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或许是过去二十年最接近“多元”这个定义的。他多元的创作样貌会将你塑造成一个在音乐包容度上极高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他往往能为听者推开许多扇通往不同艺术风格之路的窗棂。
2021年8月25日，周杰伦在社交网络上与歌迷进行了一次互动，“点赞达到20万就放出新歌预告”被迅速实现，一段时长仅为25秒的纯音乐MV毫无悬念登上热搜，刷屏80、90后的朋友圈。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几年反复上演，从两首单曲《说好不哭》和《Mojito》连续刷新国内数字音乐销售的线上销售记录，到粉丝“集体营业”、用时不到三天就登顶微博超话榜单，关于周杰伦的一切似乎都天然拥有获得人们最多瞩目和讨论的理由。
当讨论的热度渐渐退去，人们才会惊诧于站在话题中央的这个歌者已经出道21载，距离上一张专辑发行也过去了五年。在一个潮流变化迅捷到目不暇接的年代，这样“反常”的事实证明着：无论你是否喜爱周杰伦，都没办法改变他是二十一世纪华语流行音乐第一代言人的客观地位。
甚至在很多专业音乐人看来，周杰伦是能在“专业水准、大众知名度、商业价值转化”三重评判维度上达到高度统一的最后一个歌手。时光倒流回21年前，大概没人能想到那个在《可爱女人》中以一声无比戏谑搞怪的“呜！”开启首张专辑的“超新星”，竟然成为了一套绵延半个多世纪工业体系和价值标准的“终结者”。
2009年6月30日，周杰伦在国家体育场举办的“2009 魅力 · 中国鸟巢夏季音乐会”上演奏
美国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在关于二十世纪音乐的论著《余下只有噪音》中谈道：“我们永远不必过分看重作品诞生时受众的反馈，因为真正的杰作是像‘土星’般环绕着行星带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走出这个行星带，就无法认清它的品质。”
尽管我们很难说此刻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距离去评判周杰伦的艺术成就，但当互联网的整体舆论已经从论坛时代言辞激烈的“周杰伦唱的那些能叫音乐么？”变成了知乎上心平气和的“周杰伦的音乐好在哪些方面？”，我们也不妨暂时离开大众偶像、流行天王的光环，看看他的横空出世究竟给华语乐坛带来了什么。
2013年9月21日，周杰伦在2013魔天伦演唱会香港站登台演出
提到周杰伦的音乐创作，人们率先想到的概念应该是“R&B”。上世纪中叶，这个被直译为“节奏布鲁斯”的音乐类型陡然兴起，凭借整体轻快的节奏基调和高度包容的多元色彩成为与摇滚乐并肩、引领欧美流行音乐潮流的风格范畴。
杜德伟、陶喆等歌手也在1990年代先后集中开掘R&B在中文歌曲中的可能性，但这种探索距离真正形成蔚然大观的风潮还拥有技术上难以逾越的隔阂——任何一种以语言为依托的声乐风格都必然受到特定语种发音习惯的内在制约，R&B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嘻哈说唱都高度依赖于以英语、西班牙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音节语义效率偏低、屈折语派生词较多的特点，语句长短的不规律性和头尾韵、重音切换上的高度自由恰是这种音乐诞生的土壤。与之相比，拥有明确四声、去掉仄声字、追求饱满元音、“一字、一音、一义”的超高表达效率的汉语普通话，与R&B着实有些“水土不服”。
2000年初冬，随着专辑《Jay》的问世，这种隔阂被周杰伦用一种无比奇特的方式颠覆。按照传统学院派的艺术标准和受众欣赏习惯，有唱词的歌曲当然要让听众听清、易懂，可这个单眼皮年轻人却我行我素、在10首歌曲中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咬字不清”，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专辑《Jay》
直到三年后已经如日中天的周杰伦才在采访中正面回应外界的质疑：“我不能过多地把平仄考虑进去，否则就成了数来宝……我想做的其实是干脆把唱变成一件乐器”，证明了这种歌唱方式并不是极度随意、不加克制地放大习惯和缺陷，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它的实质是一种大胆的“扩容”。
不妨看两个例子：在2004年问世的《我的地盘》中，周杰伦将“在我地盘这、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割、用听觉找快乐”的尾音全部进行了儿化”，同时将其中的“盘、音乐、找”等字进行了明显的元音弱化处理；在2001年的《上海一九四三》中，“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姑娘缓缓走过外滩”漫长乐句的中段更是近乎哼唱般的模糊。
我的地盘音乐：周杰伦 - 周杰伦 2004 无与伦比 演唱会 Live CD
这种看似没有道理的处理一旦与周杰伦笔下的旋律相贴合就会变得无比熨帖，前者机械般的同音往复和后者长线条“U”型的旋律弧线爬升都与歌词本身发音的抑扬顿挫相矛盾，你只需尝试把这两句唱得足够清楚，就不难发现在直观听感上的糟糕和拗口。
上海一九四三音乐：周杰伦 - The One演唱会
尽管周杰伦的创作和对于中文R&B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可以使他当之无愧成为流行音乐的重要开拓者，可他艺术成就的最大印证或许正在于另一个事实：“R&B歌手”只是周杰伦音乐创作诸多侧面和身份中的一个。
从《彩虹》朴实无华的民谣弹唱、《逆鳞》迅捷刚猛的犀利饶舌，到《困兽之斗》对摇滚风格的纯熟驾驭、《牛仔很忙》与美式乡村音乐的深度融合，再到《迷迭香》和《水手怕水》分别对巴萨诺瓦和拉格泰姆独有律动游戏般的运用，周杰伦的音乐实验不断拓展着宽度和深度，而且越到后期“纯音乐”的比重越高、技术性越强。
迷迭香音乐：周杰伦 - 2007世界巡回演唱会
2016年推出的两首歌曲《床边故事》和《土耳其冰淇淋》，在音乐叙事的自由度、不断引入新旋律时的无痕过渡、高度圆融的配器构建清晰层次等方面，令人对周杰伦面对音乐创作的严肃态度和不断进步的能力感到叹服。有趣的是，伴随着这种进步的竟是舆论持续十多年的“周郎才尽”“缺少创新和惊喜”的声音——没办法，公众评判音乐作品的标准注定是游移和主观的。
《周杰伦的床边故事》
土耳其冰淇淋音乐：周杰伦 - 周杰伦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
没有任何一个音乐人能够彻底实现对音乐多元风格的全面开掘和包容，但周杰伦或许是过去二十年最接近“多元”这个定义的。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位真正全方位周杰伦音乐的歌迷，他多元的创作样貌会将你塑造成一个在音乐包容度上极高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不需要在每个领域都做到独一无二的杰出，却往往能为听者推开许多扇通往不同艺术风格之路的窗棂。
对于公众而言，周杰伦的个人标签有着另一个不得不谈的载体——中国风。从音乐角度上看，或许很难把《娘子》《双节棍》《龙拳》和《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归为一类，更难以想象它们能在收获极高传唱度的同时，仍能凭借卓尔不群的惊艳笔触保持常听常新的品质。
双刀 双截棍 龙拳音乐：周杰伦 - 周杰伦 2004 无与伦比 演唱会 Live CD
例如以不同寻常的小七和弦开启的《娘子》在情感高潮的“娘子我欠你太多”一句完全置于艰难的半音上行中，同时夸张的远关系离调几乎断绝了听者在KTV中大声齐唱的可能性；重温《双节棍》间奏那段钢琴独白的出现，人们仍会有从高速推进的喧嚣飞车瞬间坠入真空环境般的意外漂浮感受；聆听《东风破》副歌旋律出现前那完全依托于五声音阶的短暂前奏，你会思索：一个比练习曲还要简单的律动是怎样变得如此迷人？
东风破音乐：周杰伦 - The Era 2010 超时代演唱会
周杰伦这些天马行空的音乐想象得以实现，确实要感谢命运赐予他一位名叫方文山的词作者。如果说《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般的盎然诗意还可以在其他优秀词作者对仗工整的创作中觅得踪影，那么《爱在西元前》中连续列出“祭司、神殿、征战、弓箭”四个意象从而彻底打破歌词的固有节奏，以及《威廉古堡》《印第安老斑鸠》中奇特如诡异滤镜般的画面勾勒则只能是高手怪杰间的互出难题了。
《范特西》
爱在西元前音乐：周杰伦 - The Era 2010 超时代演唱会
在清丽隽永、瑰丽奇崛、质朴上口等多面特质之外，周杰伦的作品还保持着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作为影响力巨大的青年偶像，他自觉地“过滤”掉欧美音乐潮流中对于暴力、暗黑美学的渲染和推崇，同时让作品尽可能突破你情我爱的俗套范畴。
《止战之殇》中那一句“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醒来有面包当早餐、再喝碗热汤”也许是华语歌坛面对恐怖主义和霸权侵袭交织的新世纪之初发出的最振聋发聩的声音，《爸我回来了》站在青少年的视角控诉家庭暴力，《懦夫》像是一封吸毒者的悔恨自白，创作于汶川地震后的《稻香》为经历巨大伤痛的生者面向未来的勇气喝彩，为北京奥运会创作的《千山万水》则聚焦个体对自我的超越，《四面楚歌》与《超人不会飞》直面明星在高强度曝光前的困境与疲惫……
止战之殇音乐：周杰伦 - 周杰伦 2004 无与伦比 演唱会 Live CD
最受市场欢迎的歌手当然知道什么样的歌曲更容易成为爆款，可正如鲍勃·迪伦在写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信中谈到的：“我尊重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从不把它视作少年男女释放荷尔蒙的轻浮口哨。”周杰伦选择了一条更难的创作道路，也将自己的艺术提升到更高的段位。
《十一月的肖邦》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如今的流行音乐世界距离十多年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权威音乐杂志MusicWeek对于Billboard公告牌年度前100名流行金曲的数据统计，单首歌曲的创作者人数已经从2006年的平均3.52位上升到2016年的4.53位，而2020年度金曲前几名的创作团队（不含编曲）更是达到了两位数。
与大众熟知的好莱坞电影和美剧的创作流程类似，基于大数据算法的“团队集体创作”在过去十年成为了主导全球流行音乐的全新模式，细化到谁来写某一句旋律的方式正在让音乐写作彻底进入套路化的技术工种行列。
遗憾的是，拥有巨大流量的年轻华语音乐人大多被公司斥巨资推向这种“国际化”运作之中，与之对应的便是由于缺乏碧昂斯、阿黛尔等音乐巨星在创作中的主导话语权和艺术实践能力而导致的大量缺乏辨识度、但“听起来很主流、很欧美”的作品产出，风格多元、带给受众正向挑战和智性愉悦的作品愈发稀少。
在这个令人失望的现实中回望周杰伦过去几年在很多媒体平台表达的“我的目标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中文歌才是最酷的，让大家听几秒钟就知道这是中国的音乐”，才会明白那其实绝不仅是一种宣誓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的口号，而是寄盼中国的音乐人们真正发掘自己擅长的、带有文化个性的道路进行耕耘，不要简单照搬欧美音乐的技术手段和创作模式。
周杰伦《Mine Mine》MV 剧照
然而，正如盗版的巨大冲击让以滚石公司为代表的唱片行业与“四大天王”等金字招牌一夜之间黯然失色，全新的创作模式和互联网平台追求的高速变现也将传统唱片思维转换成了一首首孤立的单曲，与之无奈相伴的则是步入不惑之年的周杰伦、孙燕姿、蔡依林留下的属于大众记忆时代的最后辉煌。
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成为一代甚至几代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多少还与《少林寺》创下万人空巷的观影热潮相仿，即客观条件下可选择的对象较少、关注度集中（当然这绝不影响作品本身的杰出），那么千禧年前后出道的一批音乐人在数轮流行音乐热潮过后的横空出世，已经可以说是在“残酷”的审美分众中抢夺市场了——作为这一代音乐人中的佼佼者，周杰伦与罗大佑、崔健等音乐前辈一样，无论在他的音乐道路上有过怎样的激烈争论和立场交锋，一种影响华语乐坛的崭新风格和一批传唱度极高的音乐作品诞生，这种成功背后是个人才华与受众需求高度共振所达成的坚实逻辑，已经不再受个人好恶评判的影响了。
2017年12月16日，上海，第11届音乐盛典咪咕汇现场。（图｜视觉中国）
当下人气最旺的明星是A还是B，本质上可能接近于一个大众注意力的“零和游戏”——但区别就在于，火过之后留下了什么样的作品，它们是否可以做到在一个阶段广为传播的同时记录一个时代。不是通过无尽的赞美来缔造“神话”，而是期盼着真正有说服力的新人走上神坛：或许这才是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开端的我们，面对着周杰伦这位截止到此刻最后一位带有“全民偶像”色彩的音乐人，依然有那么多话想要表达的真正原因。
2009年6月30日，周杰伦在国家体育场举办的“2009 魅力 · 中国鸟巢夏季音乐会”上演奏
美国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在关于二十世纪音乐的论著《余下只有噪音》中谈道：“我们永远不必过分看重作品诞生时受众的反馈，因为真正的杰作是像‘土星’般环绕着行星带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走出这个行星带，就无法认清它的品质。”
尽管我们很难说此刻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距离去评判周杰伦的艺术成就，但当互联网的整体舆论已经从论坛时代言辞激烈的“周杰伦唱的那些能叫音乐么？”变成了知乎上心平气和的“周杰伦的音乐好在哪些方面？”，我们也不妨暂时离开大众偶像、流行天王的光环，看看他的横空出世究竟给华语乐坛带来了什么。
2013年9月21日，周杰伦在2013魔天伦演唱会香港站登台演出
提到周杰伦的音乐创作，人们率先想到的概念应该是“R&B”。上世纪中叶，这个被直译为“节奏布鲁斯”的音乐类型陡然兴起，凭借整体轻快的节奏基调和高度包容的多元色彩成为与摇滚乐并肩、引领欧美流行音乐潮流的风格范畴。
杜德伟、陶喆等歌手也在1990年代先后集中开掘R&B在中文歌曲中的可能性，但这种探索距离真正形成蔚然大观的风潮还拥有技术上难以逾越的隔阂——任何一种以语言为依托的声乐风格都必然受到特定语种发音习惯的内在制约，R&B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嘻哈说唱都高度依赖于以英语、西班牙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音节语义效率偏低、屈折语派生词较多的特点，语句长短的不规律性和头尾韵、重音切换上的高度自由恰是这种音乐诞生的土壤。与之相比，拥有明确四声、去掉仄声字、追求饱满元音、“一字、一音、一义”的超高表达效率的汉语普通话，与R&B着实有些“水土不服”。
2000年初冬，随着专辑《Jay》的问世，这种隔阂被周杰伦用一种无比奇特的方式颠覆。按照传统学院派的艺术标准和受众欣赏习惯，有唱词的歌曲当然要让听众听清、易懂，可这个单眼皮年轻人却我行我素、在10首歌曲中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咬字不清”，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专辑《Jay》
直到三年后已经如日中天的周杰伦才在采访中正面回应外界的质疑：“我不能过多地把平仄考虑进去，否则就成了数来宝……我想做的其实是干脆把唱变成一件乐器”，证明了这种歌唱方式并不是极度随意、不加克制地放大习惯和缺陷，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它的实质是一种大胆的“扩容”。
不妨看两个例子：在2004年问世的《我的地盘》中，周杰伦将“在我地盘这、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割、用听觉找快乐”的尾音全部进行了儿化”，同时将其中的“盘、音乐、找”等字进行了明显的元音弱化处理；在2001年的《上海一九四三》中，“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姑娘缓缓走过外滩”漫长乐句的中段更是近乎哼唱般的模糊。
这种看似没有道理的处理一旦与周杰伦笔下的旋律相贴合就会变得无比熨帖，前者机械般的同音往复和后者长线条“U”型的旋律弧线爬升都与歌词本身发音的抑扬顿挫相矛盾，你只需尝试把这两句唱得足够清楚，就不难发现在直观听感上的糟糕和拗口。
尽管周杰伦的创作和对于中文R&B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可以使他当之无愧成为流行音乐的重要开拓者，可他艺术成就的最大印证或许正在于另一个事实：“R&B歌手”只是周杰伦音乐创作诸多侧面和身份中的一个。
从《彩虹》朴实无华的民谣弹唱、《逆鳞》迅捷刚猛的犀利饶舌，到《困兽之斗》对摇滚风格的纯熟驾驭、《牛仔很忙》与美式乡村音乐的深度融合，再到《迷迭香》和《水手怕水》分别对巴萨诺瓦和拉格泰姆独有律动游戏般的运用，周杰伦的音乐实验不断拓展着宽度和深度，而且越到后期“纯音乐”的比重越高、技术性越强。
2016年推出的两首歌曲《床边故事》和《土耳其冰淇淋》，在音乐叙事的自由度、不断引入新旋律时的无痕过渡、高度圆融的配器构建清晰层次等方面，令人对周杰伦面对音乐创作的严肃态度和不断进步的能力感到叹服。有趣的是，伴随着这种进步的竟是舆论持续十多年的“周郎才尽”“缺少创新和惊喜”的声音——没办法，公众评判音乐作品的标准注定是游移和主观的。
《周杰伦的床边故事》
没有任何一个音乐人能够彻底实现对音乐多元风格的全面开掘和包容，但周杰伦或许是过去二十年最接近“多元”这个定义的。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位真正全方位周杰伦音乐的歌迷，他多元的创作样貌会将你塑造成一个在音乐包容度上极高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不需要在每个领域都做到独一无二的杰出，却往往能为听者推开许多扇通往不同艺术风格之路的窗棂。
对于公众而言，周杰伦的个人标签有着另一个不得不谈的载体——中国风。从音乐角度上看，或许很难把《娘子》《双节棍》《龙拳》和《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归为一类，更难以想象它们能在收获极高传唱度的同时，仍能凭借卓尔不群的惊艳笔触保持常听常新的品质。
例如以不同寻常的小七和弦开启的《娘子》在情感高潮的“娘子我欠你太多”一句完全置于艰难的半音上行中，同时夸张的远关系离调几乎断绝了听者在KTV中大声齐唱的可能性；重温《双节棍》间奏那段钢琴独白的出现，人们仍会有从高速推进的喧嚣飞车瞬间坠入真空环境般的意外漂浮感受；聆听《东风破》副歌旋律出现前那完全依托于五声音阶的短暂前奏，你会思索：一个比练习曲还要简单的律动是怎样变得如此迷人？
周杰伦这些天马行空的音乐想象得以实现，确实要感谢命运赐予他一位名叫方文山的词作者。如果说《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般的盎然诗意还可以在其他优秀词作者对仗工整的创作中觅得踪影，那么《爱在西元前》中连续列出“祭司、神殿、征战、弓箭”四个意象从而彻底打破歌词的固有节奏，以及《威廉古堡》《印第安老斑鸠》中奇特如诡异滤镜般的画面勾勒则只能是高手怪杰间的互出难题了。
《范特西》
在清丽隽永、瑰丽奇崛、质朴上口等多面特质之外，周杰伦的作品还保持着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作为影响力巨大的青年偶像，他自觉地“过滤”掉欧美音乐潮流中对于暴力、暗黑美学的渲染和推崇，同时让作品尽可能突破你情我爱的俗套范畴。
《止战之殇》中那一句“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醒来有面包当早餐、再喝碗热汤”也许是华语歌坛面对恐怖主义和霸权侵袭交织的新世纪之初发出的最振聋发聩的声音，《爸我回来了》站在青少年的视角控诉家庭暴力，《懦夫》像是一封吸毒者的悔恨自白，创作于汶川地震后的《稻香》为经历巨大伤痛的生者面向未来的勇气喝彩，为北京奥运会创作的《千山万水》则聚焦个体对自我的超越，《四面楚歌》与《超人不会飞》直面明星在高强度曝光前的困境与疲惫……
最受市场欢迎的歌手当然知道什么样的歌曲更容易成为爆款，可正如鲍勃·迪伦在写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信中谈到的：“我尊重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从不把它视作少年男女释放荷尔蒙的轻浮口哨。”周杰伦选择了一条更难的创作道路，也将自己的艺术提升到更高的段位。
《十一月的肖邦》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如今的流行音乐世界距离十多年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权威音乐杂志MusicWeek对于Billboard公告牌年度前100名流行金曲的数据统计，单首歌曲的创作者人数已经从2006年的平均3.52位上升到2016年的4.53位，而2020年度金曲前几名的创作团队（不含编曲）更是达到了两位数。
与大众熟知的好莱坞电影和美剧的创作流程类似，基于大数据算法的“团队集体创作”在过去十年成为了主导全球流行音乐的全新模式，细化到谁来写某一句旋律的方式正在让音乐写作彻底进入套路化的技术工种行列。
遗憾的是，拥有巨大流量的年轻华语音乐人大多被公司斥巨资推向这种“国际化”运作之中，与之对应的便是由于缺乏碧昂斯、阿黛尔等音乐巨星在创作中的主导话语权和艺术实践能力而导致的大量缺乏辨识度、但“听起来很主流、很欧美”的作品产出，风格多元、带给受众正向挑战和智性愉悦的作品愈发稀少。
在这个令人失望的现实中回望周杰伦过去几年在很多媒体平台表达的“我的目标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中文歌才是最酷的，让大家听几秒钟就知道这是中国的音乐”，才会明白那其实绝不仅是一种宣誓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的口号，而是寄盼中国的音乐人们真正发掘自己擅长的、带有文化个性的道路进行耕耘，不要简单照搬欧美音乐的技术手段和创作模式。
周杰伦《Mine Mine》MV 剧照
然而，正如盗版的巨大冲击让以滚石公司为代表的唱片行业与“四大天王”等金字招牌一夜之间黯然失色，全新的创作模式和互联网平台追求的高速变现也将传统唱片思维转换成了一首首孤立的单曲，与之无奈相伴的则是步入不惑之年的周杰伦、孙燕姿、蔡依林留下的属于大众记忆时代的最后辉煌。
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成为一代甚至几代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多少还与《少林寺》创下万人空巷的观影热潮相仿，即客观条件下可选择的对象较少、关注度集中（当然这绝不影响作品本身的杰出），那么千禧年前后出道的一批音乐人在数轮流行音乐热潮过后的横空出世，已经可以说是在“残酷”的审美分众中抢夺市场了——作为这一代音乐人中的佼佼者，周杰伦与罗大佑、崔健等音乐前辈一样，无论在他的音乐道路上有过怎样的激烈争论和立场交锋，一种影响华语乐坛的崭新风格和一批传唱度极高的音乐作品诞生，这种成功背后是个人才华与受众需求高度共振所达成的坚实逻辑，已经不再受个人好恶评判的影响了。
2017年12月16日，上海，第11届音乐盛典咪咕汇现场。（图｜视觉中国）
当下人气最旺的明星是A还是B，本质上可能接近于一个大众注意力的“零和游戏”——但区别就在于，火过之后留下了什么样的作品，它们是否可以做到在一个阶段广为传播的同时记录一个时代。不是通过无尽的赞美来缔造“神话”，而是期盼着真正有说服力的新人走上神坛：或许这才是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开端的我们，面对着周杰伦这位截止到此刻最后一位带有“全民偶像”色彩的音乐人，依然有那么多话想要表达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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