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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蔺相如升职了，从上大夫升为上卿，廉颇虽然也是上卿，但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级别比廉颇高。#将相和#
所谓上大夫和上卿，是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贵族传统来的，在战国时代的涵义已经和当初不同了。廉颇的实际职位是将，这从后文对话的内容可以知道；蔺相如的实际职位是相，这从出土兵器的铭文内容可以知道。
（蔺相如在和亲信们谈到廉颇的时候，称呼是“廉将军”。这在今天看来自然而然，但在先秦年间，这种姓氏 职务的称谓方式相当不合习惯。也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透露出时代的变迁，还是司马迁根据自己时代的称谓习惯做了加工，又或者连价值观的背景都是属于汉朝的，而不属于战国。）
1981年，吉林省的一座小村庄里修建学校，挖出了一支战国时代的铜戈。从铭文来看，制作时间是赵惠文王二十年，正是渑池之会的当年，监造人正是蔺相如，职位是相邦。
那么，《史记》为什么要把廉颇和蔺相如的官职都称为上卿呢？
如果不是司马迁笔误的的话，那就只是形容他们都做到了官制里的最高级别而已。而所谓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先秦时代的礼制主流是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也就是说，庆典类的事情，以左为尊；和死人有关的事情，以右为尊。体现在官制，就是政务官以左为尊，军官以右为尊，只有楚国反着来。
那么问题来了：虽然蔺相如后来也有带兵打仗的时候，但大体上说，蔺相如和廉颇一文一武，左右关系没法比较，只能说蔺相如“位在廉颇之上”，而不能说“之右”。司马迁之所以这样讲，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没看到文武分职，把廉颇和蔺相如一并当成上卿；二是因为司马迁是汉朝人，而汉朝官制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楚国传统，文官尚右，武将尚左，右丞相比左丞相级别高，左将军比右将军级别高。而司马迁既然没看到廉颇和蔺相如的文武分职，或许不自觉地就按自己时代里文官尚右的标准说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了。
总而言之，廉颇对蔺相如的上位很不服气，总想找蔺相如的麻烦，而蔺相如采取鸵鸟策略，时时处处地避让廉颇。蔺相如身边的亲信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有牢骚了。蔺相如必须安定人心，于是问大家：“你们觉得廉将军比秦王如何？”
亲信们说：“他哪里比得上秦王嘛。”
蔺相如等的就是这个答案，接下来说出了一段名言：“秦王虽然那么威风，而我不但当面骂了他，还折辱秦国群臣。我虽然不成器，难道唯独就害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到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轻易动武，只因为我和廉将军在。我和廉将军一旦内讧，就相当于两只老虎打架，注定要死一个。我之所以忍气吞声，只因为把国家安危放在个人仇怨之前罢了。”
话语总是可以不胫而走的。廉颇听说之后，大感羞愧，于是打着赤膊，背着荆条，来蔺相如门前请罪。两个人就此冰释前嫌，结为刎颈之交，这就是“将相和”的经典传奇。
这段内容，司马光是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抄过来的，稍微做了一点删繁就简的工作。司马迁的原文很有文采，给我们留下了3个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耳熟能详的成语：两虎相争、负荆请罪和刎颈之交。
我们读李白的诗句：“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其中“赵倚两虎斗”这一句用的就是蔺相如这段话里两虎相争的典故。但李白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晋为六卿分”这一句就搞错了。六卿专权时代不在战国，而在春秋，晋国是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而不是被六卿瓜分的。现在你已经熟悉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有资格给李白挑错了。
“将相和”的故事你当然不陌生，但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段内容其实很有现代性。
在蔺相如的话里，最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句，原话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意思是说，秦赵关系是国家大事，自己和廉颇的关系是私人恩怨，私人恩怨应当给国家大事让路。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很正常的价值观，但在当时，以蔺相如的身份，能够产生这种国家意识其实相当难能可贵。
先秦文献谈及“国家”，通常国是国，家是家，而不是我们今天的“国家”概念。封建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所以在贵族而言，家和国之间存在着血缘纽带，简单讲，国是更大的家。
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宗法关系日趋瓦解，中央集权逐步成型，因此家和国的关系越来越淡。所以我们看到吴起、商鞅、甘茂、张仪这些能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意识，永远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就像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公司之间跳槽一样。
即便是孟尝君，被父亲靖郭君指定为家族继承人，那么在齐国论血统，他算得上国君的同姓贵族。齐国于他而言既是国，也是家，他明明应该成为齐国的屈原。但他的一切选择都是先小家，后国家，只要条件好就不惜投靠敌国。
这才是当时的人生观主旋律，而蔺相如论出身，不会比吴起、商鞅他们更好，走职业经理人的路线才是时代的正途。就算他想有所效忠，报答赵惠文王的知遇之恩的话，最多也只应该像当年“三家分晋”时候的豫让一样。效忠对象是赵惠文王这位主君，而不是赵国这个国家。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当蔺相如的这番话传到廉颇耳朵里之后，廉颇深受感动，负荆请罪。这显然说明廉颇对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高度认同，而正是因为核心价值观的一致，“将相和”才有条件成为可能。
但是，从廉颇日后的人生轨迹来看，他完全走的是吴起、商鞅式的职业经理人路线，在赵国不受重用了，就跳槽到外国去，完全没拿赵国当祖国。那么，这样一个廉颇，真能认同蔺相如的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吗？
从廉颇负荆请罪的态度来看，这份认同怎么都应该是真的。今天我们提到负荆请罪，重点在“负荆”，而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场景，重点其实是在“肉袒”，《史记》原文是“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请罪”。肉袒才是正戏，负荆只是加戏。
肉袒，顾名思义，把肉袒露出来。通常有两种袒露方式，一是上身全部赤裸，今天所谓打赤膊；二是只露出一只胳膊，有点像古罗马贵族的造型。露胳膊具体还能分出两种形式：露出右臂叫右袒，露出左臂叫左袒。按照古代礼学家的主流解释，右袒有刑罚意义，表示主动认罪，甘愿被砍掉右手；左袒有礼仪意义，大多用于丧礼。
贵族社会的通则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打赤膊也好，露胳膊也好，都没人管。比如夏天干农活儿，不打赤膊的话，实在热得受不了。但贵族没有这份自由，天气再热也必须穿戴整齐。尤其当身边有尊者、长者的时候，冠不能摘，肉不能露，再累再热也不能没规矩。
所以对于贵族来说，露一点肉就算是很严重的惩罚了，这就像日本人只要不说敬语就算骂人一样。当贵族表示诚恳认罪的时候，之所以要右袒，意思就相当于“我不配当贵族，你们就当我是个犯了罪的平头百姓，对我施加肉刑吧，砍掉我做事用的右臂吧。”
在一个国家行将灭亡的时候，国君本人也好，国君的全权代表也好，向战胜国表示屈服的最高形式就是肉袒牵羊礼——不但肉袒，还要膝行，也就是跪着向前挪动，手上牵着一只羊。意思是“我有罪，我和我的国家交给您任意处置，我愿意做您的奴隶来服侍您。”
正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里，形成了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鸿沟。
对于贵族而言，面子比生命重要；对于百姓而言，好死不如赖活着。战国时代虽然贵族阶层遭受重创，但以廉颇这种身份，能够以肉袒的姿态去见蔺相如，谢罪的诚意显然已经无以复加了。
至于他的肉袒到底是打赤膊还是露左臂或者露右臂，这就不得而知了，也不重要。可以确知的是，廉颇能够肉袒，姿态已经没法更低，诚意已经没法更足了。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廉颇后来的表现竟然还属于战国时代最主流的职业经理人模式。到底是他的价值观有过动摇，还是“将相和”的故事被后人添枝加叶了呢？
这种问题很难会有答案，我们不妨试着回答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好了：当赵国一将一相这“两虎”结成了刎颈之交，最紧张的会是谁呢？是秦国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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