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进入南京城，自此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尽管这时太平军的数量已经超过五十万，而且又占领了东南半壁江山，可有些事情他们还是要操心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吃法问题。
幸好从武昌到南京，太平军一路接管了大量公私财物，仓储粮食更是不计其数，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太平天国推行圣库供给制度，这就好像是后来的人民公社。
刚进南京城时，太平天国规定“来者即予之”，不管谁来就给谁。后来，圣库里的粮食出得很快，太平天国便开始按户、按人供应粮米。可是，要充分供应数百万军民的吃饭问题谈何容易？当年底，圣库粮食告急，咸丰四年五月左右，杨秀清不得不下命令全城军民“一概喝粥”，再往后就出现断粮情况了。
南京城之所以出现断粮这很好理解，因为太平天国政权稳定后，没有实行有效的税收政策，不能持续不断地筹集粮米。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随即发动西征，主要目的是解决南京城里粮食的供应问题。在初始阶段，太平军为了争取民心，对外宣称：不向农民征收赋税，只要求农民根据自己的财力状况“贡献”即可。广大农民对这个政策自然是举双手赞成。
可是“贡献”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规范，不持久。在太平军容易到达的地方，民众“贡献”的负担就重，无法到达的地方，负担就轻，或者没有。时间一久，那些贡献负担很重的乡民没有那么多财物，最后发展成只要太平军一来，给一只鸡或是一斗米也就算了。
民众不愿意主动“贡献”了，太平军只好采取极端强制措施，即强索粮米，称之为“打贡”。“打贡”激化了太平军和当地民众的矛盾，这让事态的发展趋于严重。
很显然，“贡献”制度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太平军的口粮难以为继。恰在这时，石达开在安徽实行新的政策，即“安庆易制”，部分恢复了交粮纳税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太平军的粮食很快增多了。石达开的办法虽然能解决吃饭问题，可是却违背了当初不向农民征收赋税的诺言，这遭到了杨秀清等人的反对。不过却得到了洪秀全的支持。
洪秀全等人在金田起事的时候，曾经宣扬要建立一个人人都能享受荣华富贵的公平社会，难道他们忘了自己的诺言吗？这样说，也冤枉了洪秀全。1853年，太平军进入南京城后，即公布了《百姓条例》，阐明了自己的政策。
《百姓条例》规定：“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粮米，全行归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这就好比是“帝王制”与“公有制”相结合的一种政策。
随后，太平天国又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也是就我们所熟悉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切看上去很美，可实际上却都是海市蜃楼。
现在的人们大都知道，要在一个物质文明尚不发达的社会中实行“人民公社”式的生活方式是极为困哪的，绝对的公平主义无异于空想。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设想还是被“贡献”、“打贡”、征收田赋所代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贡献”制度迅速回归到征收赋税，这说明在帝制时代形成的政治、经济等根本制度是早已定型的，社会运行体制是坚韧的，要想在短时间内打破他，用一种全新的体制去取代他，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洪秀全欺骗广大民众的这种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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