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它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中一出优秀的剧作。说它优秀，是因为它不但塑造了窦娥这一典型形象，而且还让读者更深层次的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人民身上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比其它的作品更胜一筹。
作品中最突出窦娥性格的情节是她临刑前所发的三桩誓言：血飞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窦娥冤》）第三折）这三桩誓言是作品第三折的重要部分。作品第三折的主要内容是窦娥被斩，是全剧矛盾的顶点，也是剧情的高潮（元杂剧的第三折，通常都是剧情高潮之所在）。通过这一折戏剧冲突的发展，作品在广泛的揭露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集中在黑暗的吏治上。而三桩誓言又是高潮中的高潮，重点中的重点。窦娥用三桩誓言来诅咒这个黑暗的社会，并且警示后人，把整个剧目推向高潮。
二、六月飞雪
窦娥的第二桩誓言：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盖了窦娥尸首。（《窦娥冤》第三折）她的第二愿采用邹衍含冤，六月飞霜的传说：“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得六月冰花滚似锦。”（《窦娥冤》第三折）六月飞霜，六月飞雪都是非常罕见的。正如《上邪》所说：“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天地和，东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这首诗用“夏雨雪”来证明对爱情的坚贞，说明“夏雨雪”“六月飞雪”就如同海枯石烂一般，是很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窦娥为什么会选择“雪”而不是其它的诸如雨之类的自然现象呢？
“雪”，在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也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在《飞鸟各投林》中唱到：“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散离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2]（P31）虽然清朝和元朝相隔有四五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窦娥之所以会选择用“雪”来表现自己的清白，也正如曹雪芹会用“雪”来表现一个大家族的衰败一样，只不过，由于所经历的事不同，所以，被赋予的意义也就不同。
窦娥选择“雪”在这有两层意思：一方面，雪是洁白无暇的，正如自己是清清白白的一样，要让自己“质本洁来还洁去”！并且不愿意自己的尸体被“错勘贤愚”的天看见，所以，只有雪有资格来覆盖自己；另一方面，窦娥除了一个不知下落的父亲以外，只有一个年老的婆婆，自己死后，一个老婆婆又怎么有能力来给自己收尸入棺呢？那么，清白的尸体岂不是要暴于郊外，所以，只能让老天来帮助自己，怎么帮呢？当然最好也是下一场大雪，把自己完完整整的掩埋，让自己清清白白的回到母体中——大地母亲的怀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回归”意识在窦娥身上的集中反映。而这种意识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就如在外流浪漂泊的游子总希望落叶归根，这也是“回归”意识的一种潜在的表现。就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本是一块没能补天的石头，但是来世上走了一遭，最后还是回到了青埂峰，从那里来又回到那里去，这同样也是一种“回归”意识的体现。
回族的葬礼是中国传统“回归”意识的最完美的体现：回族人死后，不用棺木，只是用一块白布裹住尸体，把他放了躺在墓穴中。据考，这种躺的姿势和胎儿在母亲体内的姿势是一模一样的。回族人认为，人死入穴是回归母体的另一种形式。还有一些老年人坚持用土葬而不用火葬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回归”意识。窦娥希望下雪来掩埋自己尸体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回归”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在白雪的怀抱里才能保持像在母亲体内一样洁白、安全、温暖，因为它们有着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它们都是一片净土。这就是窦娥选择用雪来为自己收尸而不是选择其它的原因。
三、亢旱三年
窦娥的第三桩誓言：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窦娥冤》第三折）第三愿引用《说苑》、《汉书》关于“枯旱三年”的传说：“做什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窦娥冤》第三折）“东海孝妇”的故事和《搜神记》中周青的故事大体一致，只是增加了“东海孝妇”被冤杀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的情节。窦娥为什么会发下这“无头愿”，只是因为她始终相信：老天一定会给自己做主，虽然在那样的情况下，善不一定会有善报，但恶人是一定会有恶报的。为什么郡中亢旱三年会是对恶人的处罚呢？先来看一看《窦娥冤》的创作年代，“据考证：《窦娥冤》大约作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即公元1297—1307年）。”[3]（P173）“这个时期，元代政治黑暗，吏治的腐败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民间到处发生冤狱，光是大德七年（1303年）一年发现的冤狱就有5167件，因为贪赃过度，实在无法掩盖而被革免的官员就有18437人，总之，当时到处都是贪赃枉法的官吏，到处都是冤狱。”[4]（P174）那时的官吏已经习惯于用善良人的鲜血去铸成冤狱。从剧中可以看出，楚州太守桃杌同样也是一个搜刮人民非常厉害的“蛀虫”，桃杌这个人，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品性，杌者，无枝之树，即大棍子也——用以状其冷酷无情。而“桃杌”又与神话传说中的凶兽“梼杌”音同，“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神异经.西荒经》）——借以状其凶残无道。[5]（P55）他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梼杌”，只知“我作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在他看来，“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所以，他只靠严刑逼供——“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至于人冤不冤枉，他是不管的。窦娥寄希望于这样贪婪而残暴的贪官为自己主持正义，辨明冤枉，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含冤莫白，冤屈而死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而也使窦娥认识到了“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真理。
窦娥许下的“亢旱三年”的誓言，无疑是对这些贪官的惩罚。楚州干旱三年，农民必然颗粒无收，那些贪官想要搜刮劳动人民也就无从下手。所以，这是对那些贪官污吏的一个惩戒。所谓“苍天有眼”恐怕就是这样的了。就如《说怨》、《汉书》所载：“‘东海孝妇’蒙冤而死后，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卦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皆至焉，天立下雨，岁丰熟……。”而于公由于竭力的为孝妇平反洗冤，积了德，后世被封为诸侯。在封建社会，一直认为天地鬼神明察世上是非，主持人间公道。所以，窦娥始终相信：“善”虽一时无法战胜“恶”，但正义的力量是不会泯灭的。其实，不止窦娥存在这样的想法，就连现在都还存在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说法。所以，现在人们都还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这种思想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她已经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
四、三桩誓言的文化内涵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6]（P158）而《窦娥冤》完整的体现了这一思想。“窦娥是一个虔诚的恪守着哪个社会一贯标榜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思想行为，从未越雷池一步的弱女子，一个善良、贞孝且又刚直不阿的苦命寡妇，一个对生活只知奉献，不求索取的小人物，结果反被那个畸形的社会扼杀了，这才是冤，天地奇冤！”[7]（P144）所以，“《窦娥冤》才被王国维称作是‘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大悲剧。”[8]（P8）她的三桩誓言。感天动地的三桩誓言，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它又都不可思议的发生和应验了，这足于说明窦娥的冤屈有多么的深。窦娥的悲呼“天哪，怎么的覆盖不照太阳辉！”（《窦娥冤》第二折）它反映了在哪个黑暗的现实政治牢笼里，无辜人民见不到一线光明，含冤负屈，所以人们只有把希望寄托于苍天。但为什么窦娥会在冤屈将死的时候发下这“无头愿”，她又凭什么相信这几桩誓言会实现呢？因为她确信它的冤屈足以感天动地，她确信她的冤屈足以让天怒人怨，人神共怒。这就说明：“窦娥相信苍天，相信自己强大的愤怒力量可以促使上天作出她所期望的反应，也就是她所讲的“皇天也肯从人愿”。天地，在古代人的意识里，是被看作能够主宰世间万物包括人的命运的最神圣的东西。可以看出：窦娥这一思想是受传统的“天人感应”的思想模式的影响的。
其实，“天人感应”并不是在窦娥身上才体现的。既然是传统的，那么就说明它是在很久以前就存在的。我国“天人感应”的传统思想模式萌芽于西周。周人以文王的“敬德”和殷人的“失德”来说明他们取代殷人获得“天命”的原因。从此，“天”就被赋予分辨是非的道德品格和社会属性。吉凶祸福之降，都因感应人事而起。在《淮南子.览冥训》中有一则传说：“庶女叫天，雷电下击，（齐）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就明确的体现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庶女冤结叫天，上天感应而发生雷电下击，海水大出的异常天象，而且直接伤齐景公，这正是对统治者失德失政的谴告。人民在“天人感应”的模式里注入自己的思想情绪，表现了自己对公道的呼吁以及对虐政的抗议，具有了很强的人民性。
到了西汉，董仲舒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发展了“天人感应”的思想模式，并且使它更加定型。并指出“天道”与“人道”是和谐而统一的，并且认为人间统治者行“道”，则“天”将降符瑞以示嘉奖；人间统治者离“道”，则“天”将降灾以示谴告。天象与人事息息相关。从这一思想模式产生了不少传说，如苌弘蒙冤而鲜血化成碧玉，邹衍下狱而使六月飞霜，孟姜女哭夫而使长城倒塌，荆轲刺秦王而白虹贯日等等。
刚刚已经说到人们在“天人感应”的模式里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很强的人民性，而这一思想模式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的变化发展。所以，到了元代，这一思想模式也同样长盛不衰。窦娥之所以认为老天会实现她的誓言，并作出“告天”、“叫天”的抗争，以期促使上天垂戒人间统治者，就是受“天人感应”思想模式的影响。这种思想已经深深的根植在我国人民的心里，这当然是包括窦娥在内的。在我国古代人民的心里，依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天道”是自然和谐的，人类社会也应与之和谐。一旦出现冤狱，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自然”就会出现“灾变”以示“谴告”，这也是一种惩戒，所以，窦娥讲“冤枉事，天地知”。（《窦娥冤》第二折）中国古人相信“天”能够赏善罚恶，因而也是公正无私的。天人虽可合一，但是“天”又超越于人，能主宰人，所以，一旦人间出现了不公和冤狱，则可祈求上天消除不公，平反冤狱。所以，在她含冤莫白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让“苍天”来帮助自己洗刷冤屈。她的三桩誓言没有一个不是依靠“老天”来实现的。第一桩血洒白练，一般情况下，被斩的人，她的鲜血应该是洒落在地下的，但窦娥的却不是，用作品里侩子手的话来说就是：“我也道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窦娥冤》第四折）老天真的被窦娥感动，实现了她的第一桩誓言，如果窦娥不是那么的相信“苍天”，她又怎么能发出这样的誓言。第二桩“六月飞雪”和第三桩“亢旱三年”则更是在苍天的直接帮助下实现的。如果窦娥不是相信“天会从人愿”，她又怎么能发出这“无头愿”，又怎能三桩皆验，又怎么会成为感天动地的大悲剧。
在窦娥看来，为民父母者（指官吏），必须上恪天心，下恰民意。而现在却是“官吏无心正法”。因此，上天必有所示，必降灾祸，只有平冤，方可平息天谴之灾，从新恢复“天道和谐”和“人道和谐”，以及“天人和谐”。所以，窦娥才会发下虽违背事物的常见原理，却又合乎人情的三桩誓言。
“中国文化是注重和谐与统一的整体文化。”[9]（P245）“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德’、‘万物一体’、和‘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认为自然界和人类是一个相统一的自然整体，人类既然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要以人道合天道，以人心合天心，以人德合天德。”[10]（P31）因此，中国古代的某些制度设计就基于恢复天人和谐，如“录囚”、“会审”等，在《窦娥冤》中，窦天章到两淮“审囚刷卷”，平反冤狱就是如此，在窦娥的冤狱平反以后，他说：“莫道我念亡女与她灭罪消灾，也只可怜见楚州郡内大旱三年，昔于公曾表白东海孝妇，果然是感召得灵雨如泉，岂可便推委道天灾代有，竟不想人意感应通天，今日个将文卷重新改正，方显得王家法不使民冤，（《窦娥冤》第四折）而《窦娥冤》的剧名修饰以“感天动地”寓意就在于此。
因此，窦娥的三桩誓言，并不是随口说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她身上的集中反映，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说明她的冤屈的话，她完全可以再发下其它的一些誓言，有可能已不在是这三桩。所以，窦娥的这三桩誓言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窦娥冤》这部作品远在百年前就有了拔尊（M.Bzain）的法译本；官原民平又曾将这部剧译成日文，无疑，《窦娥冤》不仅是我国戏剧艺术中的一颗晶莹的明珠，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3]（P173）它久传不衰，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它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始终占着主导地位，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正确又全面的解读《窦娥冤》，对学习古代文学的其它作品起着很大的作。因此必须具体的分析和解剖她的三桩誓言。三桩誓言从内容上看，一愿比一愿深刻而强烈，这不仅是要把自己的冤情昭示世人，而且还要感天动地，让人们都知道是“官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冤》第二折）这三愿充分的揭露了当时社会官吏昏溃，法制腐败，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无门的真实情况，它着力表现主人公与社会恶势力“争到头，竟到底”的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甚至产生了超乎自然之上的感动天地的力量，致使三桩誓言都应验了。三桩誓言的应验，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是广大劳动人民愿望的实现，也是中国人伦理道德思想的体现，“清末戏曲理论家王国维认为——凡事希望圆满乃是‘吾国人之精神’”。[6]（P222）而且，如果没有这三桩誓言的话，窦娥这个敢作敢为、勇于反抗的形象就树立不起来，《窦娥冤》也就不会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也就不会长盛不衰。
三桩誓言在整部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三桩誓言不但是全剧的高潮和重点部分，而且还是它的轴心部分。没有这三桩誓言，这部作品就转动不起来。不能正确认识这三桩誓言，也就不能得出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和成就，就会影响人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人民身上的反映，也会影响人们全面而又具体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各个方面的影响作用。所以，认识《窦娥冤》的三桩誓言的文化内涵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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