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分别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
写短篇小说很难吗？
文 | 刘庆邦
*本文根据刘庆邦先生访谈整理
我对写短篇的要求“三不放过”：不放过每一句话，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个标点，对字字句句都要进行推敲。如果你开始写，你最想表达的情感，你最真挚的情感，不吐不快的情感，不防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给它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一个故事的形式，那就行了。语言朴实再朴实，自然再自然。一开始写容易很夸张，我的感情这么饱满，好像要喊出来一样的。
语言的表达一共三种状态，不急、正好、太过。不急就是没有达到，情感没有表达出来，太夸张了，这种毛病犯得比较多。我要求大家“中”，所谓中庸之道，不是说指人的一个方法，这个“中”就是正好、正合适，这就是沈从文先生说的正好，不多不少、不胖不胖、不高不低，这就是正好。一开始写往往容易用力太过，不要太用力，就完全是心平气和的，用最恰当的语言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首先把你自己感动，自己看完以后觉得挺感动的，我觉得这就成功一半了。
怎么样才能把细节写细呢？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细节心灵化，赋予细节心灵化的过程。世界上什么最细？先是海明威说：什么最广阔，他拿天、地、海洋这几个来相比，最后说人心最广阔。我现在来说什么最细，我认为不是毫米，不是微米，也不是纳米，人心最细，比纳米还要细。所以，我们要把细节写充分，就必须把它心灵化。我比较喜欢王安忆的小说，她把一个细节能写好几页，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心灵化的过程，在心灵化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心，也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心结合起来。
我的作品《鞋》写钟情之美，写一种我们老家订婚之后的仪式，就是女孩子要给未婚夫做一双鞋，做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女孩说，是非常大的考验，一个就是考验你的针线活，更要考验你做鞋的一个虔诚程度。所以说这个姑娘对做鞋非常重视，这个就体现在一针一线，千针万线，一丝不苟。小说有很多的细节，来描写这个过程，比如说这个鞋底子，要拉出很多花样，我们知道这个做鞋子要做出很多花型，有对等的，有梅花形的，有枣花型的，具体哪个的花样，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我大姐她们都会，她们有一点空就做这些针线活，我知道这些细节。这个姑娘，她做一个枣花型，因为这是四月春深，枣花开的正盛。我细细地用工笔把这个枣花描绘了一番，这个枣花呢，是显绿不显白，白也是绿，绿也是白的一种枣花。它看着是不争不抢的，又很独立，枝头诞生了这个枣花，蜜蜂是嗡嗡地围着转，有这个蜜蜂，你就知道枣花是何等的淳朴，醇香，美好。这是大大的赞美了枣花的，很细的赞美，然后姑娘就看看枣花，也就把一个枣花搬到鞋底上，那么接着呢，又一朵一朵的纳在鞋底子上。表面上看是纳鞋底子，其实写人的，是拟人化的一种写法。是把这个姑娘比喻成枣花，是这么个意思。这样写出的这个小说，放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副主编秦万里写了一个点评，题目就叫《细节的魅力》，他一下子就注意到了细节的魅力。他说最终让人称道的是小说的细节，纳在鞋底上的细密针脚，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少女的柔情，朴实的姑娘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得卿卿我我的游戏，而通过普通的做鞋，看到她的全部幻想和恋情，看她身上所散发出的动情的生命气息，就像她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作品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靠的就是细节的魅力。
瞎想归瞎想，在动剪子剪袼褙时，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男人靠一双脚立地，脚是最受不得委屈的。
做底的功夫在纳鞋底上，那真称得上千针万线，千花万朵。在选择鞋底针脚的花形时，她费了一番心思：是梅花形好、枣花形好？还是对针子好呢？她听说了，在此之前，那个人穿的鞋都是他姐姐给做，他姐姐的心灵手巧全大队有名，对别人的针线活儿一般看不上眼。待嫁的闺女不怕笨，就怕婆家有个巧手姐。这个巧手姐给她摊上了。不用说，等鞋做成，必定是巧手姐先来个百般验看。她说什么也不能让婆家姐姐挑出毛病来。守明最后选中了枣花形。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她抬眼就看见了，现成又对景。枣花单看有些细碎，不起眼，满树看去，才觉繁花如雪。枣花开时也不争不抢，不独领枝头。枝头冒出新叶时，花在悄悄孕米。等树上的新叶浓密如盖，花儿才细纷纷地开了。人们通常不大注意枣花，是因远远看去显叶不显花，显绿不显白。白也是绿中白。可识花莫若蜂，看看花串中间那嗡嗡不绝的蜜蜂就知道了，枣花的美，何其单纯，朴素。枣花的香，才是真正的醇厚绵长啊！守明把第一朵枣花“搬”到鞋底上了。她来到枣树下，把鞋底的花儿和树上的花儿对照了一下，接着鞋底上就开了第二朵、第三朵……
——节选自《鞋》
我的短篇小说没什么新奇的，不过都是一个个故事形态。构不成故事形态的，我不会动笔写。一旦动笔写了，我竭尽全力也要把它写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故事。现成的故事少而又少，它也不是新闻意义和民间传说意义上的故事，而是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它多是虚构出来的，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辟一条新路，一步一步抵达新的天地。抵达新的天地后仍不满足，还要向更广阔的远方遥望。
写作不要科班训练。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在厂上当工人，完全是为了吸引女朋友，表达一种爱意，我就蒙着写了第一篇小说，写完小说没地方发表，女朋友看了说不错，好。就放到那，放了六年以后，1978年拿出来以后就发表了，发表就说明路子走对了，也就是说没有胡编乱造，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体验。
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写作时间长一些。长时间持续写作，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既考验我们的写作欲望和意志力，也考验我们的写作资源。怎么办？没有别的路径可走，我们只有到生活中去，不断向生活学习。我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生活一直抱有兴致勃勃的热情。在创作上，我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了。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比较宽阔，认为只要不是写人的前世，也不是写人的来世，只要写了人的今生今世，就是现实主义。前世和来世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源于一种想象。不管往前想象，还是往后想象，想象的基础还是今生，还是现实。我的想象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离不开我的经历。加上我的小说本来就是写实的，及物的，是严格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推动的，怎么能脱离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呢。
宋春英用一个搪瓷大茶缸蒸了半茶缸米饭，把炒好的鸡蛋压在米饭上头。为了保温，也是为了让饭菜保持干净，她给茶缸盖了盖儿不算，还在茶缸外面包了一个厚塑料袋，并用橡皮筋把袋口紧紧缚住。赵焕民又来牵青骡儿时，宋春英让他把饭菜也带上。
赵焕民说，嫂子，我在窑下不吃饭。
在窑下八九个钟头，饿着肚子对身体不好。你大哥活着时，我每天都给他带饭。
我已经习惯了，在窑下真的不吃饭，再说也没时间吃。
我叫你带，你就带，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啥子嘛！你放心，我不会扣你一分钱工资。
话说到这份儿上，赵焕民只好把饭菜接在手上。
下班后，赵焕民向宋春英送还空茶缸子时，顺便从窑口给宋春英扛去了一块煤，那块煤亮晶晶的，很大，没有八十斤，也有七十斤。虽说窑工和窑工家属烧煤都不花钱，赵焕民给她家扛去大煤，她就不必去捡装车时撒在地上的碎煤了。赵焕民说，嫂子做的饭真香！
宋春英说，香吧，我说让你带你还跟我客气呢，你个傻瓜！你要是吃着香，以后下了班自己就不用做饭了，我提前给你做好，你就在我这儿吃。
窑上没有澡塘，窑工们下了班，都是自己临时烧水，烧了水倒进盆子里，各自在宿舍里洗。赵焕民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才去嫂子那里吃饭。因他洗得细致，洗得慢，宋春英等的时间就长一些。终于有一天，宋春英对赵焕民说，以后我提前给你烧好水，你就来家里洗澡吧！说了这话，宋春英的脸很红。
赵焕民的脸比宋春英的脸还要红。
人心里头开花儿应该怎么唱呢？
——节选自《车倌儿》
中国的汉字根源深、诗性强，变化无穷。用汉字写出来的短篇小说讲究味道、气韵，注重感情的饱满。当代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我也看了不少，看时很费劲，看完就忘了，能让人叫好的短篇实在不多。他们的短篇大都从一个理念出发，在玩形式，弄玄虚，比深刻，思想的力量大于情感的力量，不能使我感动。我觉得中国的汉字是有生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祖祖辈辈地用，从创造出来开始，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我们真是应该了解它，对它的词根来历，真正得了解它，然后才能用。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的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
我们的写作总是要对素材挑挑拣拣。任何写作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捡到篮里就是菜。如果说记忆是第一次选择，写作的过程要进行第二次选择。这第二次选择，是清醒的、主动的，也是主观的。主观是虚的，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就是从实到虚的过程。我们的写作总是离不开感情。不管任何门类的艺术作品，都是用来感人的，情感之美是艺术之美的核心。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情绪，都是虚的东西。我们只有捕捉到虚的东西，才能升华为艺术，超越地域和种族，为全人类所共享。我们的写作总需要有思想的引导。
作品的质量取决于情感的质量，情感的质量又取决于思想的质量，没有思想的引导和提升，情感可能是肤浅的、苍白的。作品的高下之分，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高下之分。思想是抽象的，虚而又虚，凡是好的作品，其中所包含的虚的东西就越多、越深刻。我们的写作总得使用文字。文字看似实的东西，其实也是虚的东西。因为文字是一种符号，它已经把实的东西虚化了。比如我们写到一朵花，它并不等同于长在路边的一朵花，它是我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一朵花，是生长于心的一朵花。
三月三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好，一大早就与往日不一样。鸡叫得响，鸟叫得脆，驴子叫得悠扬。空气格外清新，吸一口全身透络丝丝。阳光见人分外亲，人走到哪儿它照到哪儿，伸手抓一把，满把都是金。人们一照面，都说这天儿多好，声调里透着洋洋喜气。吃过早饭，村子里会出现一阵短暂的宁静，没经验的小孩子会以为赶会的人都已经出发了，急得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找人。原来，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躲进屋里梳洗打扮去了。她们换上早已浆洗过的衣服，木梳蘸清水，对着窗台上的镜子，把头发梳得漆亮漆亮。还有的妯娌们互相结成对子，脸上扑官粉，拿丝线做成绞子，互相绞脸摘眉，把脸绞得到边到沿，饱饱满满；把眉摘得如柳如月，细细弯弯。各家的男人，也坐在院子里，消消停停吸上一袋烟，把要卖的东西做一番清点，把要买的东西做一番盘算。母亲问星采穿什么衣服。星采说：“你不用管我。”母亲要星采跟她一块去。星采说：“我去不去还不一定呢。”母亲知道，星采一定会去的，闺女大了心事多，不愿意跟娘在一块儿。母亲说：“不知道张庄的那孩子会不会去赶会。”母亲真是的，差点把星采的想法说破了，星采生气似的赶紧叫了一声“妈——”才把母亲的话截住了。
——节选自《春天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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