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小东
1912年，清宣统皇帝溥仪退位，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结束了，但是封建思想并没有随着帝制的覆灭而消失，而是依旧固化在民众的脑海中，让人们低着头苟活！
有鉴于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行者们编辑《新青年》，奋起呐喊，只为叫醒国人从生活和思想中抬起头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一起决定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觉醒年代》的故事！
一
看完43集《觉醒年代》，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新文化运动和犹太人出埃及记太像了！
房龙在《圣经的故事》中提到，摩西从埃及带出的犹太人是城市居民，但是在沙漠流浪四十年，又重新变成游牧民族，才有实力去夺回那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为何从城里人变成游牧人就有了实力呢？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里生活，食物、水、蔬菜、水果、安全等一切必需品都可以依靠他人获得，这种生活便利性反而让人们不容易看到他人的付出，虽然大家实际上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但每个人直观体验依旧觉得自己是原子化的个人。
而在沙漠里生活，一切生存资源的匮乏，让每个人要生存下去都必须依靠自己，同时依靠部落。这个时候生存就是第一本能，个人的潜能与血性充分释放，谁更狠、谁更残忍，就更能在沙漠中活下去，与此同时也容易看到部落中其他伙伴的付出，直观体验上更容易凝结为一个群体，而群体的力量则是无穷的！
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从1915年到1921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通过编辑《新青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拣选了一代有志青年，让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得到解放，由顺民变为反动政府的“逆民”，才有力量去参与“五四运动”，直至建立中国共产党！
摩西从西奈山带回上帝十诫，陈独秀也给新文化运动确立六条标准：［1］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标准，统而言之就是科学与民主，也就是历史课本讲的德先生与赛先生，那么，为什么这两位先生引领下的新文化运动能让新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国家的命运有了新的希望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人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甚至是很容易改变的。我拿我自己举例，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走来的历史和政治教育，让我的思想比较左，偏向平等；工作后经常在一个文化场所参加活动，又让我的思想比较右，偏向自由；再后来参加死亡与关怀相关活动，又让我的思想跳开左右，偏向关怀。
短短几年，思想如此急剧变化，我后来进行思考，发现我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无意识中就会迎合别人：伙伴们爱听什么，爱说什么，我也会爱说什么，直至爱听什么！在这种迎合的过程中，思想不经意间就被改变了！
民国初年的青年们，虽然在封建思想的教育下成长，但是清朝的灭亡已经让封建思想的正确性大打折扣，此时北洋政府还要尊孔复古，甚至妄图复辟帝制，当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人手一本《新青年》成为时髦，作为新青年，你迎合谁？成为谁？
其次，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需要新青年、历史需要新思想。
民国肇建，内忧外患。外有列强窥伺，主权沦丧；内则南北对立，地方分裂。这种分裂之势，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就可见一斑，彼时慈禧和光绪西逃，北方沦入战火，东南各省则联省自保，保持中立，避免战祸，不与爱新觉罗家族同生共死。
袁世凯当时主政山东，也加入了东南联省自保，维护地方利益。等他当上民国大总统，南方革命党、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徐州的辫帅张勋等势力也要维护地方利益，不断挑战中央之权威。
袁世凯活着，凭借其威望勉强维持国家统一，待其一死，府院之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相继发生，分裂之势几乎无人可制，此时之中国，一盘散沙也！
一盘散沙的中国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所以巴黎和会竟然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盘散沙下的国民得不到各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公园才会有“狗与中国人不得入内”的指示牌。［2］
这样的中国，北洋政府的尊孔复古救不了，张勋复辟帝制救不了，遗老遗少更救不了，国家需要新思想，所以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科学与民主、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纷至沓来，都说能救中国，但是谁真的能救中国呢？
这就说到最后一点，只有魔法能打败魔法，只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打倒武装的反动政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统治阶级会主动将权力拱手让人，接受新思潮的新青年们，在北洋政府的眼中，也不过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的确，没有组织的新青年们依旧是一盘散沙，但是，当解放了思想的新青年被组织起来，既可以拿笔，又可以拿刀，他们的力量就不容小觑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组织的力量。
在政治和战争斗争中，谁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效率强，那么谁就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实行屯田制，汲取民力更强的曹操可以战胜徒好虚名的袁绍；淮海战役中，组织动员民众支持后勤的共产党可以战胜国民党。
因此，就像游牧化、组织化的犹太人可以越过约旦河，扫除一切敌人，最终进入迦南地；有了组织的新青年们，也将扫除一切敌人，最终建立新的中国！
二
《觉醒年代》让很多人称赞的是，它将民国知识分子的气质给拍出来了！
蔡元培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其敦厚惜才的长者形象让人敬佩。
钱玄同初见陈独秀，大雪飘飘，在陶然亭煮酒论道，颇有张岱《湖心亭看雪》之韵味。
张勋复辟，鲁迅跑到教育部门口立一木牌，大书三字：不干了，怪不得迅哥儿能写出《狂人日记》。
这些场景当然值得细细品味，但我觉得《觉醒年代》尤其难得的是：它拍出了知识分子和而不同的雅量。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引导下兼容并包，新派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宣传新文化；旧式清流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人坚守传统文化、反对新文化，他们之间辩论、争吵，有理有据有节，好一番百家争鸣的气象。
前段时间我重读《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第七章，突然理解了辜鸿铭这些旧式清流人物，对于他们来说，承认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不如西方的优越，这会打破自己抵抗死亡的心灵盾牌，从而无法稳定自己的自尊感。所以辜鸿铭讲《中国人的精神》，公开宣扬只有中国人在过一种心灵生活，其他各国人民的生活本质上不如中国人，这其实也是在维护他的文化自尊感，以便抵抗无时无刻不在的死亡恐惧。
陈独秀最终从北京大学辞职，辜鸿铭、黄侃等人送行，辜鸿铭笑问：“君去也，还斗否？”陈独秀笑答：“一息尚存，战斗不止”，新旧两派人物惺惺相惜，互道珍重，着实难得！
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胡适信仰杜威的实验主义，不愿意走俄国式的暴力革命，双方渐行渐远，终至南辕北辙，但三人最后把酒畅谈之际，胡适总结道：“朋友之间就允许人各有志，君子和而不同，信仰虽异，友情笃深，弥足珍贵”，可谓真情之语！
周濂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即使无法成为同道中人，至少还可以成为通道之人，双方应该尽可能地借助理性和适当的共情去理解彼此的同与异，即便最终还是要分道而行，也应该搞清楚同行过哪一段路，在哪里以及因为什么而分手，彼此之间保持足够的体面与教养，避免不端和无礼。”［3］
我觉得《觉醒年代》里新旧两派人物，都是如此体面的“通道之人”，给现代社会争论不休、甚至割袍断席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三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对儿子陈延年说：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部分的一部分的孔教三纲，同时也反对将全部的传统文化贬的一文不值。
这话虽然绕口，话却是正确的。比如，孔子时代的儒学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方儒学不一样、与宋明理学不一样，与王阳明的心学也不一样，其中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论之。
但是正如朋友赵走所说，现在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都不知被筛选过多少遍了！比如朱元璋删减《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反叛思想；再比如提倡尊重个体价值的“一毛不拔”的杨朱，被墨子和孟子骂成“无君无父”之人，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战国时期儒墨之言盈天下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只是方便统治阶层钳制民众的手段罢了。而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西方同样如此，犹太人的《旧约》在钳制犹太人，罗马人的法典在钳制罗马人。
我最近阅读完李筠先生写的《罗马史纲》，副标题是：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某些思考角度让我受益，但是阅读到最后，反而有一种墨家“上同不下比”的感觉，通俗来说就是有种跪下来的感觉，不爽之极。
时移世异，新的时代阅读这些传统文化，当做消遣可以，但是当做正确的信仰，则无异于陷入歧途。比如按照儒家的价值观，现在返祖的磕头现象很正常，但是要你再磕头，你磕吗？
新文化运动以来，仁人志士奋笔疾书，革命战斗，就是为了让后人能站起来，从而幸福地生活，人们灵魂与灵魂之间平等地交流，而不是再让我们跪下去！
我想，既然是觉醒年代，好不容易把头抬起来，就别再低下去了！
PS：
［1］陈独秀的六条标准详见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
［2］狗与中国人不得入内——我隐约记得看过文章知道这句话是后人改编的，历史上并没有这句话。但是历史上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是实际事实，因此这里还是使用了这句话。
［3］周濂先生的这篇文章叫做：周濂：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
［4］《觉醒年代》不是真实的历史，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一样属于架空电视剧，这是一部好电视剧，但是真实历史还需要从当时人的叙述中发现，别被电视剧污染了我们的历史常识。
#看一眼就忘记不了的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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