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沙无垠
本文是为回答用户的提问而撰写。在大家的刻板印象中，可能对基督教的范围理解得过于狭窄，对于历史上的东方景教教会可能了解不多，所以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比大家印象中要大。伊斯兰教直到明朝，才因为国际上的诸多大事件而在内陆亚洲战胜基督教，立足于西北地区。这其中的种种纠葛，这篇雄文都会剖析清楚。希望提问的用户能够满意。
这个问题，涉及到四个方面，其一是外援的强弱；其二能否占据一定岗位，获得稳定经济基础；其三是要能够占据军事地位，用武力去消灭非己的势力；其四，是能否做好本土化的工作还能同时保持自身特点。
基督教比伊斯兰教更先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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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内亚地区的宗教，就不得不提一下，基督教兴起以前，此地流行的两大宗教，即来自波斯的祆教（拜火教）与来自印度的佛教。
前者依靠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赫赫武功，传播到了中亚地区，但在希腊化时代，也面临着印度传来的，主要流行于印度刹帝利种姓武士当中，并获得了印度-希腊王国以及贵霜帝国支持的佛教的挑战。
此时的佛教，实质上在艺术上和思想上也产生了一定希腊化的色彩。艺术上自不待言，赫赫有名的犍陀罗艺术，把阿波罗的模样改造成了佛陀的形象。在思想层面上，也受到了巴门尼德“存在”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业力”影响人的命运的思想。
犍陀罗艺术中阿波罗式的佛祖
然而，随着希腊化的退潮，加上波斯地区本土化的政权安息（帕提亚）、萨珊两帝国武功也颇为强盛，祆教又重新占据了上风。不过，此时我国西北地区（包括原汉朝西域都护府羁縻之地区）还是佛教占据上风的，因为佛教僧侣及信徒们也在维持着西北通往帕米尔高原及印度次大陆的商旅贸易。
另一方面，由于南北朝时代，我国北方的北魏-西魏-北周这一系列政权，直到后来的隋唐，也需要波斯方面输入的冶金技术以及其他用来炫耀性消费的商品，波斯祆教在西北及中原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名鼎鼎的萨保府，就是管理信奉祆教的粟特人及波斯人的机构，也是南北朝后期到隋唐，中原地区招商引资的一大助力。
在隋唐时代，跟随祆教一起进入中原的，也包括在东罗马因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打击，故而被萨珊波斯政权加以发展利用的一大基督教支派——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即中国古人所谓之“景教”）。
“景教”在唐朝，也属于官方认可的“三夷教”之一。“三夷教”，即祆教、景教和明教（摩尼教）。
三者当中，祆教主要倚仗于波斯、粟特商人的势力，萨珊波斯政权被阿拉伯帝国消灭以后，在西亚，祆教受到了伊斯兰教的极大打击，不少信徒被迫逃亡至印度，或追随卑路斯（Peroz）王子逃亡至唐朝。祆教一直是“三夷教”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安禄山的母亲阿史德氏，就是一名祆教的女祭司。安禄山造反，也拉拢了不少“杂胡”中的祆教信徒参与。
景教的信徒，则有教士伊斯跟随郭子仪平叛，他本人也被唐肃宗赐以“紫衣袈裟”（可能是近似于罗马皇帝紫袍式的僧袍），对于唐廷，名声要好一点点。相比之下，祆教内部则有严格的种姓制度，以及令中原人所不齿的“以姊妹为妻妾”的风俗，更被人厌恶一些。
但伴随着“安史之乱”的，还有整个河西陇右地区陷入吐蕃的变故，使得唐廷的财政收入开始主要仰仗于依靠运河运来的东南财赋资源，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被大大弱化了。
这使得“三夷教”与其总部的联络，日渐减少。景教在中原地区，也不得不采用了佛教化的术语来包装自己，如称耶稣为“景通法王”，耶稣的十二使徒，以及《旧约》中的各路先知，也被以“法王”称之。这也使得景教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加上缺少外面的人力及财力支援，早在唐武宗发动“会昌法难”以前，就已经衰落了下去。不过，在吐蕃羁縻控制的高昌等原唐朝安西都护府地区，景教信徒依然与巴格达的总部联络紧密，生存得不错。
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用文言文谈基督教颇有意思
灭佛的“三武一宗”中，“会昌法难”持续时间其实不算长，因为主持灭佛的唐武宗在发布此令后的第二年，就离开了人间。虽说此法难中，管理祆教信徒的“萨保府”被撤销，景教与明教，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中原的传播，也没有绝迹。在北宋初年，还有人见过僧侣及寺院，但尔后还是因为与来源地缺少交流，慢慢淡去了踪迹。
不过，在先后被归义军、西夏占据的河西走廊地区，景教依然存在着。
到了10世纪初叶，改宗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崛起。其可汗萨图克·博格拉借助着波斯传入的军事技术以及富有战斗力的“古拉姆”奴隶军团，还有让部众改宗伊斯兰教的举动，让伊斯兰教真正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有了市场。
当然，喀喇汗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主要的对手还是归义军的重要盟友，佛国于阗国和龟兹国。换言之，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及七河地区崛起以前，这片地区的基督教势力，也不过是佛教与祆教势力的陪衬。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佛国，也不是吃素的， 像著名的李氏于阗国，就一直撑到1109年才被喀喇汗国弄过来的河中雇佣军集团灭亡。
在喀喇汗国击败了于阗等佛国以后，这一地区的佛教，因被视为是“拜偶像者”而遭到了彻底的破坏。龟兹国的佛教遗迹——克孜尔千佛洞，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的时候，还发现里面有一具被长矛捅死的和尚的尸体。在喀喇汗国的著作《突厥语大词典》当中，也有着“我们如潮而至，攻陷大小城池，佛堂庙宇全捣毁，给菩萨拉屎撒尿”的记载。
跟佛教相比，景教的势力还是被区别对待，依靠着《古兰经》的规定：“要与那些不信神与不信先知的人战斗，也要与那些《古兰经》问世后非真信的人作战，直到他们缴纳贡赋，才可以被予以宽恕”，景教作为缴纳贡赋的“有经之人”生存下来。
东方教会在草原上的辉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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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世纪，景教徒们在契丹辽国控制的漠北诸部却发现了一片富矿。
当时的契丹辽国，也仰仗漠北诸部（大抵多是回鹘余部）作为中介，与西域地区以及更远的中亚乃至南俄罗斯草原地区，倚仗“草原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突厥语大词典》也记述有契丹商人带来东方商品前来贸易的事宜。
最先开始信奉景教的部落，就是后来铁木真义父，“王汗”托斡邻勒所出的克烈部。一日，该部首领于风雪中迷失了道路，恰逢一位景教教士路过，此人说，您若能信靠耶稣基督，我就一定能带你走出困境，此首领答应了教士的要求，回营帐后，召居国内之基督教商人，询以教义。他才知道问未受洗礼，则不得为基督教徒。
随后不久，首领又获得一册福音书，然后每日作礼拜，并派人去呼罗珊地区去延请传教士。亚述教会也派了一位教师去克烈部施冼。教师一到，首领说道，我的部众只吃肉类乳类，如何能守斋戒?而且还说其国中有二十万人，皆愿信教云云。
尔后东方亚述教会总主教就命令大司教遣教师二人持圣瓶前往克烈部为其部众施洗。教师还告知了他们相关的教仪：斋戚日禁止食肉，但可以喝奶吃乳制品。此首领，便是后来王汗的爷爷，汗号“不亦鲁汗”，本名马儿忽斯（或作磨古斯，即Margüz），这个名字即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可（Marcus）名字的变体，大概是他信奉基督教以后所改的名字。
不过此人后来倒是因为反抗辽国失败，而被辽国官方钉上木驴残酷处死。大概在同一时代，草原上的其他部落，也有不少人接受了景教，包括阿尔泰山东麓的乃蛮部、阴山以北的汪古部，甚至，后来黄金家族所出的乞颜部的死敌，活动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草原地区的塔塔儿部当中，也有不少人接受了耶稣基督。
铁木真的义父王汗是基督徒
辽金易代的战争当中，漠北诸部未能被金人全部争取过来，他们多数都在两边来回摇摆，克烈部也有不少人跟随耶律大石一路西征，这一拨人，在中亚地区又光大了景教的影响。信奉佛教的大石林牙，更是在喀喇汗国（此时喀喇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二部，二部皆臣服于大石所建的西辽）灭佛以后，在西域地区恢复了佛教的存在。
此外，由于大石本人对多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所以景教徒与穆斯林也分别脑补他信仰了耶稣/胡大（Hudah，波斯语对真主的称呼，今日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依然以此词汇称呼真主）。耶律大石也曾想过东征金国，复兴辽朝故地。1134年夏，他派手下大将萧斡里剌率军七万出征，因牛马多死被迫撤回。
耶律大石复兴景教
此后，耶律大石也彻底将扩张重心转向西线的伊斯兰世界，还在卡特万之战中击败了塞尔柱、呼罗珊、加兹尼等伊斯兰教国家的联军，让西辽在中亚彻底站稳了脚跟。但在东线，西辽政权还是扶植乃蛮部，让他们在漠北给金朝制造一点压力。
西辽政权在耶律大石归天以后，就长期不稳定，内部女主幼主来回交替。对外部的控制，也松动了起来，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乃蛮部的君长撒里雅寅特斯与康里部的君长孛古遣使金国，请求上纳西辽所发牌印，归附金国。
早在12世纪，南宋派到金国的使者就认为，北方的鞑靼（蒙古及其亲缘部族）早晚会成为金朝的大患。而后来成为一代草原骄雄的铁木真，则更是在少年时代就跟随他的义父，也是他生父也速该的结拜安答，信奉耶稣的克烈部可汗“王汗”脱斡邻勒（“王汗”之“王”，是金朝给的封号）四处征战。
铁木真后来逐渐统一草原诸部，也是大力仰仗于王汗留下的武力，不过，他的打击对象中，也包括他的好哥们札木合的札答阑部，以及同样信仰景教的乃蛮部。札木合被铁木真击败后，投奔王汗，王汗也被他从前的义子击败，于是札木合就投奔了乃蛮部的首领太阳汗（“太阳”实为汉语“大王”之转音），在他那里受洗成了基督徒。
后来，蒙古人当中的景教徒书记官，还在《蒙古秘史》当中，把王汗比作扫罗，把札木合比作约拿单，把铁木真比作大卫，借《圣经》所载的希伯来王国故事，来凸显铁木真的合法性。
札木合等人在太阳汗处受洗
注意太阳汗划十字的方式，先竖后横
此为景教的特殊仪轨，与西方教会先横后纵不同。
不久太阳汗为铁木真所败，其子屈出律即位。
屈出律在漠北地区也被铁木真打得找不着北，逃到了叔父不亦鲁黑处。铁木真穷追不舍，又攻杀了不亦鲁黑；屈出律再度逃脱，投奔蔑尔乞惕部首领脱黑塔（即脱黑脱阿）；但是脱黑塔也遭遇了失败，在额尔齐斯河畔一战阵亡。
惶惶如丧家犬的屈出律只得到西辽避难。在西辽，屈出律还迎娶了西辽的公主，但他后来还是借助自己旧部的力量夺取了西辽政权。不过，此时屈出律为了凑西辽上层契丹人的热闹，已经改信了佛教。
屈出律上台以后，就暴露了他“皈依者狂热”的一面，对伊斯兰教势力大加打击。首先，他在和田召集了佛教僧侣、景教教士以及伊斯兰教阿訇，召开了一场辩论会，会上的和尚，在屈出律的支持下对阿訇大加挞伐，屈出律还以“手足钉于门”的酷刑处死了一名与他诘难的阿訇阿拉哀丁。
最后，屈出律也强令境内的穆斯林改宗佛教或景教，还下令每一乡长家必安置一兵丁加以监视，这明显加大了西辽内部的不合。
所以，在蒙古军于1215年攻克金中都以后，就暂时收一下手脚，转而在1218年向西攻击西辽。由于穆斯林群体离心离德，屈出律篡位后的西辽很快就崩溃了。屈出律的孙子抄思倒是投降了蒙古，后来还在灭金的“三峰山之战”中立有大功。另外，乃蛮的宰相塔塔统阿，在降蒙古以后，还根据回鹘文字，制定了最初的蒙古文字。
不过，投降蒙古后的乃蛮部部众，倒是有不少又转身投降了退保河南的金朝，成了金末以蒙方降众为主的一大主力军“忠孝军”的成员。而阴山以北的漠南基督教部落汪古部，则是蒙金战争初期，蒙方的积极“带路党”。
蒙古时代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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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这些漠北漠南基督教部落的情况，再来回头看一看蒙古方面的宗教情况，尽管铁木真早年跟随王汗征战，但他本人却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成年回到自家乞颜部后，就主要依赖大萨满蒙力克的力量统合人心，后来蒙力克的儿子，另一位大萨满阔阔出也为大汗积极效力。
然而阔阔出的势力竟然也可以与大汗势均力敌，甚至阔阔出本人还能随便辱骂、鞭笞铁木真的弟弟合撒儿、铁木哥以及蒙古诸将。所以在可敦孛儿帖的劝谏下，阔阔出被铁木真处死了。
到了后来，铁木真就开始重用从札木合那里投奔过来的萨满豁尔赤。乞颜部为了表现得与其余基督教部落有别，还是一门心思虔信长生天腾格里（Tengri，此词汇的最初词源，是匈奴君号“撑犁孤涂单于”中的“撑犁”，祁连山之“祁连”，亦出于此词）。一直到后来，元朝的圣旨开头还在应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种套话。
虽说如此，这种被西方史学界称为“腾格里主义”的蒙古国家信仰，实际上也是受了一点基督教影响的。首先，蒙古人相信自己是奉天命征服世界的，腾格里主义的概念很有力量。在这一背景之下，基督徒的上帝、穆斯林的安拉以及所有其他关于神灵或天神的概念，都可以轻易地被纳入“腾格里”之中。人们如何称呼“天”并不重要，这大概也是“与父为一”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与号召“受命于天”的儒家政治神学的混合体。
然而，天上只有一个神，地上只有一位大汗，可见“腾格里主义”带有一种一神论政治神学的意味。明清两朝圣旨的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同于元以前较为简略的“敕曰”“诏曰”，究其起源，也是雅化后的“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奉天”即“长生天气力里”，“承运”即“大福荫护助里”，这也是“腾格里主义” 的一桩非物质遗产。
成吉思汗把各个部落整合至千户万户的军事化部族政策，也打乱了原有基督教部落的内部秩序，使其力量大减。而且，早在讨伐花剌子模的第一次西征之中，就有不少基督徒部众参与，他们在战后也大多被安置于当地，虽说他们的屠刀下，也杀了不少穆斯林和自己的教友。
再来看后宫，蒙古汗廷之中，基督教女子最出名的就是拖雷之正室唆鲁禾帖尼（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旭烈兀之生母，有“四帝之母”之称）、窝阔台之妃脱列哥那（乃马真后）、贵由之妻海迷失（海迷失后）三位，这三位女主中的后两位，还曾临朝听政。在乃马真后还政于其子贵由时，蒙古汗廷还迎来了罗马教廷派来的使者柏朗嘉宾（Givanni de Piano Carpini），此人还发现蒙古汗廷当中，宰相（名镇海）、金匠皆是景教信徒。
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之母
唆鲁禾帖尼是基督徒
这里也要谈及一下欧洲人对于蒙古的认知了，在蒙古崛起以前，欧洲人怀着对被穆斯林占据的“圣地”的宗教热情，以及对东方财富的渴望还有为东罗马帝国解困的需求，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还在这片曾被异教徒占据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系列十字军国家，号称“拉丁东方”。
毕竟此时东方在物质与精神文化方面还是要超越西欧的，有的拉丁东方贵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阿拉伯人给同化了，他们有的人甚至爱上了清真饮食。在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此人其实是个库尔德人，还是提克里特人萨达姆的老乡）在哈丁之战中击败了十字军国家，夺回了耶路撒冷，虽然萨拉丁依然允许欧洲基督徒赴耶路撒冷朝拜，但同时的拉丁东方诸国也确实陷入了困境之中，随之而来的欧洲人的复仇行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也草草收场。
不过欧洲人总是需要希望的，有关于东方的“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就开始时流行起来。
其实，有关“东方祭司王约翰”的传说，是早在12世纪初就出现了的，当时，有一位前往罗马朝圣的印度基督徒，对人讲起有位来自东方的“祭司王约翰”，也在打击异教徒的势力。后来这个传说传播得越来越广，使得很多欧洲人也相信，“祭司王约翰”是十字军可以利用的盟友。
实质上，“祭司王约翰”这个人物的原型，大抵是耶律大石以及一些草原景教部落首领形象的大杂烩。在窝阔台时代的第二次西征当中，欧洲的基督徒真的接触到了来自东方的军事力量，也见识到了蒙古人当中的基督徒。但是，蒙古人对罗斯诸国的军事破坏，确实令人难以忘怀，这也让蒙古人获得了“上帝之鞭”的外号，毕竟蒙古大军的主体对于西方基督徒而言还是异教徒。
但是由于当中基督徒的存在，也让罗马教廷看到了传教至蒙古，并使其基督化的可能。于是罗马就派出了柏朗嘉宾的使团。后来，在蒙哥时代，教廷还派出了由鲁布鲁克（Rubric）领衔，意在向东方传教的使团。
这个使团一路上倒也遇到了一些对基督教有兴趣的突厥人以及蒙古人，其中有突厥人提出一点担忧，就是他转信耶稣以后，就不能喝“鲁迷思（马奶酒）”了。
事实上，基督教并不禁酒，但是略有控制饮酒洁净生活的观念，像鲁布鲁克自己，一路上就很喜欢喝“鲁迷思”这种有草原民族的特色玩意儿。倒是同时的穆斯林，由于遭遇了蒙古人的重创， 原先的关于禁酒的种种要求，反而变得严格了。穆斯林为了寻求精神刺激，就把嗜好转向了鸦片与咖啡。可见信息的不透明，也是造成基督教没能在内亚得到广泛传播的一大原因。
鲁布鲁克的使团抵达蒙古汗廷以后，也观察到了景教教士的生活状态，发现他们的一般社会角色，就是担当各种仪式典礼的主持人，或者是作为文书记录重大事宜。这种角色，实质上反而接近于“儒”之本意，就是各种典礼的主持人及典章制度的保管者。
此外，鲁布鲁克还发现他们对《圣经》中的一些内容也较为生疏，同时代的欧洲教士们在主持典礼的时候，也保留了不少旧有的异教特色，识字率也谈不上很高，但大抵上还保存了不少欧洲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许多知识，而景教的教士在这方面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蒙古人逐渐意识到了穆斯林是他们西方的主体，而且他们的商旅也能带来更多的财货，所以在蒙古的第一个都城哈拉和林，也设有清真寺。甚至，“四帝之母”唆鲁禾帖尼还同时捐资建立基督教教堂与清真寺。
真正促进了蒙古人与基督教交流的，还是由旭烈兀担当主帅的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其人，是蒙哥与忽必烈的弟弟，他也受到了蒙哥时代逐渐升温的喇嘛教的影响，成了一名佛教信徒，不过他的正室夫人是一名基督徒，即王汗的孙女脱古思，此女本被许配给旭烈兀的父亲拖雷为妾，但未过门拖雷就已病卒，所以按照草原民族收继婚的习俗，就成了旭烈兀的妻室。
旭烈兀西征大军的主力，也是信奉基督教的乃蛮人、亚美尼亚人与阿速人（今奥塞梯人、车臣人的祖先）。大军中还附带有流动教堂，供各路基督徒做礼拜。
在这次西征以前的两河流域，哈里发已经沦为了花剌子模军阀幕府的傀儡，而阿拉伯人民也因为西有十字军，东有蒙古人，产生了不安情绪，穆斯林平民普遍把怒火转向了基督徒，原先的宗教宽容此时消亡了不少。
旭烈兀战胜了阿拉伯人的同时，还扫平了先前曾经谋刺蒙哥的一个危险组织——阿萨辛派（Assassin，此词义出自于当时阿拉伯人对鸦片的称呼，蒙古人称其为木剌夷）。此教派也是当时穆斯林军阀们争权夺利的一大助力，甚至还派使者去欧洲游说各路君主号召他们抵制蒙古入侵。教派的总部在波斯东部山区之中，历代领袖都靠美女、鸦片与大麻麻醉年轻人，营造出“天堂”的气氛，鼓励他们奋不顾身当刺客。
旭烈兀占领巴格达以后，虽然下令把末代哈里发关在一个满是金银财宝的小屋子里活活饿死，他还下令把哈里发的一处宫殿赐给了景教的主教。但旭烈兀也在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还给两河流域地区带回了已经消失了近一千年的佛教僧侣（古典时代中东确有佛教信徒，东汉时代赴汉朝传播佛教的高僧安世高即是安息王子）。
在接续的西征途中，传来了蒙哥汗毙命于钓鱼城的消息，旭烈兀回去奔丧，于是军心动摇，最前锋的西征军，在乃蛮人怯的不花的率领下，在艾因贾鲁（位于今以色列境内）被埃及马穆鲁克军团击败（时在1260年）。
旭烈兀在东方的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纷争中支持忽必烈一方，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北面术赤系的钦察汗国的可汗已经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也收了埃及人的好处，在高加索山地区与旭烈兀起了纷争，旭烈兀留在漠北大本营的儿子出木哈儿则支持阿里不哥一方。
事实上旭烈兀征讨已经有了强弩之末的意味，倘若蒙哥不早死，那么顶多也就是他跟今黎巴嫩一带残存的十字军国家合作，让他们夺回耶路撒冷，要是进一步再进军埃及或深入欧洲，怕是不可能了。旭烈兀与脱古思夫妻离世以后，还被当地的基督徒称为“又一位君士坦丁（确立基督教合法化并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第一位罗马皇帝），又一位海伦（君士坦丁之皇后）”。
旭烈兀曾被景教徒视为君士坦丁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期，蒙古内部的基督教势力，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的两个儿子，信奉景教的塔察儿和别勒古台，也是先支持阿里不哥后支持忽必烈。而旭烈兀回来的时候，阿里不哥已经被俘，不久也去世了（一说病卒，一说被毒死）。旭烈兀也指责忽必烈对兄弟太不友善，然而，他的伊尔汗国宫廷内部，后来却是不和程度远超元朝朝廷内部。
旭烈兀接下来的几代可汗，依然信奉藏传佛教，但同时执行对外结好十字军诸国，打击信奉伊斯兰教的钦察汗国和埃及马穆鲁克集团（此时埃及的马穆鲁克也拥立了新的哈里发）的政策。
在诸位伊尔汗国可汗治下，波斯诗人萨迪，认为鞑靼统治者颇有骑士风度，可惜他们手下的突厥人、契丹人这类二鬼子，却只会欺侮当地百姓，实在令人气恼。
当然，旭烈兀之后的可汗，也有先信奉基督教又改宗伊斯兰教的贴古迭儿（基督教教名尼古拉斯，伊斯兰教经名阿赫默德），此人在改宗以前，教皇尼古拉斯还曾遣使致信于贴古迭儿，使者警告他，在使其他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不应显著改变其生活方式，特别警告了服饰的改变会引起皈依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
到了1295年，这个最亲附基督教的蒙古政权，终于在合赞汗上位后彻底改宗了伊斯兰教，也扫灭了佛教的势力。后续的伊儿汗国，也改变了原先的国策，转向亲附于埃及马穆鲁克政权，同时对基督教势力也出现了歧视，这样一来，中原地区景教徒的来源，也受到了威胁。
穆斯林靠理财能力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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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元朝总部方面的情况，事实上，忽必烈还是能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的，虽然他本人信奉藏传佛教，在对抗阿里不哥时期还从汉人儒生集团那里借力不少，不过，他身边基督教信徒也有不少的。譬如他的御医，爱薛（Isa，系叙利亚语及阿拉伯语中对耶稣的称呼）就是一名景教徒，灭宋的总指挥，也是旭烈兀派来的使者——出自八邻氏的伯颜（Bayan），也是一名景教徒。
忽必烈本人，也喜爱饮用原由河中地区景教徒所提供的葡萄酒，不过他在位的时候，山西的平阳、太原，以及江北的扬州，也出现了葡萄酒的生产基地。今日北京故宫当中，还留存有忽必烈储存葡萄酒的酒缸。
然而，在忽必烈在位的的时代，东道诸王当中有一位信奉景教的乃颜（塔察儿之孙）发动叛乱（1287-1292），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基督教的声誉。据马可·波罗所言，乃颜的部众，甚至是打着带有十字架的军旗造反的。乃颜失败后，信奉景教的东道诸王势力也遭到了一定打击。
与此同时，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也设立了一个名为“崇福司”的官署，管理元朝境内也里可温（元人对基督教的称呼，即Erkeunor Arkaim）的事宜，基督教各派的教士与十字寺（教堂），都在此官署管理之下。
随后不久，天主教的势力也真正进入了中原，罗马天主教教士孟帖·科尔维诺在1294年抵达了大都，开始了他的传教历程。然而，他的活动，一开始就引起了景教信徒的警觉，他们不许这位47岁的老大叔修建教堂，还在皇帝元成宗面前诋毁他。
经过了五年的努力，他才取得大汗的信任，准他在大都开始传教，他才开始筑建教堂和展开传教工作。不过，这位老教士在中国的第一年成功的事，是他使信仰景教的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George，东方的景教徒与罗斯人正教徒一样尊重代表“武德”的屠龙英雄的圣乔治，故而景教徒中以此为名者也不少）改宗天主教。
他于 1305 年 1 月给教友的第二封信中，还详细报告了他成功地使阔里吉思放弃聂思脱里教而改宗罗马天主教的经过。另外他还令大都附近的三万阿速人、亚美尼亚人改宗天主教。他曾前后给六千多人施洗，不过被他施洗的人当中，汉人属实不多，而且身边的财力支持也算不上太多，这导致他带着唱诗班的孩子们唱诗的时候，因为没有乐谱书籍，只能把自己记忆的旋律和歌词教给孩子们。
再来看看同时元朝政府对于穆斯林群体的用人政策，在元世祖忽必烈一朝，最受重用的穆斯林大臣，莫过于后世名声狼藉的阿合马（Ahmad Fanākatī），此人本是中亚的突厥穆斯林，是察必皇后的父亲按陈那颜的陪嫁奴隶。但后来也借着裙带关系屡屡升官，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他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
阿合马上奏忽必烈下令分条规划，向各路运司宣布晓谕。阿合马还专门打击私盐私铸铁器事宜，跟汉武帝时代搞的“盐铁专营”差不多，通过作恶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发现纸币的基础。他还打算向元朝特别赦免的儒户、先生（道士）、也里可温、答失蛮（穆斯林）群体征税，但没有成功。最后，被坚持汉法，偏向于儒生们的太子真金派出的特战队以铁锤击毙。
然而，元朝的财政问题，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难以解决，一开始仰赖于商业贸易收入尚可，时间一长，蒙古人在各地的统治都陷入衰败，加上日本南北朝内战产生的副产品“倭寇”也为害于沿海各处地区，海贸受到了很大影响。于是通货膨胀的顽疾就不可治愈，最终导致了亡国。
说到商业贸易，蒙元时代陆路、海路与欧亚各地的商业都很繁荣。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就是先走海路到伊尔汗国，再由陆路抵达小亚细亚地区，然后跨越地中海回到威尼斯的。后来明朝的“下西洋”，不过是拾元代海贸之牙慧。
不过，引导海路贸易的主流，还是穆斯林群体以及部分犹太人，在汉地地方，由于穆斯林群体掌握有优于东土传统的数学知识，也在色目人当中首屈一指，不像基督教群体主要依靠蒙古王公的施舍以及为了逃税而加入的汉人而发展。
与此同时，蒙古人的世兵制度，也因蒙古人不善经营农业经济而逐渐瓦解。在汉地与其余种植业为主的地方都是一样，伊尔汗国的犹太商人，甚至有把破产的蒙古军户卖给威尼斯商人当奴隶的。伊尔汗国受“钞法”制造的恶性通货膨胀困扰，甚至甚于元朝本部，这也使得其内部动乱早于元朝本部而出现。
对于西部已经“突厥化”的蒙古诸汗国，陆路贸易基本上被穆斯林商人所垄断，延续了前代“丝绸之路”的遗产，其遗留遗产，就是今日中国西北的回族商团。
不过，中原地区的穆斯林、基督教色目人与蒙古人，在后来愈来愈汉化的元朝政策之下，也有不少人放弃了原先的宗教信仰，走向了科举立身的道路，比如《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亲察罕帖木儿，本是乃蛮部基督徒的后代，他本人却参与科举，虽然最终没中进士。
赵敏的爸爸也是基督徒
真正令元朝西北地区穆斯林人口暴涨的，却是一次失败的叛乱，发动者是元安西王阿难答（Ananda）他的人名出自梵语，意为“喜庆”，可他本人却从小被一户穆斯林家庭收养，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也使得他对《古兰经》了如指掌，长大继承爵位以后，还带着麾下十五万大军归信了真主。
元成宗笃信佛教，认为他背叛“祖宗之道”，将其拘捕下狱，迫令归信佛教。阿难答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他的兄长合赞汗改信伊斯兰教的先例替自己辩护，元成宗鉴于他领地广阔，属下军队与居民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就把他放了回去，然而，成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病逝后，阿难答却发动了“南坡之变”，意欲夺取帝位，不过还是失败被处死，击败他的主力，还是主要由基督徒组成的“阿速军”。
法国国王与帖木儿帝国的神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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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在中原的末代皇帝惠宗即位之初，皇帝还曾经派遣使者去阿维尼翁教廷，请求再派一位主教过来，教廷也确实派来了新的主教，即马黎诺里（Margolli），这一访元使团当中，还有四名教士佐助主教，这批使者还带来一头欧洲的良马，引起了朝廷的轰动，惠宗还令人把这匹骏马画下来。
马黎诺里在元朝的宫廷住了四年之久， 备受尊敬，丰衣足食。因当时政局不稳，马黎诺里于1346年决定离开上都 ，经杭州、宁波， 自泉州航海路经印度返回欧洲，于1353 年回到阿维尼翁复命，次年 5 月 12 日被委任为皮西尼亚尼 (Bisiniani) 主教。
但是，此时的教廷，正处在法国朝廷控制下的“阿维尼翁之囚”时期（1309-1377），教廷的很多行为，也被不少天主教邦国所抵制，话语权不强，因此，传教人力也很是有限。
法王腓力四世揉捏教廷
让教宗沦为“阿维尼翁之囚”
在元末的十余年动乱之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宗教组织都没有起什么太大作用。先前痛击安西王的阿速军，见了红巾军还只会高呼“阿卜，阿卜（快跑，快跑）”，他们还有不少人受困于“钞法”制造的通货膨胀，参与了各路反贼的力量。
朱元璋建明以后，把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视为妖法加以排斥，甚至还下令色目人必须穿猪皮靴加以歧视。由于穆斯林群体还因为他们的数学知识当钱粮师爷，所以力量还得以保全。而主要依赖蒙古王公施舍的基督教，则基本被消灭了。
一切文明的终结者
朱元璋
在西北地区，穆斯林群体是维持与境外各路突厥化的蒙古邦国的主要商业群体，所以依然活得很好。至于曾在中亚西亚盛行一时的景教势力，则在“跛子”帖木儿崛起后被扫荡一空，连景教的宗主教都被迫躲到叙利亚山区避难。
事实上，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伊斯兰教势力，在明朝也曾有过断绝的可能性，直到嘉靖年间，才有人从中亚带了全本《古兰经》回来，稍稍得以复兴。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原色目人家族，则是已经被同化到只有给祖宗上坟的时候不能放猪肉的地步了。
元朝基督教的遗存也有一二表现，永乐时曾有人见长城外有蒙古人举十字架而行，可是，也先这股蒙古人当中的异类崛起以后，蒙古内部也内战不止，原先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遗存，基本上全被扫光了。
在中原地区，到了明中后期耶稣会教士前来传教的时候，也曾经访查到过一些元朝遗存的天主教家族，不过这些家族，在当时也被视为是里通鞑子的汉奸。
在明末至清初，伊斯兰教在原有色目人当中有所复兴。阿訇们也在做援儒入回的工作，此外，西北的回民，还发明了一种“小儿经”，即用阿拉伯字母充当拼音，教小孩子学习汉字。这种风气的影响遗存，便是今日河南山东一带常见的斗拱式建筑清真寺，以及一些通儒学的老派回民。
总之，由于外部环境外援减弱（伊尔汗国从偏向基督教到全面倒向伊斯兰教，以及阿维尼翁教廷话语权有限，帖木儿消灭了中亚的景教），以及内部环境上基督教群体未能做好本土化工作，在元代还存在又不同教派的争执（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天主教会、景教）以及未能像穆斯林群体一样在财政方面获得要冲职位，所以，在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前，基督教的势力，无论在西北，还是在整个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内，都没有超过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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