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1975年在天津
王得后（左）与钱理群在开封合影 赵园供图
1933年1月出生的王得后先生，是享誉学界的鲁迅研究专家。他的《〈两地书〉研究》《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鲁迅心解》《鲁迅教我》与《鲁迅与孔子》等书，在“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王先生最为知名的贡献，是在1981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提出并且系统论述了“立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用孙郁教授的话说，王先生的这一成就，“近四十年间，一直被学界引用”，“我们现代讨论鲁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而在同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老友钱理群看来，王得后先生的业绩还有《两地书》研究、鲁迅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以及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研究。所有这些，都是鲁迅研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真问题”与“大问题”。
得后先生的探索，有些已经化作“常识”，成为了有关鲁迅的“基本知识”；但也还有更多，因为深刻、独异与不合时宜，其意义与价值尚有待充分认识。有鉴于此，在鲁迅诞生140周年之际，钱理群先生为王先生编选了一部鲁迅研究精选集——《鲁迅研究笔记》（商务印书馆，2021），是书收录了得后先生从事鲁迅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代表作。钱先生撰写了两万余言的长篇导读，又在前言中叙及得后先生其人。王先生之著述与钱先生之评点可谓“相得益彰”。书中处处可见钱先生的“知人者言”，而王先生文字的思想力量也藉此更在在可观。
我们特约鲍国华与王芳二位青年学者，写下他们心目中的得后先生，既彰显前辈为人为学的风采，也表达由衷的祝福。
——特约组稿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王得后先生《鲁迅研究笔记》读札
“根柢在人”
◎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得后老师的着力之处则在“人”
在新年前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理群老师选评的《鲁迅研究笔记》，精选得后老师不同时期的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协理此事的李浴洋兄打来电话，约我为该书撰文，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心里却不免惴惴。这半是因为对得后老师的著作理解不深，缺少心得；半是因为多年前在后海边，老师曾告诫我和同游的两位朋友，不要写有关他的任何文章。几天后收到电子书，拜读一过，深感有撰文的必要。这不仅是为了20年来的师生情谊，更源于再一次被他的文字及其背后的人性光芒所打动。
《鲁迅研究笔记》收录了得后老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鲁迅的20篇论文和杂文，是他数十年来研究的精华。鲁迅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新起步，伴随甚至引领着时代思想的风华。以李何林、王瑶、唐弢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以严家炎、樊骏、王信等为代表的“中生代”，和以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几代学人形成合力，共同缔造了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辉煌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鲁迅研究者中，得后老师显得有些特殊：年龄和“中生代”接近，学术理念则与“新生代”类同。那一代或几代学人对鲁迅的研究，各有侧重，或衡文，或论史，或说理，或述道，得后老师的着力之处则在“人”。“根柢在人”（鲁迅《文化偏至论》）是他对鲁迅的思想原点的发现，也成为他一系列研究的出发点。
在《〈鲁迅教我〉题记》中，王得后老师从鲁迅的全部著作与译文中发现了他以“立人”为出发点和中心，据此提出20条相互关联的论断，堪称一篇“鲁迅人学思想论纲”。这一系列论断，源于得后老师数十年来的阅读与思考，也是对“鲁迅是否有思想”这一诘问的有力回应。今天看来，以“人”为原点论述鲁迅思想，似乎平淡无奇，不过是常识。例如在得后老师著作中最常引用的鲁迅文字“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忽然想到》五至六）。然而，在无视甚至违反常识的年代，思考并总结常识，坚持对常识的言说，则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得后老师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鲁迅研究著作是《〈两地书〉研究》（1982年）。与当时备受关注的鲁迅小说、散文诗和杂文相比，《两地书》无疑更具私人性。该书从校勘鲁迅许广平原信和正式出版的《两地书》入手，提出一系列重要问题，这固然源于他任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有资料方面的便利，更在于对鲁迅其人及其“立人”思想的长期关注，由此产生独特的问题意识，努力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私人性文本中获得新的发现。这样看来，得后老师的鲁迅研究不仅具有思想意义，也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照亮同道和后辈的前行之路
研究者对一个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浸淫日久，往往就会不自觉地打上其烙印，不仅形成自家的知识结构，还可能塑造其人格。得后老师之于鲁迅和鲁迅研究，也是如此。他毕其一生研读鲁迅，对鲁迅作品烂熟于心，几乎在自家所有的著述中都要或多或少地引用鲁迅的文字，这绝非刻意为之，而是一种信手拈来的自在从容。鲁迅其人其文早已内化于得后老师的精神深处，但他又不是隐身于鲁迅背后的学者，为鲁迅的文字和人性光芒所掩盖。
得后老师研究鲁迅，从鲁迅那里获得光，也用自家的生命之光照亮鲁迅和鲁迅研究的世界，照亮同道和后辈的前行之路。
他的学术著作如《鲁迅新解》《鲁迅教我》，包括刚刚出版的《鲁迅研究笔记》，书名平实内敛，体现出学者的谦逊。倒是退休后出版的几部杂文集的书名，如《垂死挣扎集》《我哪里去了》《刀客有道》，更见锋芒。得后老师之于鲁迅，可谓得其文，亦得其人，前者形成他温润洒脱的性情，后者则铸就其古直坚硬的风骨。“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归宿和中心，也是得后老师思想的出发点、归宿和中心。可以这样讲，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和阐释，塑造了作为研究者的得后老师的人格；而对光明伟岸的人格境界的追求，又使他能够独具只眼、别有慧心地发现和阐释鲁迅的“立人”思想。
“根柢在人”既是得后老师研究鲁迅的原点，又是其毕生的精神追求。
从鲁迅研究中获得自我历练和自我反省
在迄今已逾百年的鲁迅研究史上，一些研究者逐渐泯灭了自我，一些研究者则试图泯灭鲁迅。一部鲁迅研究史由此成为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史，也成为形形色色知识分子或自我历练、自我反省，或自我表白、自我炫耀、自我膨胀的心灵史。这样看来，将鲁迅和鲁迅研究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也并不为过。显然，得后老师是从鲁迅研究中获得自我历练和自我反省的人。他曾经这样评价李何林先生：“何林师的鲁迅研究是独树一帜的。鲁迅，是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他的信仰。人文学科，在历史转型关头，一个作家顺应时代，基于人性与人道倡导新的价值取向，提出系列价值观，对于他的研究仅仅限于知识层面，限于历史性的资源，限于纸面的言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自己烧进去，从理想、理论到感情诚实地解读，吸纳新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才有益于人我，才是一种真实的研究。”（《李何林老师与鲁迅》）研究者要“把自己烧进去”，这既是对李何林先生学术思想的概括，也是得后老师的夫子自道。
与得后老师相识20年了，每次登门求教，照例是一边品盖碗茶，一边听他讲鲁迅，讲当年在青海公路学校任语文教师和在天津机修工厂热处理车间当工人的经历，在茶兴与谈兴中，一下子拉进了彼此的距离。矜持如我，也能很快放松下来。之所以一直称他得后老师，而不是王老师，半是因为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都姓王，为区别计；半是因为这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亲近感。
最近一次见面是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初夏。因为眼疾，他已看不清我的容貌，只能凭借语音判断来人。照例是盖碗茶，午饭时还不忘给自己叫上一碗炸酱面。这年冬天他和赵园老师搬入泰康公寓。疫情暴发以来，我难得进京，更难以进入泰康公寓，和老师一别两年，未能相聚。诚惶诚恐地写下这篇不成样子的小文章，期待能到北京为他庆生，还在一起品盖碗茶，吃炸酱面，谈鲁迅。
从答辩会上的大本子说起
——得后先生印象
◎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这本书把版本校对做得血肉鲜活
说实话，我亲炙先生的机会不多，按说并没有资格写这样的文章，之所以动笔，还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得后先生参加的最后一届，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能让大家看到这几张珍贵有趣的照片，也算是这篇小文存在的意义了吧，还望先生不要怪罪。
从王瑶先生起，得后老师与北大几代学人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有密切的交往，而他的著作也是一代代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学子的爱读书。记得最早在图书馆翻过得后先生的《研究》，当时觉得作者真是心思细腻，大段的改动姑且不论，尤能从一词之改、一句之删中看出隐秘而重大的变化，比如许广平信中的“秘密窝”被换成“尊府”，是藏起了“秘密的赤忱”等等，年轻时候总容易注意这些小事嘛，不过也顺便记得了，这本书把版本校对做得血肉鲜活。
多年后，我去安贞里接得后先生来北大参加木山英雄先生新书的研讨会，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件小事。中午接到得后先生的信息，问我吃午饭了没，我说正在他们楼下的东方宫吃拉面，先生回说他和赵园老师经常在那儿吃，面特别好，早知道一起吃了啦，“老先生”这么活泼不拘，我一下子就放下了紧张的心情。
这次为写小文我又翻看了邮箱——我的记性简直比老先生还差——原来当时得后先生用硕大的字和我“伊妹儿”（得后先生语）往来，研讨会后还发邮件询问，我给木山英雄先生提的问题是什么，他当时没听清楚，我如实发去，是关于木山先生“冤狱剧”说法的一点思考，没想到得后先生来了一封长信和我讨论，可惜我的古诗词水平有限，没有很好地讨论起来，如今这因为惭愧而被尘封的记忆一角被突然掀开，实在让我猝不及防。
成为一种批判和制衡的思想资源
越过这“断档”的记忆再次和得后先生见面，就是我答辩的那天了。得后先生不仅经常受陈平原老师之邀来北大做演讲和对谈，也是陈老师学生答辩会的“常客”，那天先生与钱理群、孙郁、陆建德、王中忱等几位先生同来，一切如常，谁知却做了出人意料的“声明”。
记得是答辩还没开始的时候，在一片杂乱声中，得后先生像往常一样带着可爱的微笑坐定，不过从包里掏出来的却不是印有北大校徽蓝色封面的论文，而是厚厚一沓打印纸，A3那么大，整整齐齐用线装订着，得后先生推着眼镜皱着眉头，把这么个大本子翻到中间，几乎将鼻尖凑了上去，又看了好一会儿。
先生视力不好，陈老师已提前告知了，但现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制作得如此“宏伟”，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或许是听到了大家的议论，先生放下本子解释说，近来眼睛越来越不好了，读论文只能把字放大了，打印出来一个一个看，不过这样实在太累，速度也太慢，虽然很努力地看，但到现在也没全部看完，非常对不起，所以这大概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了。那一刻我的情绪特别复杂，一来是感动，但更多的是过意不去，想不到得后老师竟然会因为看不完我的论文而宣布不再参加答辩（！），当时直觉要说没关系，但还是忍住了，我明白，这和我的论文如何无关，是老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回想起来，那天就是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开始答辩的吧。好在得后先生对我的题目还挺感兴趣，和钱理群老师一样，他始终关注鲁迅研究的动向，关注年轻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更新。会上他提了几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关于鲁迅对于进化论的态度，得后先生指出虽然鲁迅的思想一直有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进化论。对此我当然是认同的，不过那时我还没有看过他的《鲁迅与成仿吾们的分际》一文，不清楚先生关注进化论的思路是什么，答辩后找来看，发觉得后先生是直面鲁迅思想的内核：他从一般左翼思想中独辟出“鲁迅左翼思想”，强调鲁迅的左翼思想是警惕“你死我活”的斗争，反之主张“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而进化论是其特质和根柢之一，并由此拒绝对鲁迅进行前期、后期的机械划分，强调人性视角下鲁迅思想的连贯性——在这个思路里，进化论的意义在于从科学的角度确认了（作为“动物性”延续的）“人性”的存在，而“人性”则将“阶级性”相对化，成为一种批判和制衡的思想资源。
表达了对当下鲁迅研究的一个忧虑
和我以知识为出发点不同，得后先生的论述背后是基于人生经验的根柢性思考。得后先生这一代学人多是人本主义者，人生经历使他们对于激进的革命和落后的封建都足够警惕，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很多关键问题都被内化为了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不会满足于探究一枝一节，硬是要突入到文化和现实的根子上去的。和好几位研究鲁迅的老先生一样，得后先生也表达了对当下鲁迅研究的一个忧虑，即过度将鲁迅日常化，事实上，今天我们的确需要直面鲁迅遗产的现实意义。
得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让身为女性的我动容。“新文化兴起今年足足一百年了，一百年来，稳固的全面的成就不过白话文。而新文化中的‘男女平等’，至今极不如人意。广袤的农村不待言，即使北上广深头号大城市，女性的就业、薪酬、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依旧低于男性。极端的社会不公，是母亲受胎后，如果检查出是女性，‘做掉’的现象并非个别。何况其他更加难以改革的方面。”（《关于“鲁迅文化遗产……”》）看清现实，清点遗产，才能触及鲁迅的核心问题，而我这样常从“鸟兽虫鱼”看鲁迅的后生小子，正时时需要得后先生的良言，反躬自省，审视自己治学的方向和意义。
有人评价得后先生的鲁迅研究方法是“以鲁解鲁”。我想，以得后先生对材料的熟悉和理解、使用之精到，这个评价是恰当的，而得后先生自己则点出了“方法”表象背后的深心：“竭泽而渔是防止自己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顾此失彼的疏漏，也是为了识破无意或有意断章取义，隐瞒、歪曲鲁迅，为一己私利欺骗大众的行为。……通读、多读鲁迅原著，竭泽而渔，只要自己有颗诚实的心，就不会自欺欺人。”（《我们今天怎样认识鲁迅》）“竭泽而渔”地阅读，目的是对人对己的诚实不欺，得后先生可谓得鲁迅之真髓，对于我们年轻学人而言，这读法不仅仅是治学金针，更是理论操练和信仰狂热的解毒药石。
至于得后先生自己，我是来了文学所之后才看了他的自述《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这篇文章我在微信里备注的是“最后一个偶然最动人”。这两天为了写这篇小文翻出来重看，依旧为此感动，“当我读完李何林先生的《鲁迅的生平及杂文》，我为他担心了。一些‘批倒批臭’的观点，他依然故我。他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忍心他重蹈覆辙，我给他写了一封提出具体意见的长信。我的目的不在讨论问题，更没有以此认识李先生的意思。我没有写出通信地址，不想李先生回信。” 李何林先生欣赏得后先生的善良和才华，不相信出身的限制，为得后先生的工作四处奔走，最后把他带在身边才解决。完全不认识的两个人，因为鲁迅结缘，彼此担心和欣赏，哪一位都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得后先生让我感到亲切——他是真的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流水账般的写着写着，我的记忆逐渐复苏，一同清晰起来的，还有得后先生活泼泼的笑脸，真想赶紧找机会去拜访他，和他聊聊鲁迅，听他说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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