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却因一场改革险些身败名裂，背负了数百年骂名，甚至在某些民间话本中沦为“猪狗”的角色。
其一手提拔的重臣蔡确、吕惠卿、章惇（音：同墩）等人均被列入《宋史.奸臣传》，王安石本人也险些未能幸免。
直到近代，人们才认识到其变法的超前性。梁启超为其著书平反，才将王安石从奸臣的骂名中拉了出来。
然而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成书于1908年，此时距离王安石逝世已过了822年。
那么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什么，让其招致如此之多的非议呢？
今天我们仅从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用人这两个侧面来看，王安石为何会背负如此之多的骂名？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其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贷粮给农民。半年还款一次，每次利息20%，一年总共40%。遇到灾年可以来年再还，并且自愿贷款，不得强迫。
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各地官员为了邀功。纷纷变自愿为强迫，且不准延期还款，搞得民众怨声载道。
熙宁三年，也就是变法开始的第二年。朝中重臣韩琦就指出：“王安石派遣的提举官强制推行青苗法，无论贫富一律强令借款。连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要摊派，希望废除新法”。
王安石却辩解道：“贷给谁不是贷，只要他们愿意借那就借”，显得有些强词夺理。
又以开封为例，辖内的十七个县中只有陈留一个县严格执行了自愿贷款的原则。甚至有个地方官不顾当地民情，上报了40万贷款指标。吓得当地民众惊出一身冷汗，幸得副职奏请皇帝阻止才没有酿成大祸。
饶是如此，王安石仍派人质问该县的青苗钱为什么贷出去那么少？此时已经升任正职的副职官员反问道：“不是自愿吗?”
王安石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由此可见，新法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富民强”。但在执行的过程却出现了变形，这是王安石招致骂名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在后期的变法中都可以改良，并不能因此否定王安石。
况且从《宋会要稿.食货》中所说的“倍息”来看，当时宋朝的民间利率大概在100%左右。与之相比，40%的利息要低得多。
另外，王安石重用“奸臣”也是为人所诟病的原因之一。
以邓绾（音：同碗）为例，邓绾原本是宁州的通判。宁州在今甘肃省宁县，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这样的边远小官，原本入不了宰相法眼，大概率就在边远地区草草度过一生。
但邓绾善于钻营，在变法的第二年。朝廷上下对新法议论纷纷时，审时度势。准确抓住机会，上书赞扬新法：“吾皇任用千古贤相，颁布青苗和免疫等新法。百姓无不载歌载舞，颂杨圣泽。以臣所见推而论之，天下应该都是这样”。
王安石大喜过望，遂召其入京。问他想做什么官，邓绾毫不犹豫地回答：“馆职”。
馆职是唐宋两代在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等处任职的官员，所选皆是英才。一经任命便是名流，消息传出。大家都觉得此人不知天高地厚，羞与之为伍。
但令人惊掉下巴的是，这家伙没过多久果然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属于馆职中的中等。于是猖狂地笑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妥妥的小人得志的嘴脸，并且此次任命属于违规操作，没有进行任何考核。
两个月后，王安石宣麻拜相。邓绾的官运更是一路亨通，半年就做到了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的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十个月后破例升任御史中丞，成为大宋最高监察机关一把手。由知杂事升任御史中丞，这是大宋国从未有过之事。
但此人却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便马不停蹄地转投吕惠卿门下，在王安石官复原职之后又打压吕惠卿。妥妥的政治投机分子，凡此种种也是反对派攻击王安石的罪状之一，南宋杨仲良更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为王安石专门安放了“王安石专用小人”一条。
但我们要知道，彼时的朝中大臣皆反对新法。王安石若不重用支持新法之人，变法恐怕更将难以进行。况且这些“小人”并非只会溜须拍马、没有才华，王安石也并非不知道他们道德低下。
只是在道德与才华之间，无奈选择才华。
更何况，在政治斗争中没有道德。只有立场，道德只是攻击竞争对手的工具。以《宋史.奸臣传》中的章惇为例，他被列入的理由之一竟然是“不以权谋私”！
其所生的四个孩子，三个都被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被安排在京城做了小官。
可见，在政治斗争中某些时候谈论道德是虚伪的！
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相爱相杀”的故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虽是政敌，但三人在生活中却并非水火不容。变法时，苏轼多次上书反对新法，王安石亦多次建议皇帝贬黜苏轼。
但当“乌台诗案”爆发，已被二次罢相3年的王安石连夜写信给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保住苏轼一命。
5年后，苏轼奉诏赴汝州上任，路经南京（金陵）。王安石身着布衣、骑着毛驴前去迎接。身穿布衣的苏轼远远就对着王安石作了一个揖道：“我今天以野人的模样来见大丞相咯！” 王安石笑着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而设的吗？”
二人同游蒋山，一游便是好几天。事后，王安石评价苏轼道：“不知道得再过几百年才能再出现这样的人物呀！”
司马光与王安石亦是如此，在变法初期。司马光就写信告诫王安石：“执政不可以不留意君子与小人之别。忠信之士在你得势之时，可能看起来面目可憎，但将来有难之时却会伸出援手。谄媚之士在你得势之时，可能让你感觉相见恨晚，但将来落难之时必定落井下石！”。
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此时的司马光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但仍艰难地爬起身给副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介甫（王安石）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去世，朝廷又在拨乱反正。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所以请仁兄奏请皇上对介甫施以仁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
朝廷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封王安石为太傅。
要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难免太过于艰难和复杂，一篇文章不足以概况其一二。推荐大家阅读《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和梁启超《王安石传》，会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全面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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