全体成员所能接受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它才能成为封建社会全体成员自觉接受的道德标准。而宋明理学，则强调了孔孟伦理学说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面。比如对忠孝节义的解释只有一边的倒向。
所谓的忠，即臣对君的意志的绝对遵从，以维系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所谓的孝，是子女对父母意志的绝对顺从，以维系封建统治基础-封建家长制族长的权威；所谓的节，主要是指妇女对男人的从一而终，以维系男权；所谓的义，是下对上的人身依附。理学树立封建伦理纲常的绝对权威，以它把人的个体意识正当欲求压抑限制到极端。理学的中心内容，用“存天理，去人欲”来概括，是恰当而又准确的。宋明理学作为近古的官方哲学，它所以能够普遍地、深刻地影响着一切精神领域，首先是宋元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州府县乡官学与私学的庞大教育网络，把孔孟的经义和朱子的“集注”列为必读的教科书。
通过与这种教育体制密切相关联的科举制度，造成强有力的社会导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拨动着干千万万士人的心弦。而要达到金榜题名这一目的，就必须读好孔孟书。这成为晚期封建社会统治者传播儒家思想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封建统治者还通过一切通俗化的手段，宣扬节妇义夫、孝子贤孙，普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戏曲艺术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际关系为其主要内容，由此可以称它为伦理的艺术、道德的艺术。同时它的表现形式集歌舞乐优诸美于一体，雅俗共赏，可以说它是晚期封建社会中最先进的艺术形式。
它也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历代统治阶级从来没有放弃对它限制与利用，于是遍布城乡的戏台就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重要场所。以教育网络、科举制度、一切通俗化宣传手段所共同编织的封建思想网络，造成了晚期封建社会以孔孟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化的局面。戏曲艺术是这个罗网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封建意识对它的浸染不可低估。如果“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是统治思想”，那么这一论断对戏曲艺术来说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北宋以来理学的形成与兴盛、封建意识形态被强化的同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市民思想也在悄悄地增长。
它与丧失生产资料的中小地主阶级，以及北宋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自耕衣自发的某些民主、平等思想结成联盟，成为新儒学强劲的对手。它不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而且促进了新儒学的发展与变化。市民思想与儒学的冲击，成为宋元以来戏曲发展的特殊土壤。戏曲艺术是群众性的艺术，它的文学创作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它的舞台艺术创作来自受压迫的艺人。城乡的观众容纳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使传统戏曲艺术成为一个复杂的载体。具体地说，晚期封建社会戏曲艺术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大体是由三种社会力量所左右的，即文人、市民阶层和农民群众。
文人是戏曲文学创作的主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大都属于文人的作品。然而他们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创作因素，有时他们可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有时又可能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不稳定性同他们政治上的不稳定性相一致。市民阶层是封建势力的真正叛逆者，他们在政治上追求对个体价值认定和个性解放，在艺术上追求真情的祖露，这对封建思想都具有冲击力；同这种进步性密切相连的是对物欲、肉欲的贪婪与迷恋，这虽然对封建的禁欲主义同样具有明显的叛逆性，却属于市民意识中落后的部分。
创意点油画
这种落后的意识也常在戏曲作品中表露出来。然而在戏曲历史中纯属市民作家者并不多见，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往往通过与他们社会地位相近的文人的笔下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农民既有对封建意识的蒙昧，又有朴素的对平等、自由的执着的追求，艺术上则保持刚健清新的泥土气息，他们决定了地方戏曲基本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由于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皇权的几度更迭，历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的不断改变，各种创作力量的消长，使戏曲艺术的思想倾向、艺术形态、发展势态，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和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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