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丽莎白•克尔伯特
翻译：锦衣
2016年，美国加州薪水最高的政府雇员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橄榄球队主教练吉姆·莫拉（Jim Mora）。虽然后来他被解雇了，但那年他拿到了358万美元。排名第二的是年薪293万美元的库索·马丁（Cuonzo Martin），他当时就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男子篮球队主教练。
加州州立医院首席牙医维克多·哈利勒（Victor Khalil）年薪68.6万美元；加州研究所主任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的年收入是13.5万美元；加州税务局单季度职工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年收入是1.29万美元。
这些信息是我从由《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管理的数据库中得到的。这个数据库对公众开放，可以通过姓名、部门进行检索，包含了30多万加州政府雇员的准确薪酬信息。现在加州大部分政府雇员可能都知道这个数据库了。
但是在2008年，这个数据库刚刚建立的时候情况还不是如此。这让一个实验的出现有了可能。
不平等心理的产生：感到贫穷于是，四位经济学家设计了一项实验，用以检验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对立理论。
根据一个理论，人们会从机遇的角度来评估他们的薪水。这一理论称为理性更新模型（rational-updating model）。如果人们发现自己的薪水少于其他同事，他们会“更新”对未来收入的预测，认为日后加薪的前景不错。
反过来，比同事赚得多这件事情会让他们受到打击，他们会从相反的角度更新自己的预期。
根据另一项与之对立的理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而是情绪化的。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比同事赚得少，他们不会将其视为可能加薪的信号，而是会将其作为自己不被赏识的证据。研究者把这一理论称为相对收入模型（relative income model）。
根据该理论，知道自己收入较低的员工会感到生气，而发现自己收入较高的员工会觉得欣慰。
经济学家为了完成研究，给圣克鲁兹加州大学、圣迭戈加州大学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数千名员工发送了一封邮件，提醒他们这个薪酬数据库的存在。这一举措让网站的访问量激增，许多员工都去偷偷查看其他人的薪酬。
几天之后，研究者发送了一封后续邮件。这次邮件里有一些问题，包括“你对你的工作满意程度如何”和“你对你这份工作的薪水或收入的满意程度如何”。上一次没有被提醒数据库存在的员工，这次也收到了他们发送的这份调查。研究者比较了两组人员的调查结果，发现确切来说研究结果和两种理论都不适配。
正如相对收入模型所预测的一样，那些发现自己比别人赚得少的人不太高兴。与控制组相比，他们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更低，寻找新工作的意愿更强。
但是涉及较高收入的群体时，相对收入模型就不成立了。那些发现自己比同事赚得多的员工没有感受到愉悦。他们无动于衷。正如论文中，经济学家对这项研究的总结一样，查阅薪水数据库“对收入在单位和职业中位数水平以下的员工有负面影响”，而“对于收入高于中位数水平的员工没有影响”。
经济学家从他们这项研究中获得的信息是，雇主“有强烈的动机”来保持薪水的隐秘性。假定加州政府雇员可以代表更广泛群体的话，这项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更令人不安的结论。在一个财富集于顶端的社会中——换句话说，就是像我们所处的这样社会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大量的输家。
贫穷感会带来什么影响？心理学家基思·佩恩（Keith Payne）清楚记得他意识到自己很穷的那一刻。
那时他四年级，站在肯塔基州西部一所小学的食堂队列里。佩恩不需要为食物付钱——他家的收入很低，低到有资格让他获得学校的免费午餐。通常收银员会挥挥手让他通过。但有这么一天，收银台来了个新人。她让佩恩付1.25美元，而佩恩没有钱。佩恩感到非常难堪。突然间，他意识到他和那些从口袋里掏出现金的孩子不一样。
“对我而言，那个瞬间改变了一切。”佩恩在《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The Broken Ladder: How Inequality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Live, and Die）里写道。
虽然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那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佩恩的家庭和昨天一样有钱（或者说和昨天一样没钱），但是佩恩在那天开始意识到他处于梯子上的哪个梯级。他开始为他的着装、他讲话的方式，甚至他的发型感到尴尬——他的头发是在家里用一个碗剪的。“我本来就是个害羞的孩子，那之后在学校里我几乎完全不说话了。”佩恩回忆道。
佩恩现在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名教授。他开始相信，至少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大部分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也拥有电视机、微波炉和手机），贫穷所带来的真正害处是一种主观上的贫穷感。
这种贫穷感并不局限于那些收入处于末五分之一的人。在一个会与邻居比较收入的世界里，人们很有可能在有不错收入的同时感到钱还是不够。“不像银行账目中包含数字的固定纵列，身份地位总是变动的，因为它被与他人的不断对比所定义。”佩恩写道。
另一方面，感受到贫穷带来的影响远不限于感受本身。那些认为自己贫穷的人会做出和其他人不同的选择，一般来说会是更差的选择。
想想赌博。花几块钱去买一张劲球（美国的全国性），而这张能获奖的机会只有三百万分之一，这怎么样都不能算好的选择，尤其是对于那些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人来说。然而美国低收入人群购买的比例非常高，高到有时候博彩行业被称为“对穷人的税收”。
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穷人会有更冒险的行为，而这就是他们最初成为穷人的原因。按照佩恩的说法，这种思考方法把因果弄反了。他援引了加拿大心理学家做的一项关于赌博的研究。研究者先询问了一些关于被试财务状况的试探性问题，随后让他们用标准自由支配收入指数（Normative Discretionary Income Index）给自己评分。
事实上，这个量表是编造的，得分也是经过研究者操纵的，结果跟他们实际的财务状态没有一点儿关系。有一些被试被误导，开始相信他们有比别人更多或更少的自由支配收入。最后，研究者给了被试每人20美元，让他们选择拿走或者用于在电脑卡牌游戏里赌博。那些相信自己量表中评分低的人更愿意将钱花在这个卡牌游戏上。或者正如佩恩提到的那样，“感到贫穷让人更愿意去掷骰子。”
在另一项佩恩和他的同事实施的研究中，被试被分成两组然后进行一系列赌博。每一次赌博，他们会被给予一个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100％的机会赢得15美分）和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10％的机会赢得150美分）。
在开始之前，两组成员会被告知关于之前参与者表现的故事（也是虚构的）。第一组被告知最成功的玩家和最不成功的玩家之间的差距仅仅是几美分，而在第二组听到的故事里，这个差距要大很多。在随后的实验中，比起第一组，第二组的组员在游戏中更多地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佩恩认为，这个实验“首次证实了不平等本身可以导致高风险行为的出现”。
佩恩指出，人们对种族的态度也和贫困体验有所联系。这里佩恩引用了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的研究。在研究中，研究者给被试10美元去玩一个在线游戏。一些被试被告知，如果他们运气更好的话本可以收到100美元。被试全部是白人，他们会看到成对的面孔图像，然后选出他们认为看起来“最黑的”。所有图像都是经过多种方式处理过的混合照片。平均来看，“不幸组”的被试会挑选那些比控制组更黑的人像。“感到自己处于弱势会增大他们对种族差异的感知。”
《断裂的阶梯》里写满了这样的研究。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具说服力，佩恩所写的推断超出数据说明范围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他收集的大量证据让人信服。那些感到贫苦的人认为自己能力更差。他们更容易受到阴谋论的影响，也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一项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发现，根据人们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评级能更好地预测他们的健康状态，而不是教育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
这所有的一切让佩恩担忧未来的发展。在人均收入方面，美国在所有国家中名列前茅。但是，那1％的富人和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造成的主观影响就是普遍贫困化。
“不平等在我们脑中和贫穷如此相似。比起超级大国，美国有着许多和发展中国家更相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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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阶梯》
[美] 基思·佩恩 著 |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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