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两个自我: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当我们发现现实永远追逐不上理想时,就会焦虑、烦恼、想重头来过。

但没有月光宝盒,不能返老还童的普通人,该如何卸去悔恨的重负, 满足“再来一次”的重生愿望呢?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答案很可能是——生个孩子。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父母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理想投射给子女,望子成龙,拼命“鸡娃”,但子女无法理解父母的期望,觉得父母对自身选择的过分干涉没有道理,甚至感到压迫。父母却认为孩子不能体恤他们,是悖逆,是不肖,世代间的隔膜就此产生。

与此同时,不断变迁的社会像奔流的巨浪,在两代人的理想标准间劈砍出一道巨大的鸿沟,迥异的人生追求互不退让,无情地折断了维系在亲子间爱的细丝,于是“要飞的,终于飞了。”

今天是费孝通先生的诞辰,下文选摘自其最满意的著作之一《生育制度》。从中,我们得以窥见世事巨变中的代际关系,重新发现人类家庭的价值与意义。原来,我们与父母间的距离,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费孝通做了什么事情(每个父母多少都想在子女身上矫正他的过去)(1)

世代间的隔膜

文 / 费孝通

1.理想和现实

我们若肯仔细分析自己烦恼的原因,时常会发现在我们心中有着两个自我在纠缠 :一个是理想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在于他是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度时间中。人不能没有计划地生活。在他决定现在的行为时,他眼睛望着将来。他至少要假定明天一定还是活着,才能倒头睡下去,若是我们对于将来觉得一切都在未知之列,一切的遭遇都属可能,我们委实就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才好。

我们总是觉得现在不过是将来的预备。煮饭是为了预备吃饭,吃饭是为了预备不致空了肚子去上课,上课却又为了要得些将来有用的知识。将来,将来,一切都为了将来。每个人的心头都觉得将来是十分真实,永远在用他的想象来描写他自己在人生舞台上将要扮演的角色。他所担心的是为了这个,他所以肯努力的也是为了这个。

可是事实怎样呢?哪个白日梦能成为现实?所谓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就表明了在时间的推移中,我们每每发现现实的自我永远是有缺陷的。它尽管追赶着理想的自我,但总是差一步。

于是,我们若胆敢把往事来重提,哪一事不能令人懊丧追悔?懊丧追悔有什么用呢?时光不倒流,亡羊补牢并不能收回已失去的羊群。人生的历史不能重写也许是人间最大的憾事罢。理想和现实的不能相符,使我们在内心铸下了一个重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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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次!”尼采喊出了这个人生基本的愿望。可是在现实的世界里这怎么可能呢?正如尼哥底母责问耶稣说 :“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宗教家把这愿望推入了超自然的世界中,一个对于地上的事尚抱怀疑的法利赛人自然只能说 :“怎能有这事呢?”

再进母腹的回胎方法原是非非之想,可是弗洛伊德却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这个愿望。他用它来解释旷野恐怖(Agoraphobia)和幽闭恐怖(Claustrophobia)的精神病。当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把过去的一切罪过、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处,在神前痛快的忏悔了一场,他再度鼓着勇气来追赶理想时,的确可以感到一些重生的意味。大病初愈,或是企图过一次未遂的自杀后,把原有煎迫着人的理想计划弃如敝帚的当口,一个人也同样地会觉得精神上的轻快,重生了一次。可是这些不但不是普通人都能得到的经验,而且也都是暂时的逃避。

普通人怎样来卸去一些悔恨的重负, 满足“再来一次”的重生愿望呢?——生个孩子。

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们若细察父母们的心理,颇像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刻家把他的理想实现在一块顽石上,创造出一具美丽的维纳斯。石像上的每一条曲线,都是从他的心思和技术中流出来的。他担心着别人对于石像的毁誉,有时比他自己的生命更是关切。这已是他自我的一部分了。父母对于孩子也是这样。

从这点上说,每个父母都是个艺术家。把一个无知的小细胞培养成一个伶俐活泼的孩子,虽则事实上是生物力的展化,但在父母看来,却似乎都是自己的创造。夺天之功的父母永远听不厌别人对于自己子女的恭维。谁都知道得人欢心的法门,是赞扬人家的文章和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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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既常被父母视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在时间上却是后来的。它有着另外的一个起始。于是一个被现实所蹂躏过的自我,在这里却找到了一个再来一次的具体机会了。每个父母多少都会想在子女身上矫正他过去所有的缺点。他常小心提防使自己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第二生命中重现。

我们常可以看见一个抽鸦片的父亲严词申斥他儿子偷吸了一支香烟。在第二生命中,一个还没有被现实所毁损的生命中的一支香烟,自比已经糟蹋了的生命中的鸦片更为严重。做一行怨一行,所以木匠的父母会不愿儿子再弄绳墨斧斤。这些都表示 :在父母的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着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时,他会感觉到懊丧,甚至严重些,对自己失去信心,终于把理想步步地排挤出去。可是现实自我却又不能脱离理想而单独存在,人是无法回到禽兽的水准上去过活的。失去了自信的人不是成为病态,就是自杀。因之,理想和现实既不能挤得太紧,也不能分得太远。把理想自我转移到孩子身上去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们常可以听得长辈们捻着胡须,容忍自己的过失,而把责任轻轻地交卸到下一代去。“你们得好好干。”意思是他们已经过去了——并没有完全过去,只是寄希望于下一代身上。在理想和现实极不易相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人们,最容易有这种口气。

李安宅先生曾愤慨地说,这是“维新”以来的大毛病。“父母放弃责任而妄勖子女,教员放卸责任而妄勖学生,壮年放卸责任而妄勖青年。”“以致一代复一代均将人生大事留给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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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想自我转渡到孩子身上去,固然有放卸责任的危险,但是在相当的范围之内,也正是抚育作用所需要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所具的理想,并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对他的期望。我们在别人的贬褒中筑成我们的理想。因之,理想中的自我实在是社会标准的反映,现实和理想的差别,也正是个人和社会的歧异。

现在,为父母的以理想自我寄托到他们孩子的身上,也就等于以社会标准来责成于子女。我曾说过父母之于儿女,正代表着社会来控制个人,这是从客观方面说的。这里,我说父母把自己的理想交卸给子女,是从主观方面说的。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回事的两方面。

父母把子女看成自我重生的机会,也是抚育作用的保障。我们应该知道,子女的抚育成为父母的责任,并没有生物上的保障,这个保障必须求之于社会的力量。生物个体的断隔和社会文化的绵续事实上是一个绝大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发生了亲子一体的观念,用以抹煞生物的事实,成全社会的需要。

也许我在这里还值得提醒一下,父母把孩子看成自我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力量造成的,而并不是件生物的事实。我们自己社会中用血统观念来加强亲子一体的信念,以致我们常不自觉地认为子女是父母生物上的支派。

若我们记得魏斯曼(Weismarnn)的“种质论”,就可以对于这种信念发生一点修改了。据这个学说,当我们还在胚胎开始分化的时候,体质和种质已经分存。体质长成我们的五官、四肢、内脏、躯身 ;而种质则系留着预备再度创造新个体。种质是原始的,历经世代而仍保其真元 ;体质是一代一代由幼而老,由老而衰,是断隔的。我们自觉的自我,乃是这个断隔的体质。我们的体质不是得自父母的体质,而是大家从同一的种质上长出来的。父母所给的不过是新体的抚育罢了。

社会用各种方法使父母对于子女在心理上认为是一体,更使他们觉得子女的成就比自己更重要。能做到这程度,社会才放心把新成员的长成交给孩子的父母去照顾。把理想自我交卸给子女,一方面不失为解决个人内心矛盾的出路,一方面也正合抚育作用的需要。可是这一转渡却又种下了亲子间冲突的因素了。

2.共生和契洽

子女对于父母的看法是怎样呢?父母把子女看成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否也是这样呢?父母把他们的理想交卸给了子女,而且有权来监视他们子女的行为。他们代表社会来执行抚育的任务,可是子女是否愿意接受父母所责成他们的理想呢?这些是我们接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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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说明的就是像父母之于子女那样自我扩大的能力,并不是不需培养而就具备的。自我的扩及别人一定先得承认对方有着和自我相同的性质,好像孟子所谓“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色,有同美也”。可是这一点却不容易。因之“善推其所为”也就成了古之人所以大过于今之人的唯一本领了。

戈德斯坦(Goldstein)研究脑部受伤的病人的结果,曾说他们不会有抽象的概念,“他们只能生活和活动在具体的范围里。因之,他们总是走不出自己的范围,他们不能自处于别人的情境中;他不能模仿别人,更不能扮演别人的角色”(戈德斯坦《人类的本性》)。

一言以蔽之,不能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是儒家所论忠恕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所以可能的条件。这条件却得慢慢在社会生活中养成。脑部受伤的病人,失去了这能力 ;孩子们则还没有完全养成这种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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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坦《人的本性》

社会关系,狭义地说来,只发生在那种相互能推己及人的人间。拉德克利夫 - 布朗(Radcliffe-Brown)曾说,狼和羊之间并不是一种社会关系。他的意思是说,社会关系只存在于互相承认和自己有相同人格的社员间。羊在狼的眼中只是一种食料,是满足自己食欲的与料;狼在羊的眼中是一种催命鬼,讲不上条件的。他们之间没有相互人格上的承认,所以不能发生社会关系。

吉丁斯(Giddings)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同类意识。所谓同类意识,也就是指有相同人格的承认。同类是推己及人的结果。帕克更明白地说明在人类中可以有两种人和人的关系 :一种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也同样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关系他称作 Symbiosis (共生),后者关系他称作 Consensus(契洽)。

Symbiosis 是生物界普遍的共生现象。甲乙两种动物互相因为对方的生存而得到利益,因而在一个区域中共同生存。例如,蚂蚁和蚜虫的关系。蚂蚁并没有承认蚜虫的人格,更不必管蚜虫的喜怒哀乐。它保护蚜虫,衔着蚜虫去找适宜的地方,为的是它自己的利益,蚜虫是它的傀儡,反过来看蚜虫对于蚂蚁也是这样。它给蚂蚁一些分泌的甜汁吃,就可以得到一批卫兵和一批轿夫。互相利用,共存共生。

在人类里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关系。他们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的意志。成全别人和利用别人,正是一个对照。同心同德,大家为了一个公共的企图而分工努力,就是帕克所谓的Consensus。在这种契洽关系中,才发生道德,不单是利害了;在这里才有忠恕之道,才有社会,才有团体。

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类中,绝不是都以道德来结合的。狼羊般的关系还是到处都是。人把人当作食料,并不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食人俗至今还有存在。至于“远庖厨”式的间接吃人办法,则更是极普通的了。奴隶、俘虏,在目前不还是极时髦的名词?可是我们若一察有食人俗的地方,也并不是一见了别人就会发生食欲。他们所吃的也只限于“非吾族类”。其心异,其肉肥,可食。我们自己捉鸡饷客,觉得很热闹,因为我们绝不想起鸡在被杀时的痛苦。我们不顾它的痛苦,因为我并没有推己及鸡,己所不欲勿施于鸡。鸡和人毕竟不是同类!

若是我们把同类的范围尽量缩小,小到只包括自己日夕相聚的部落,外边有闯入的异类,虽则在形态上和自己有相同处,也大可惟肉是视了。唐僧的肉是香的,为的是他信着一套和自己不相同的玩意儿,他也就成了异类了。

萨姆纳(Sumner)曾用“ we group(我们集团)”一词来划出同类的界限。界外是利害,界内是善恶。其实这不过是个笼统的界限罢了。我们若仔细一加分析,就能见到十足的忠恕关系差不多是一个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理想。孔子不是也坦白承认 :“君子之道,丘未能一焉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这就是说推己及人的不易。

以圣人所不能的而期诸于孩子,那自然是不可能见效的了。要使孩子也能把父母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必须有相当长期的培养。当一个孩子开始和别人接触时,他并不会分辨出人和其他东西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他以对付物的态度来对付人,把环境里的一切东西都看成是达到他意志的手段。我们很可以说,子方对于亲方最初是一种生理的联系,接着是一种共生的联系,最后才发生契洽的联系。

在这变化的过程中,有着种种的阻力。要孩子能“所求乎子以事父”,最大的困难就是子女并没有做父母的经验。他们不能充分了解父母的心情,既不能了解,也就说不上成全和无违。我们孝子的典型是老莱子,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已做了父母的人才知道怎样去体会父母,什么才是孝道。俗语所谓“生子才知父母恩”也说明了这个道理。这句的反面也就是说,没有子女的人是不会和父母达到全盘契洽关系。自己所没有的经验是无法推及于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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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但不容易和父母相契洽,而且时常会走上相反的路上去。推己及人是自我的扩大,可是子女要把自我扩大到包括父母又是不容易的。据一般心理学家的说法,自我的意识,人己的辨别,是发生在个人和环境的冲突中。一个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的人,永远不会感觉到有个自我的存在。

在孩子生活中,到处会碰钉子,而为父母的怕孩子被环境打击得太严重,总是愿意把自己来作缓冲,夹在里面。本来孩子可以在火里烧痛手,得一次环境给他的教训,可是在火还没有烧着手时,孩子先已碰着了父母的干涉。父母到处来顶替无情的环境,做着孩子们当面的软墙。因之造成孩子们自我意识的主要力量却是父母。父母正是自我的对面,因之,至少在孩子的早期,父母不易进入孩子自我的范围之中。

父母把孩子看成痛痒相关的部分,而子女却并没有这感觉。子女可以时常觉得父母的过分干涉,没有道理,甚至感到压迫,父母是代表着吃人的礼教。在父母看来,子女不能体恤他们,倔强,不肯顺服,进而觉得是悖逆,不孝,大逆不道的孽障。两代之间的隔膜这样地不易消除!

3.“要飞的终于飞了”

亲子的联系最终目的其实是在解决生物断隔和社会绵续的矛盾。一旦做父母的认真地把孩子的前途看成了自己的事业,这个矛盾也就消失了。可是社会绵续却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延长,而是一个变迁的历程,因之,亲子关系的困难又加深了一层。

假定在一个社会变迁极慢的社会中,社会标准历久未变,子女长成后所具的理想和他们父母所具的,和所期望于他们的理想并无重大的差别。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亲子之间还是潜伏着冲突的可能,这是我在上文中已说明的,因为现实总是赶不上理想,而父母以他们所没有完成的理想,交卸给子女,子女同样不能完成时,就成了“人生大事留给将来”的大毛病,而引起了不满。这不满实在就是理想对现实的不满。

父母站在理想的立场来责成子女,他就觉得子女总是“不肖”。不肖者并不是生物上的变异,也不是行为上有什么和父母太不相像的地方,而是现实对理想的差别罢了。这种差别既然永远不会消灭, 则即在社会静止的状态中,亲子间的契洽仍有困难,何况静止的社会到现代已经不很容易见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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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社会上只有一个标准,每个人所具的理想,都是一模一样,世代之间的隔膜就不过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可是社会标准不常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人们还是得依它对于生活上的贡献而加以取舍。生活环境发生变动,社会标准也得有一番调整。所谓社会变迁,从这方面看去,实在是社会标准的竞争和兴替。在社会上不断地发生新的理想和新的行为方式,不论是出自个人的发明或是由别地的输入,若是这些新的比原有的更能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它们就被人接受,代替原有的成为社会上新的标准形式。

话说来似乎是很容易,很简单,可是事实上新旧的交替总是会展开争斗的。这一幕争斗却常加剧了父子之间的隔膜。亲子之间因为隔着一代的时间,他们很可能接触着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理想上的差别。这是在变迁激烈的社会中常可见到的事。

做父亲的代表着旧有的社会标准,而且握着社会交给他的权力,要把他的儿子造成合乎旧有标准的人物。为儿子的若接受了一套新的理想,新的理想又和旧有标准格格不入时,则他就处于两难的地位了。他既不能抛脱他的父母,因为父母是他生活的授予者和保障者,而且又有童年期亲密的感情把他们互相锁住;他又不能抹煞了自己的希望,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世代的兴替,社会的变迁,不知在多少人的心头玩弄过这套绞人心肠的把戏。

我在这里记起在某一本尼采的传记上读到过的下列一段故事来。尼采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她爱她的上帝,也同样爱她的儿子。她一心希望尼采能皈依真理,同进天国。尼采呢?却是个宗教的叛徒,怎能领受她这番好意?他屡次想把他不能信教的真情表白给他的母亲知道,可是他明白这个表白是他母亲生命上的一个严重的打击。不表白罢,他又不愿意,怎能欺骗一个爱他的人?于是他烦闷,矛盾,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受不住这内心的煎熬,在狂风里一直向附近的市场走去。风愈刮愈猛。迎面来了一个卖气球的小贩,拼命地拉住了一把系住在天空中乱舞乱跃的气球的细丝。丝太细了,风太猛了,眼看着一阵风起,吹断了每一根丝,吹起了每一个气球,送它们直上天空。尼采嘘了一口气,仰望着无所顾忌,毫不留恋的天空里的黑点,吐出了下面一句话来:“That will fly,flies at last.”(“要飞的,终于飞了”)。

“要飞的,终于飞了。”亲子间感情的细丝,怎能挡得住世代兴替的狂风!

费孝通做了什么事情(每个父母多少都想在子女身上矫正他的过去)(9)

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丝,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裂出来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

文化的绵续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种种牵联。但是文化不只是绵续,并须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的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亲子间的爱和憎,平行的存在,交替的显隐,正因为社会结构的本质中有着这条漏缝。

本文节选自

费孝通做了什么事情(每个父母多少都想在子女身上矫正他的过去)(10)

《生育制度》

作者: 费孝通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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