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书谱》墨迹本，孙过庭撰并书。书于垂拱三年（687），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阙30字，“心不厌精”下阙30字。《书谱》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二卷，下卷散失后，现传世只上卷。
原文：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
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
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
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
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于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揔其終始，匪無乖互。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
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
答云：“故當勝。”
安云：“物論殊不爾。”
子敬又答：“時人哪得知。”
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
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
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疑焉。
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竒，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衂挫於豪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櫝，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
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楊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為。”况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挻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
好異尚竒之士，玩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
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竒，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
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
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眞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
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畐，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眞虧點畫，猶可記文。逥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
至如鍾繇隸竒，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眞，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兹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
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鼀俄頃。嗟呼，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
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睹迹明心者焉。
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制。雖則未詳眞偽，尚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
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緜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蠢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迹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
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
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眞於率爾，或寫瑞于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
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櫝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
夫心之所達，不易盡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
今撰“執”、“使”、“用”、“轉”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
編列衆工，錯綜群妙，舉前賢之未及，啟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詞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
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
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喛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義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萧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詣矣。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
至如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
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盖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
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榷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峯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疏，形骸未檢。
躍泉之態，未睹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愼諸。
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
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榦扶疏，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盖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蓱，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
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俓侹不遒，剛佷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淬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况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于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
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隨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眞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
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凌誚。余乃假之以湘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峯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眞。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
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竒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群，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
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
自漢魏已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
垂拱三年写记
释文：
若论自古以来，字写得好之人，则汉、魏时期的钟繇、张芝最为高绝；晋朝末期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可谓神妙。王羲之尝言：“近来探究各名家的书迹，钟繇、张芝的字相信已属最好。其余之人的字，都不值得欣赏。”可以这样说：钟繇、张芝死后，继而便是王羲之、王献之。
王羲之又曾经说道：“我的字和钟繇、张芝的字相比较，则与钟繇互为匹敌，或者可以说，超过了他。和张芝的草书相较，则犹如雁行併列，不分伯仲。然而，张芝精通娴熟，他练字的过程，水池曾因洗笔砚而变为黑色，可见其用功之深。假如我似他那般肯下苦功，未必就会稍逊于他。”
这是王羲之推许张芝，却自觉超越钟繇的意思。综观王羲之父子书法的专精擅长，虽然未完全依照前人规矩，但其能够博采众长，兼通各种书体，故而已经毫无愧色于所谓的书法之道。
有人评论说：这四位先贤的书法成就，无论在古代抑或今时，都属于超绝特出之类。就书法而言，今时不及古代，古代讲究质朴，今时侧重好看。
所谓质朴，每个时代都因理解不同，并有别类的时兴流行。好看与否的标准，也因世人眼光之不同而改变。文书契约之类书法作品，只是适时地记录语言。但好比纯酒一经掺杂，则性质和外表都会随之而产生多样变化；鸭子奔跑，却总是那个样子，如此这般，都是事物的常理使然。书法作品，最难能可贵是既有古意，又不违背时尚——时尚并不等同于时弊。所谓“务须先是文质彬彬，然后才谈得上君子那层。”故而实在没道理，不住宫室而住山洞；没道理舍弃成熟的技法，而回归原始。
（注：椎轮，无輻车轮，比喻事物的草创。辂，绑在车辕上以备人牵挽的横木。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
评论者又说：“献之的书法不如羲之，犹如羲之的不如钟繇、张芝。”言下之意以为已经触及问题的关键，但却未详尽说出它的本末原因。钟繇专工隶书，张芝精于草书，两人之长，王羲之兼而有之。与彼二人相较而言，王羲之除了草书，还多了张芝楷书；除了楷书，却又多了钟繇草书。专工方面，虽说稍逊一筹，但王羲之博采各家之长，优点却又多多。总而言之，实在只能说是互有长短。
向来善写书信的晋人谢安，轻视王献之的字。王献之曾将一幅写得很好的字送与谢安，心想谢安定必会将它收藏保存起来。谁知谢安阅后，随手在后边题写回复，退了回来。此事，令到献之心中极不高兴。
谢安曾经问王献之说道：“你写的字，较之令尊大人如何？”
献之答道：“应该比他的字要好。”
谢安道：“旁人的评论，和你说的不一样。”
献之再回答道：“普通人哪会懂得。”
王献之强词夺理，虽说令到谢安一时无话可说。但他自称书法胜过自己父亲，实在过份了些。况且，一个人立身处世，扬名天下，都必须有相应的品行表现，才能显赫尊贵。诸如先贤曾参，看到巷子名为“胜母”时，因不以为然，而拒绝进入。
王献之翰墨很好，继承了其父王羲之的一些笔法。虽说粗略得传技法规则，但诚恐还未学得全部。另外，他居然假託是神仙，传授与他书法技巧，而耻于尊崇家学规范。则似他如此的意识，而去学习书法，又怎可能超越、如同面对墙壁凭空想象，那种学习效果。
后来某次，王羲之有事要去京都，临行前在墙上题字。他走了之后，献之悄然将字擦掉，然后自己再题字于原来地方，题完感觉写得不错。羲之回来之后，再见到墙上的字，不禁感叹地说道：“我临走那日，当真是醉得太厉害了。”献之闻父亲所言，内心顿觉十分惭愧。由此可想而知，王羲之的字与钟繇、张芝的字相比，区别只在于专工和博识。而王献之的字比不上王羲之的字．则或许就毫无疑问了。
我立志向学的那个年代，曾经留意练字，用心体会钟繇、张芝书法的神髓；认真汲取“二王”的书法规矩。我竭尽全力，希望自己也能够专工和精熟，这个努力的过程，超过了二十四年之久。虽说自己从未间断临池学书，但却仍然未有入木三分那种本事。看见别人的笔划有如悬针之姿，有如露珠下垂妙像，又宛然奔雷坠石之奇险。鸟飞兽骇之惶状，凤舞蛇惊之意态。绝岸颓峰之形势，临危境而据枯槁，那种一发千钧之危急。重则或如天崩云裂，轻者或似秋蝉之薄翼。顺笔好似泉水灌注，顿笔安稳犹如大山。纤细线条，似乎牙月初露于天边；粗满笔触，宛如天河里朗朗众星。如同自然造化之奥妙，仿佛非人力所能写成。这应该就可以说是，智慧和灵巧都十分优秀，心和手都同样娴熟流畅。故而才能笔无虚落，每下笔都必有其所依据的法则。一划之间，变化起伏显于笔锋末尾；一点之内，损伤顿挫全在笔毫之端。都说点划的基本功扎实之后，始能写出好字。若不辅以借鉴古人的书信法帖，坚持埋首苦练，珍惜每寸光阴；而以班超投笔从戎为借口而懒惰，和项羽那种不写字的武夫相比而自满。信笔而为，不管字体；积墨成形，懒理法则。内心昏然，不知该仿效哪种方法；手法混乱，怎懂运笔之道理。如此这般，要想能够写出好字，岂非十分荒谬。
然而，君子立身，务必致力于本身的修养。扬雄说：“诗赋乃属小玩意，胸怀大志的人，不会专注于它。”更何况沉醉于笔毫之细小，把精力全部投入练字之人。那些全神贯注下棋者，犹可以标榜和稳收“隐者”美誉；乐于潜心垂钓者，亦可以体现“韬光养晦”的志趣。但这些和制订礼、乐而建立功名，快活得有如神仙者相比，就犹如埏埴那样，虽然变化无穷，却和工坊窑炉那样，只有劳作的份，命运相同。
（注：埏埴，以陶土放入模型中烧制成陶器。《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喜好异趣和崇尚奇观之人，把玩字体势态，能有很多变化；善于穷究根底之微妙者，探得幽深奥秘，于是推陈出新。著书立说的人，难免凭借一些无用的东西权充内容，但懂得甄别的人，只汲取其中菁华。经义与道理原就万流归宗，一理通百理皆融。此中事理，深信德行好，才能全面的人，兼能明白。摒弃糟粕，存留并欣赏精华，怎会是徒劳无益的呢。
东晋的士大夫，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熏陶。王、谢之类大族，郄、庾那些人物，其书法水平尽管没有达到神奇的地步，但亦汲取了那个时代的风采和味道。距离晋代越远，书法艺术就愈显得式微。时人明知有疑问，却仍然称颂所疑，学到的仅是末微技法，亦当十足，照行大道。
古代今时，客观上已经隔绝，质询自不可能。某些人纵或有所技法领悟，亦三缄其口，引为秘珍。结果致令学书者茫茫然，无所适从，不得要领。惟见成功之人，写出的字好看，却不知道为何会写得好看。
有些人因为琢磨章法，或许费时多年，却仍距离中规中矩甚远。临习楷书者无知要领，练习草书之人迷惑不解。就算勉强能作草书，或粗略学得些隶书技法者，亦多陷入偏颇，反而自己阻塞了，掌握技法规则的途径。殊不知心、手意气相通，犹如同源之分流也。可知心、手转用的方法，就好比是一棵树的分枝吗？
若论应变和适合时用，最有份量是行书；题写碑石和匾牌之类方幅，则楷书当属首选。一幅草书不可兼写楷书，问题就在楷书过于工整和拘谨。楷书笔法不通草书，除了书写特殊的，古代称之为“翰札”那种手记文字。书写“翰札”时，楷书的点划，原作为形体的实质，要使之转为抒发感情；草书原以点划抒发感情，而使之转为形体实质。草书的笔法错误，便写不成字；楷书少了点划，则还可以记述文辞。两种书体的写法虽说回异不同，但大体上仍互涉相通。故而学习书法者，理应亦辅与学习大、小篆字，贯通八分书体；包括章法，涵泳、飞白等等。对于这些，如若有丝毫的搞不清楚，无疑就会如同，北边胡人和南方越人之风俗差异，当然大相径庭。
钟繇隶书奇绝，张芝乃是草圣，这都因为他们专精一种书体，所以才能达致无上境界。张芝不擅楷书，故而他草体笔法之点画，单独看时，未免有点乱七八糟；钟繇不擅草书，横直转折，笔划自起自落，不见飞张。由于不能兼善两种书体，自就力有不逮。另外的笔法，因为不是他所精专者也，故而不能。
篆、隶、草、章各种书体，工用多有变化，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濟成厥美），就各有所宜。篆书崇尚婉转圆通；隶书如欲要精，书写必须严密；草书贵在奔放和流畅；章草务求简约以及便捷。诸体皆同，都还必须赋以严谨的风格和凛然神韵；另外也要力使所书显得温润好看。再助之以枯墨，增添遒劲；还须用柔和的线条，来表现闲适、优雅之意境。做到以上各点，书法作品就能够通达人之性情，形状喜怒哀乐，反映干燥或潮湿之不同节气。这种种的方法，千古不变，诚为至理。随着年老，字体亦随之老辣，此时气势豪壮，有别于不同的时候，练习书法者，易得高寿，百岁光景，仿佛就一会儿的功夫。哈哈，不练书法，怎会知道其中之奥妙呢！
在同一时间内写字，有写得不协调的字，也有写得自己满意的字。合即是协调，所以好看；乖则是不协调，不协调就会显得凋零散落，有失观瞻。简略而言之，造成协调与否，各有五种原因。字写得协调的第一种原因：精神怡悦，有闲暇功夫也。第二种原因：心中感激他人恩惠，或偏私于知己好友也。第三种原因：时候适合，节气温润也。第四种原因：纸和墨诱使书瘾兴起也。第五种原因：偶尔书瘾发作，自然而然地想要写字也。致令所书不协调的第一种原因：心境惶恐，窘急，或俗务缠身也。字乖的第二种原因：违背自己意愿，为势所迫也。字乖的第三种原因：烈日狂风，天气烦人也。字乖的第四种原因：纸、墨粗糙，不称心顺手也。字乖的第五种原因：神情疲惫，手觉乏力也。
协调与否之间，优劣明显不同。我以为，得遇合适的时间，不如有合适器具，而有合适的器具，又不如踌躇满志那个时候。若是五种会致令所书、不协调的原因聚齐，就会思路闭塞，手势蒙昧，乱成一团。但假如五种能够使到所书、协调的原因，亦齐都到来，则神情交融，笔触畅顺。畅顺当然就绝无任何之不妥，蒙昧却会令人无所适从。
时有名声之书家，每每得意而忘言，极少说及书法的关键要领。而希冀学习书法的人，却往往因仰慕书家的名声，从而感觉对方讲述得甚为精妙，尽管那书家所讲，只不过是些浅易粗疏的东西。结果白白浪费时间和精神，却学不到有用的知识。有感于斯，在下不揣浅陋，肆意妄作地，将自己所知道的写将出来。籍此，希望能够发扬光大，前人的书风和规矩法则，以引导后来学者之才识。剔除繁复冗滥，尽量简单地叙说，意在使人容易看得明白也。
时下流传的《笔阵图》七行，其间画有执笔的三种手势，图象拙劣而有差错，笔法的点划多见谬误。近来，南北各地都见有流传。怀疑是王羲之所作，虽说未能详知真伪，但却可用之来启发初学的儿童。此本既然已为一般人所收存，这里也就不再收录。至于以往诸家的笔势评说，因为大多都是华而不实，似是而非的泛泛之谈。加之总是只从表面上，去评述字的形态，却说不出内在的道理。故而我如今所撰之文，亦不取其说。
再如东汉那位师谊官，虽然名望极高，但却只在史册上留有虚名；同为东汉人的邯郸淳，也是一代书家典范，惟也仅只在书卷之上，空留大名。汉朝的崔瑗、杜度之后，萧子云、羊欣之前，期间漫长岁月，书法名家很多。其中有些人，当时并不怎么样，死后却声名鹊起；亦有些人，生前攀附权贵而被人捧抬身价，死了之后，其人书作以及名气，也随之而日渐消减。另外，也有一些书法作品，因为糜烂或虫蛀，毁坏而致失传。世间存留的秘本，已被搜购将尽。偶然获得者，也是自己躲起来欣赏，时人难得一见。加之优劣掺杂，鱼目混珠，故而难于详尽鉴别。间有原已扬名当时，遗迹至今仍然存世的作品，则又无须时人，再来作甚褒贬评论，因为此等作品，早就已经分出了优劣。
关于“六书”之作，源自轩辕黄帝年代；“八体”之兴起，始于秦皇嬴政那时；都由来已经久远，并且已在使用的过程中，得以光大。但是，古代今时都不相同，好看和质朴的审美观点，也天悬地隔，相差甚远。由于我所学的原非是它，故就略去不谈这些。
还有根据龙、蛇、云、露之势态，以及龟、鹤、花草等物类形状，而创出来的字体，只是原始简单的、率真象形文字，或是因当时要记述“祥瑞”而创。那种字体尽管笔划灵巧，仿佛图画，但却缺乏书写的技法规范。这是属于另外的一种楷式，不是我所熟悉的东西。
世上流传王羲之的《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辞粗鄙，理论疏漏；立意舛错，语言拙劣。详观其中旨趣，尽可断定，这绝非王羲之所作。因为，王羲之不但官做得大，而且学富才高。其人文章，格调清新，文辞优雅；加之声誉高尚，有别尘俗。羲之手泽墨迹，至今亦仍有存留世间。看他写一封信，叙说一件事，纵使仓促之际，仍能遵循古训，不失斯文。如此之人，又怎会在教授儿子之时，所讲道理居然都是假货（道叶義方），而且章则法规，一时之间竟尔顿然消失。总而言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差到这种地步。又说与张芝是同学，这就更加显得荒诞和虚假。若其所指，是东汉末期的那位张芝，则时代完全不同；那就是说，东晋定必还有、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张芝，但史书上，为何竟又毫无记载。此书既非典训法则，又非经义规范，诚宜摒弃。
一个人内心所会意和领悟的东西，往往都难于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而语言叙说得明白之物事，仍不容易用笔墨将它记录下来。只能大致上，粗略地陈述梗概；希冀阁下斟酌其中微妙，领悟佳境。未详未尽之处，惟请有待将来补充。
现在解释，“执”、“使”、“用”、“转”的名词原理，以帮助尚未明白的人。“执”，是指用墨深浅，以及笔划线条的长短。“使”，指笔划的横直牵制之类，“转”的钩鐶盤纡，亦即是曲折回环一类的笔势。“用”，指点和划的向背规上述各种技法，必须都予掌握，才能归于实用一途。
参详众家之所长，综合各派之精妙，点出前贤不到之处，开启正确书写法规，方便后学之人。探究技法之根源，分析衍生出来的各类流派。我以为撰文贵在简约，而又已将事理交代明白，而且条理清晰，浅显易懂，入目会意，明了于心。读者阅后，都能理解。于是下笔之际，再无挂碍，笔意便能畅顺而无所涩滞。至于一些奇谈怪论，诡词异说之类，不是我所熟悉，亦非本文所要叙说。目下所言，务期尽可能做到，有裨益于学习书法的人。
王右军的书法，向为历代很多人所称颂赞誉，并且不乏临习之人。王羲之实在是很好的宗匠良师，技法高明，众望所归。他的书迹不但通会古今，而且格调极高，趣志优雅；所书无不情感灌注，每见笔意和谐。致令摹拓其书迹之人，越来越多，研习王右军书法之人，可谓每年都在增加。在右军之前或之后的许多著名书家的作品，大多已经失落陨散。历代以来，惟右军的书迹一直流传下来，这不是也证明了他的作品很好，因而很有生命力吗？
试谈其中原因，简略叙述几点看法。且如《乐毅论》、《黃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師箴》、《兰亭集序》、《告誓文》等帖，均为俗世之人所流传，都是楷书及行书的最佳范本，堪称极品也。羲之写《乐毅论》的时候，心情很不舒畅，抑郁非常。写《东方朔画赞》当时，意涉瑰丽奇境。写《黄庭经》之际，精神怡悦，充满欢喜；仿佛超然出世，心中坦然，再无顾虑。而写《太师箴》之时，却感念世情曲折，意绪激荡，难得心安。兰亭雅集，乘兴作序，羲之其时胸怀开阔，情致超然；另一方面，他由于已经私下立誓，不再复出做官，难免因为情志困屈而有些悲伤。俗话说，人须是快乐，才会欢笑；讲到哀伤之事，往往都会未语即便叹气。他此时的心中，又怎会单只是在想那曲水流觞，以及和缓的鸣琴奏乐。神思驰骋之际，才会灵感冲动，才能写出如诗如画的好文章。虽说眼见已将悟出某种道理，但心中仍然诚恐或有差池，故而未勉强为文章设予题目名称，亦不将之归属于任何体裁形式。岂知情动而形诸于言，已经暗合《诗经》、《离骚》那层深远的意境。阳则舒张，阴则惨淡，这原是天地万物的造化规律。一个人既然失意伤情，则其时他所秉持的道理，事实上就难免有错；原来就是因情绪而造成的结果，这时候他所写出来的东西，又哪有什么体裁可言！
运笔的方法，虽然在于自己掌握，但整个章法的布局，确属眼前必须把握的关键。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明白其中诀窍，便可兼诸法而相通。写字自是越用心越好，笔法也是越娴熟越佳。倘若技法运用，都达到了精熟程度，则规矩就象已经藏在自己心胸之中，挥笔写字，便能自然从容，再不会存在徘徊犹豫的情况。写字能够意在笔先，笔意才能潇洒流落，笔势才能神采飞扬，而写出来的字，也才显得俊逸大方。就好像桑弘羊理财之心思慎密，能够预算到任何的方面；又似乎庖丁解牛，眼里并没有整只牛，所见只是一块块附着骨头的牛肉。曾经有书法爱好者，求教于我。我先是粗略地讲些要领，随后再教他实用技法。他不但心领神会，运笔也大有心得。有些细节，我忘记讲，他亦因为会意而大有所获。纵算一时间，还不可能完全领略各家之所长，但也已经完全学到了，他所想要学习的东西。
如果希望通晓楷书的法则，少年人不如老年人；但从头学习规矩，老年人却不如少年人。因为研究探索之类的思考，是老而逾能，而学习一样新的知识，则是少年人占有优势。临习苦学，年轻人须要勉励，才能进步。而且，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产生明显的变化。最后能否使书艺，达到极高的境界，那就要看他的天份如何了。
至于初学章法者，但求字体平稳方正；到已经能够平正，就要追求险绝之笔势；得了险绝之笔势，又将追求回复平正。初期是未能平正，中期因为追求险绝而超过了平正，后期则已经融会贯通。融会贯通之际，必将是人已老年，书亦老成。孔子说：人到五十岁，便知天命，七十岁时率性随心。所以，经过笔势险绝的过程，就已经能够体会权宜通变的道理。这又好比兵法所云：谋而后动。等达到动也合宜的那重境界，那时再来说话，则所言就肯定都有道理。
所以，王羲之精妙的书法作品，大多出自晚年。缘故就在于，晚年之际，人的思虑审慎通达，志气和平，不偏激也不凌厉，因而风范自就影响深远。王献之以后，书家常因功力不足而鼓劲作势，标新立异，另作新体。不但功力比不上前人，就是作品的神采情趣，也差异很大，相去甚远。或许有人轻视自己的墨迹，或许有人夸耀自己的书作。自夸之人将因此而再难进步，因为他已经缺乏前进的动力；自己认为不行的人，因为目的尚未达到，自就难免于心不甘，故而仍有进步的机会。唉，世间只有学而不成的人，却没有不学就会的人啊！体察学书之事，应该亦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书体的变化很多，人的性情也不一样。有些人作书，一笔硬，一笔软地结体成字，犹如忽勤忽懒，好象是两个人那样。有些人的字，字形恬淡，无人相同（榷容），字里蕴涵筋骨；有些人的笔划，犹如斩下之树根，曲折交错，锋芒毕露。观者崇尚精到，书家重视形似。有时，书家写得并不相似，观者也不懂鉴赏。有些人的书作，分布松散，结字也不合规范。
鱼跃出水的形态，未见得就一定好看；井蛙之见，先自贻丑。就算想贬损羲之、献之，诬蔑钟繇、张芝，又怎能掩住古人之眼目，或杜塞后人之口！仰慕而学習书法之輩，尤宜在批评之上谨之愼之。
至于那些，不懂得运笔淹留者，惟片面地追求劲疾。应该知道，运笔不能迅速，反而有迟重的效果；劲速的笔势，是超脱飘逸的关键。迟留的笔势，有会意赏心的情调雅致。将笔法的迟速倒过来运用，是臻达荟萃众美的方法。若只会迟徐行笔，终究就少了流畅超绝，笔意爽快的美妙感觉。能速不速，才是所谓的淹留。本身就迟，而不得不迟，又怎可说是会意赏心！如果不是心境安闲，手法娴熟，实在难以做得到两者兼通，尽皆合宜。
假如能令众妙所归，则务必要保存字的骨气；有了骨气，仍须配合遒劲圆润的笔意。这犹如一棵茂盛的大树，必得是枝叶蔢娑，方能凌霜雪而彌见坚勁，才会葉茂花鮮，與雲日而相映生暉。若是其字骨力偏多，就好比大树的枝叶稀疏（遒麗盖少）；则似枯枝架在高险之处，亦如巨石挡在路中。尽管不好看，但实体犹在。若是遒麗居優，即字体追求媚秀，骨气就会显得不足，好比是花丛落下之蕊，虽见华美却无依附。沼泽之兰，水中之萍，都空有青翠却缺乏根底，少了寄托。由此可知，学习书法，专工一种相对不难，欲想技法全面，就很不容易。
虽然宗学同一家的书法，仍会演变成多种书体，那是随个性以及各人的喜好，致令写出各种不同风格的字来。性情耿直的人，笔意多劲挺平直，而缺婉遒；性格刚猛的人，笔势峻拔又缺乏圆润；矜持内敛者，弊在用笔过于拘束；浮滑的人，不讲规矩；性情温柔之人，通病在于笔划软弱和笔意迟徐；脾气急躁者，则下笔粗迫；生性多疑之人，运笔难免迟滞生涩；迟缓拙重之人，其笔意最终不免，如同跛足之人那末迟钝；轻佻琐碎的人，将会学成俗吏那等书风。以上这些，都是性格独特的人，皆因偏于一种，而致背离规范。
《易经》说：“仰观天文，以察四时变化；了解人类的文化，用之教化天下。”
何况书法的妙处，取法于人的本身，实在贴近，不难了解。假使笔法运用未曾得当，钻研奥秘，亦尚用功不足，则再经过反复练习，自能触动心志灵机。亦必能旁通点划之变化规律，全面掌握所有法理规则。
将虫篆、陶、均、草、隶书体，五种共锻于一炉，去芜存菁，化为己用。于是书法的仪态或形象，就能变化无穷，恰似八音之为乐曲，让人感应而神会，殊觉曼妙无方。若能同时写出数种笔划，而且形态各异；好几个点笔排在一起，已无雷同。一点便是一字的范样；一字即为整篇之风标。不依例规却未悖法则，协调又不类似和相重。留势而不迟滞；迅笔不显出滑速。干燥之中仍见温润，墨肥而枯，由浓至淡。方圆之中，不受规矩所约束，免却钩绳器具，曲直依然合度。翰锋忽隐忽现，笔势若行若藏；毫端形态变化无穷，书家情感灌注纸间。心手相应，挥洒自如；胸中再无法则，信手而为，亦中规矩。
到得此时，自可不按二王规矩，亦已万无一失；不似锺、张那样苦练，也收尚工成效。仿佛红树与青琴，颜色不同却都明艳；犹如随珠、和氏璧，质地虽异各值连城。何必着意刻鹤画龙，因为仍然难免失真；捞到了鱼、猎得了兔，随后还须吝惜器具。我听说，惟家有南威之美貌，方可议论女子姿色；拥有龙泉宝剑者，才够资格评说刀剑是否锋利。此话说得过分，诚会影响世人心理，导致遇事之际，轻易不敢置喙。
我曾用全部心思来写字，也自以为写的很不错。时人都称我为会家，动不动就将我拿来说话。对自己写得精巧秀丽之作，我并不怎么留意；担心或许有所失误，谁想反被嗟叹赞赏。他们面对所见的作品，井不能分辨其中优劣，特别相信传闻。有的人自恃年龄大，职位高，因而轻率地非议讥讽。于是，我便故弄玄虚，有意作假，把作品用绫绢装裱后，再题上古人名目。结果那些所谓有见识的人，看到后就改变了看法。不懂书法的俗人，自是随声附和，都竞相赞赏笔端之奇妙，很少有人指出书写的失误。就像惠侯喜好赝品，犹似叶公惧怕真龙。于是，我才真正知道伯牙断弦不再弹琴，确然有其道理。
昔时，蔡邕不会错鉴琴材，伯乐不会枉顾凡马，那是他们都精于鉴赏和识别的缘故，瞒不过他们的耳目呀。假如好的琴材被焚烧，平庸的人也都懂得，其所发出乃是妙音，并因之而惊叹；千里马伏卧厩中，愚昧之人也能看出，它是与众马不同的千里马，则那蔡邕就无须称赞，伯乐也不值得推崇。
至于那位卖扇老妇人，遇到王羲之为她题字的故事，起初老妇埋怨不已，后来却自己又再请求；一个门生幸获王羲之于其几上题字，后来他父亲竟将几上书迹刮掉，致使儿子十分懊恼。这是懂书法与不懂书法的区别，父子之间，大不相同。再如一个士人，会因不了解自己的人，而蒙受委屈；会因了解自己的人，而得到申张。对方不知道呀，又怎么怪得他呢！所以，庄子说：“清晨出生，日升即死的菌类，怎么会知道原来还有夜间；夏生而秋死的蟪蛄，哪晓得一年竟然分为四季。”老子说：“无知的人听到讲道，大声而笑；倘若不笑，也就不值得对他讲了。”怎可以拿着冰雪，去怪责夏季的虫子不知寒冷呢！
自汉、魏以来，论述书法之人很多，好丑混杂，条目纷扰。彼辈或是拾人牙慧、重复观点，和以往旧论竟然毫无不同之处。或是轻率地妄兴新解，当然亦无裨益于将来。惟徒然致令多者更多，缺者仍无。今我所撰六篇，分作两卷，依次论述各种功用，题名：《书谱》。有幸忝为一家后进之说，谨此奉献规制。冀望四海知音，或作收藏，或聊予参阅。皆因既有所知，却又缄口无言，秘而私珍之所为，在下诚不敢取也。
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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