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的农业发生的时代早至9000年至7000年。这从镇江营和塔照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骨质农具可以得到印证。
镇江营遗址
农业和气候的关系很大，播种采摘，必须按照一定的季节或者温差来进行。当时，肯定是没有二十四节气表之类的准确历法的。那么，新石器时代的人怎样来确定季节的变化呢？推测，一个是靠自身的体验，寒暖自知，人之常情。但是，那时的人是没有这种自信的，他们对天气气温的变化还处于莫名其妙的状态，惊讶于四季的递嬗。但是，在长期的观察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大雁南飞，为寒霜将至；小燕北归，衔春暖到来。于是，燕子成为他们眼中一种神圣的鸟，它关乎着寒暑和收成。所以，在新石器初期开始各聚落结盟，确定族徽标志的时候，当时，尚无民族夷夏之分，生活在包括房山在内的一些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聚落，选择了燕子作为自己的标记，成为这几个聚落的原始图腾。这其中，包括后来称为“商”或“殷”的这个民族。
“燕”代表一大群聚落的事情，应该产生在红山文化时期。在此时期，华北至辽西一带龙图腾、猪图腾、熊图腾、凤图腾都产生了。燕子作为一种图腾，被后来的人称为“玄鸟”，也就是黑色的鸟，又称作“鳦”，一直以来被训诂为“燕”。由于从北方南下的商部族打败了曾经有很大势力的夏部族，“玄鸟”就成为他们的专属。这是因为后来不但军事占优势地位，文化也占优势地位的种族和民间的口耳相传，又被当时采风之人记录下来的缘故。
除了殷商之外，实际上，以燕子为图腾的部落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后来统一中国的秦部族，开始时期也是以燕子为自己的图腾标志的。这中间反反复复经历了近千年的变化，后人只把商朝肯定为是燕图腾，写进了《诗经》等典籍，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研究，有的学者认识到，玄鸟（燕子）并不是商组的专署图腾。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发掘殷墟，发现有些陪嫁的铜器上面，有明显的燕图腾的族徽标志，才用地下出土文物证明燕图腾是一个比较广泛应用的图腾。琉璃河遗址的被发现和发掘，确定了燕国的都城所在，了解到燕图腾涵盖着燕山南北和易水、拒马河、永定河、大石河流域的新石器原始居民。
我们所说的“燕文化”，缘起于燕地的土著文化，就是指的是以燕为图腾和族徽的土著居民。他们在房山区和周围地区自己发展起来的从新石器时代到周召公封燕时代的文化。以往，也就是早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郭沫若、于省吾、傅振伦、金景方、候仁之诸大家都推测，在这里肯定有一个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且也基本肯定，这个文化也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为图腾。再向前追溯，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有此见解。不过，他推测的范围比较宽泛一些，包括房、涞、涿、易四县等整个京西地区，即易水、拒马河一带当都属于土著燕国的范围。当然，在他们那个时代，由于地下出土文物少，没有进行大规模科学的发掘，所以，只能根据部分流传的器物和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进行推测。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终于得到了安定，考古事业正常进行，完全可以说明这个时代的遗址得到了发现发掘并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很多出土的器物证明了诸大家的远见卓识。而且，在旧石器时代之后，新石器时代还展露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并且和他们一直想弄清楚的燕文化连接了起来，这恐怕是诸老先生们没有料到的。当然，他们若看到如此丰富的考古成果，一定会欣喜万分的。
镇江营和塔照遗址透露出的曙光
镇江营与塔照遗址是房山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遗存，也是北京市新石器遗址的代表性遗存。从整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来看，它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隅，恰处于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的连接点上，这样，使它的考古文化具备了南北汇聚的特征。1986年至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连续五年发掘两遗址，共发现先秦时期的九种文化，分属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在五年发掘的基础上，课题组又花费了七年时间，从事整理、研究发掘资料和编写、出版研究成果的工作，研究成果获得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位于房山区镇江营村北的台地上的遗址，东北距房山老县城35公里，北拒马河从遗址东侧流过，台地高出河床约12米。这个遗址的文化层很厚，最下层的底部遗存的年代测量为9000年，同是这一文化层的上部，碳14测定为7000年，也就是说在距今9000至7000年之间，这里存在过一种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文化。因为该文化有不同于周围已经命名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所以，没有套用已经命名的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而称之为为“镇江营一期文化”，用以区别其它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也就是说，在房山区出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独有的代表性的文化。
在镇江营一期文化这个时期，这里的气候较湿润，这时期的人们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间或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国内诸多学者都认为镇江营和塔照遗址属于当地土著文化。
房山区本来是以旧石器文化而闻名于世。创造旧石器文化是人类在几百万年前开始至一万年前迈向文明征程的起步，而真正迎来文明的曙光却还是在一万年前发明的新石器文化。到了几千年前，国家的出现，才使人类步入了文明的门槛。中国在约5000年至3000多年时的青铜时代，国家完善，礼制奠基，我们的祖先才终于进入了文明时代。
中国多种多样的环境是多元文化形成的舞台，而多元文化得益于交流。镇江营正处于交流带上，所以，成就了它多元化的文化含蕴。
过去认为，黄河中下游处在亚热带北沿的特有环境，形成发达的新石器中晚期和青铜文化。所以，一直将黄河视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实际上，不但在黄河的中下游，就是在拒马河畔，由于同样的气候条件和人类积累的经验和在新环境中创造性的爆发，使人类进入文明的脚步突然加快。
镇江营遗址背山临河，遗址所处的台地平面近似椭圆形，面积大约有2万余平方米，东北角伫立着明万历年间修的和尚塔，此塔在历史衍变中被称为“镇江营镇河塔”。北面是北京通往河北易县的公路，北距马河流经台地的东缘。台地中间的一条清代采石沟将遗址切割成南北两部分。遗址北部面积大，基岩高出地表，被柿树林覆盖。
但是，著名的上宅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内容，和镇江营却没有任何相近之处。上宅文化是以平谷区上宅遗址的第二期遗存和北捻头遗址命名的。分布于北京的东北部和天津市、河北省的唐山市。陶器以夹砂和夹滑石的红褐陶为主，器表多有抹压、刮条、压印“之”字、蓖点、剔刺麻点、刻划等纹饰，器类多平底筒形罐，另有盆、钵、舟形器、鸟首形镂孔器以及猪、羊、熊、海马等小型动物塑像。石器以打制的大型盘状器和琢制的细石器为多，磨制石器较少。
也就是说，距今7000年之前，北京地区同时生息着两个文化系统，即以镇江营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寰底器系统和以上宅文化为代表的平底器系统。二者的器物群各具特色，尤其是早期的陶器群，看不出相互交流的迹象。两种文化以永定河为界，各安其境。一直到商朝中晚期，才发生了变化。最大的成就是出现了冶炼青铜器的技术，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冶炼厂，但是，大量流传有序的青铜器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证明在商朝，这里的青铜技术已经是很发达的了。
笔者认为，镇江营的各期文化中和昌平雪山文化相同相通，是他们来往结盟的表现；他们的对立聚落就是平谷上宅为代表的聚落。很可能在昌平及临近一带，可能发现也以燕为图腾标志的原始聚落。
当商朝能够使用甲骨文的时候，作为土著的以“燕”为图腾的民族酋邦开始见诸于甲骨文的记载，也使燕文化的源头清楚了。
这个范围包括，从北易水——距马河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与先商――早商文化的分界。早商时期，早商文化的一支曾一度向北推进到壶流河流域，但很快退回到了距马河附近，形成了张家园上层文化，这就是以镇江营上中层文化为代表的。至晚商时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向南有所扩展，这一带基本上仍然是其晚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区，但是，能够看出文化上面的明显进步，其青铜器铸造技术和中原文化相比较，虽然落后一些，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
这时，当地土著的燕文化产生了一个人物，他就以本族的名称——“燕”，在商朝担任了“贞人”。而当时的贞人是参与商朝王室甚至决定商朝王室事务的重要成员。“燕”是代表他的聚落或者是酋邦进入的商朝上层，由于他权势在朝中越来越大，他终于得到了“亚”字的徽号。
前人一直将这个“亚”看成是商朝的一个很高的武职，没有实际的证据。笔者认为，此“亚”字应该读为“地”，通“缔”，乃至“帝”，正确的读法应该是“那块土地”。（下详）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关于“亚燕”的解释（《社会科学战线》1983、1）认为，“亚”字没有疑义，但认为“燕”为人张口的形状，许多人同意这个观点。只有吴大澄释为“燕”（下面用*代替）。柯昌济释为“亚疑”，认为亚是古代诸侯的爵次，和唐兰的意见一致。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是“疑”。日人高田忠周释为：“擬”，是沿袭释“疑”而已。于省吾质疑：没有手，怎能为“擬”？于省吾当时（1983）认为只有吴大澄释为“燕”，实则，著名的收藏家和古文字学家刘体智也释为“燕”。系统论证“*”为“燕”的本意本体的是今人北大教授葛英会。他认为，在北京地区或者说在房山有一个土生土长的“燕国”，和商朝以及后来的秦有图腾方面的渊源关系。后来，周代商，周召公“封偃”，逐步以“偃”代“燕”，至秦统一之后，才恢复“燕国”之称。颇有道理。笔者在1982年所写的《北京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也持此观点。起码有六十多件传世的铜器和琉璃河西周遗址和其它遗址出土的铜器所证实。对镇江营的发掘，可以证明在周召公封燕之前，房山这一带确实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历史很长的“聚落”，以“燕”为图腾，在商朝后期强大起来。于是，在商朝朝廷出现一个贞人“燕”，参与朝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图腾的“燕”字开始有了“亚”，“亚”或者作为框，或者顶在燕的头上，后来在亚的内里或者上下左右内容越来越多。于省吾先生最后认定，“亚燕”或者“燕亚”是一个部族的名称。当然，他是将“燕”训为“疑”的。而葛英会先生经详细论证，认为“燕”和“疑”是同一个字。于省吾在行文中也从发音上认为“燕”、“疑”同音。而且“疑”的左半部分，就是“燕”字。
对于“亚”如何解释，古文字界其说不一。笔者多方查取资料，认为研究古代天文学的人解释的颇有道理。他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出土了诸多八角形的器物图案，是当时人们对地理方位的认识。就是“东、南、西、北”以及“偏东”、“偏南”、“偏西”、“偏北”八个方向，称为“八方”。这种关于方位的认识是和天上能够看得到的星辰对应而形成的。“八方是由四条直线构成的方位坐标，两条叫二绳，另两条叫‘四维’。二绳互交，构成东、西、南、北四方，四维互交并叠合于二绳之上，构成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由于受盖天说的影响，二绳与四维被想象成了固定天穹的四根绳子。五位是以四方为基础而产生的平面概念，或者说是四方的平面化，当两个矩形互交而成五宫时，二绳交点的平面化便形成了中宫，商代的亚字形正是这种观念的完整体现。”（见冯时著《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另有艾兰：《“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也论证了“亚”字的来源是源于对天文的观测而产生的方位观念。
那么，这个亚字究竟读什么呢，笔者以为，是读“地”，或者“大地”。这个“地”和“缔”是相通的，表明了从血缘家庭联盟组成的氏族关系集团向地域关系集团的转化过程。图腾的出现本身就是地域关系为主的聚落和酋邦形成的产物，标志血缘集团开始有了联盟，利益共享，共同对付敌对势力。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实行族外婚姻，通过婚姻关系来加强联盟。
那么，后来通行的“偃”应该怎么读，怎样解释呢？笔者以为，此“偃”字，从甲骨文到金文，都是从“日”，从“女”，原意通“宴”，这个“宴”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和“饭”通用的。同时，“偃”还通“安”。即有饭吃，有房子住，为“安”。周召公北上，被封为“偃”，那时的“偃”字，只有“日”、“女”加一个“L”，意思就是说，让召公封燕（偃），为了保住周王朝北部的江山（周武王称为“北土”）安全。所以，笔者认为，初期的“偃”应该读为“安”。安为张口呼，燕为闭口呼，上膛音，两字没有音转之说，所以，“偃”应该一直读安的，但是，司马、班氏直至后世“小学”皆训为燕，皆错也。问题发生在“燕”、“偃”相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偃”改回“燕”是很有道理的。估计是李斯的主意。
房山的土著文化在召公封燕之前，经过了原始的血缘集团，后来形成以地域为基础的聚落，大约在这个时代，为了表示聚落联盟的关系，出现了图腾标志。房山的这个聚落图腾和商朝是联盟关系，所以都使用“玄鸟”（燕子）作为图腾，也把女子嫁给商王，甲骨文有多处记载“妇燕”。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代吉金文存》所载的“玄鸟妇”壶。这把壶是燕地的女子出嫁给商王而作的媵器，就是陪嫁用品。上面即生动地刻画了玄鸟的形象，也把“亚燕”标在了壶的左耳和右耳上。
燕子在认识天文气候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冬去春来很有规律，成为人们认识气候变化的一个标志。后来，商朝的以“汤”为首的部族强大起来，占领了中原，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神权奴隶制国家。但是，很多地方的聚落和族团并不是由它来封邦建国的，比如位于京西房山为主的这个地区的聚落，只和商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土著的“燕”在这种历史变革中，由聚落发展而成“酋邦”，就是有了联盟长之后，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和商朝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成为商朝认可的一个邦国。当“燕”以自己的族名进入朝廷担任贞人，燕国的女子成为商王妇之后，得到了“亚”这个土地封号。从此开始，“燕”和“亚”便开始结合在了一起。
有一点需要说明，商朝不是和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周朝一样的宗法奴隶制国家，她更像一个朝廷掌握强大军队的部落联盟。商王朝内部每隔两代，要更换王位，也就是说，有两个王族族属轮流掌握朝政大权。所以，商王也没有正妇（正宫）姬妾的区别，所有商王妇都是平等的。她们是自己所属的酋邦方国的代表，她们甚至掌握军队，如著名的“妇好”，不但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有时在外出作战的时候，其他邦国的军队也归她指挥。
随着燕的强大，北京地区的“蓟”也归于燕的集团，使用同一徽号，所以才有标志着“蓟候亚燕”铜器的不断出土，再后来，另一个土著集团“孤竹”也加入了进来。所以，在“亚燕”的标识下，又出现了“孤竹”。在北京这一方土地上，形成了以燕为主的三个酋邦联盟集团。这就是“亚”和蓟、孤竹的关系，也是当时的人口部族的分布状况。不过，土著“燕”人活动的中心，应该是房山从十渡到琉璃河一带，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窦店良乡。
后来，这个在商朝朝廷的“燕”势力发展很快，他所代表的燕族有一百人在朝廷作官或做工，而且和商朝末代帝王纣的关系密切。所以，当周武王率领大军攻进商都后，发生了一次针对“亚燕”官僚集团的大屠杀。《逸周书.世俘》记载，“越五日甲子期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燕亚臣百人，……武王乃废于纣燕亚恶臣百人。”于省吾考订，可读为：“纣的燕亚臣僚百人已被法办。前文只言 ‘执燕亚臣百人’，执指逮捕言之，《说文》训执为‘捕罪人’，是其证。《逸周书》先言逮捕，后言法办，文意是相通的。”所以，于省吾先生推论，“燕亚是氏族的名称，因为燕亚族臣百人都是商纣亲信臣僚，故先逮捕而后法办之。”
应该说，就在这百人被法办的时候，燕地的土著文化便面临着终结时期了。她究竟是怎样终结的，是很值得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而且，燕地的土著文化只是形式上的终结，其精神内涵，窃以为一直在其血液中流淌，兴旺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延续至今。不但成为文化课题，也是重要的社会课题。
作者：王德恒，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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