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马里波
入住维安里，我正好上小学，此后20年，读过2个小学2个中学，学业漫长，学路悠远，前后13年，比旧时“寒窗”还多苦熬了3年。
小学1—3年级，就读水塔小学，学校藏在皮业巷内，两栋校舍形似双塔，老旧得有些年头。每日上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横穿厚生里的一间过街小屋走生成南里，一条经过方正里的正道走花楼街。前一条路短省时，后一条路宽热闹，通常，我上学走前一条，放学走后一条。
大律师施洋，金山饰。
1957年，正读小学三年级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汉摄制电影《风暴》，花楼街和皮业巷被选为外景地，一夜之间，一条长街和一条小巷被复辟为二三十年代旧汉口模样。皮业巷内家家户户被涂成黑门灰墙，巷内一堵大墙上书写一个黑森森的“當”字，触目惊心。
那几天，学校的老师和巷内的居民翻箱倒柜，搜寻出旧时衣物，蜂拥去做群众演员。记得学校一位汤姓老师，穿一件长袍踱进摄制现场时，惹得围观的同学一阵哄笑。拍《风暴》那几天，花楼街上热闹异常，路上行走的人群，个个如出世的古董，瞬间穿越到了民国岁月。后来才知道，现存的皮业巷5号，原来就是过去“二七”烈士施洋律师的事务所。
在水塔小学读书三年，历经三个班主任，分别姓饶、孔、王，都是女教师。饶老师外表忧郁，教书上课，以情动人。有一回讲到个人经历家庭往事，语重心长，神色凝重，让人觉得饶老师有重托嘱咐于我们这些小学生。孔老师白发苍苍，年事已高，分外严厉，教我们用毛笔写大字，运笔用墨一丝不苟，稍有规矩不到，即大声呵叱。王老师全名王剑鸣，响亮豪迈。
王老师教语文，我别科平常，唯语文甚通，被王老师青睐，委以中队长职务，成为班干部一员。班上另有两位班干部，都是女生。一个叫杜多珍，班主席，身高脸黑，像乡下姑娘。一个叫陈玲琍，长相甜美，漂亮可人，因是“三杠”大队委，样子凛然不可冒犯。班干部开会，都是杜主持，认真执着，陈却随和，总是笑嘻嘻附和杜的意见，从不随便抵触矛盾。
读到4年级，母亲见我长大，不会再无故调皮，就将我转学到她任教的洪益巷小学。这个学校为湖北省重点小学，操场大校舍大学生多老师多，又是全省“劳卫制”试点开展的小学，声名远播路人皆知。所谓“劳卫制”，原是仿效苏联《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五十年代初，洪益巷小学大胆冒进，把一个只准在中学以上单位才让开展的“劳卫制”，在一所小学搞得风生水起。
那几年，洪益巷小学开办了武术班、体操班、航模班、田径队、篮球队、射击队、乒乓队…… 那位叫刘云英的女校长眼界开阔，慧眼识珠，招揽了无数人才能人。
记得那个教武术的郭老师，不仅让麾下的学生把棍棒舞得满场生风，在全省现场观摩会上，还亲自下场耍了一套醉拳，把座席上的领导们看得目瞪口呆。还有身材矮胖的陈修林老师，身为男教师，却能在体操垫上把一套女生的自由操翩跹得千娇百媚婀娜多姿。更遑论他操练的女生，个个都能在平衡木上如履平地翻飞自如。
然而，每回现场大会上最壮观的场景，还是那些在操场上空满天飞舞的航模飞机。平常难得露面的航模班的同学们，在教他们做“飞机”的黄老师的带领下，满场奔跑，人欢马叫，一片欢腾。
不过，每次现场会上的压轴，总是那个长相甜美小女生的歌唱。有一回现场会的前夜，大家正好在操场上歇凉，在众人的鼓噪下，小女生又唱起了那首动人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其时，皎月明媚，星空闪烁，歌声在星云间穿行流转，景象真如歌声中唱的那样，令人遐想陶醉。今年偶遇洪益巷小学老同学郭代康，他告诉我，这个小女生叫杨映彩，当年比我还大一岁，现在还喜欢唱歌。
从维安里到洪益巷小学，比去水塔小学稍远，要跨过民生路，拐进花楼街，方能弯到洪益巷。洪益巷小学以前叫“武汉市第二十三小学”，黄墙黑门，容貌苍老，浑似旧时衙门。操场上的校舍有新有旧，两座旧楼平房古色古香，一栋三层新楼时尚新潮。学校上课放学不用电铃放声，仍由一位驼背老校工拉绳敲钟，大钟铛铛一响，振聋发聩，让人觉得这个学堂来路不凡古风犹存。
我在洪益巷小学三年，遇着两位班主任。一位女老师，姓易，五十多岁，和学生说话慢条斯理，事无巨细，如同家中长辈叮嘱家事一样。一个中年男老师，叫高连成，北方人，当过兵，上过抗美援朝战场。高老师不苟言笑，处处显露军人作风，带我们做游戏，多带战争色彩，如，隐蔽行军，捕捉俘虏。
我在洪益巷小学读书三年，并不如意，一是在水塔小学当过中队长班干部，如今沦为平头学生，自尊心受挫；二是算术课平庸，学习堕落为一般，与好学生渐行渐远。果然，中考不佳，落榜向往已久的一中，和一些二三流同学上了一个二三流的学校，咬牙切齿地去了第五中学。
1956年洪益巷小学
五中在民意街上，上学放学，要在中山大道最热闹的一段路上走半天，沿途经过工艺陈列馆、稻香村食品店、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东来顺、老万成、福庆和，六门百货、新华电影院……耳目所及，车流如梭，人流如织，店铺之繁茂，令人目不暇接。我进五中时，正当新校舍开启，红砖白墙，桌椅簇新，气象万千，人人兴高采烈。
但三年之后，我进十二中读高中，发现五中校舍与十二中雷同，都是仿苏横式。不过建于1954年的十二中，远比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匆匆盖成的五中富贵阔绰，门窗高大地板精致，只有砖混水泥的新五中不可比拟。
在五中，初一的班主任叫王光福，一位教政治的中年男老师，说话一口浓烈的黄冈乡音。待到我上初三，王老师升任教导主任，有次课间操，见同学没精打采，便为大家打气，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今年吃红苕，明年炸油条，后年下水饺。”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上到初二，班主任换为教数学的刘老师。刘老师平头高个，说话汉腔十足，但尾音总是拖一个“嘞”，“明天嘞”“后天嘞”“做么事嘞”，听得人头皮发麻。我一惯数学不好，不受刘老师待见，有次起立答问稍微迟钝，被他瞪眼训斥：搞么事搞嘞。
读到初三，又换了个班主任，男老师，教语文，叫张庆利。张老师年轻斯文，只是说话绵软，腔调浑似女声。周末，学校在顶楼办舞会，张老师上场，一众学生躲在黑暗处喝倒彩，大喊：舞迷子的腰像关刀，舞迷子的脚像陀螺，舞迷子的手像白莲藕……张老师听到，一笑了之。
1959年，印尼排华，许多华侨回国，五中也有了两位归侨老师。一位女老师，姓黎，双眼皮大眼睛，长相妩媚，说话温柔，教我们英语。有次上课途中，黎老师放下英语不表，忽然泪眼婆娑情绪激动地勉励我们要努力上进好好读书，让一教室本来心不在焉的同学，刹那安静，面面相觑，个个不敢做声。此后多年，我只要听见看到“苦口婆心”一词，就会想起那天含泪发言的黎老师。
另一位归侨男老师，年轻，超帅，姓邱，教我们化学。邱老师操一口港台普通话，话语亲切，循循善诱，从不知发脾气为何物。有次上实验课，我不慎让试剂滴烂了灯芯绒新衣，邱老师见了，傍在我身边叹息半天。
不久，化学教研组新来了一个漂亮得不得了的女老师，常与邱老师成双入对进出，所有的学生都认为，邱老师应该谈一场恋爱了。可惜，时日久长不见进展，女老师仍然热情，但邱老师无动于衷。邱老师有个弟弟在湖北队踢足球，守门员，外号“小邱”，当年球迷个个认得知道。
五中有位体育教师叫高树声，中年，瘦高，篮球国际级裁判。凭人脉名气，高老师把少体校一个篮球班的学生弄到五中读书，让全校同学天天看到灌篮高手，顺便也把武汉市中学篮球冠军头衔揽入怀中多年。
高老师的爱人与我母亲同事，彼此认得。一天晚上，忽然有人在我家楼下叫喊“马里波”，下楼一看是高老师，大吃一惊。高老师告诉我，因我会打乒乓球，省电信局技校可以免试让我入学，问我去不去，我听了，受宠若惊，不知所以。母亲知道后，一哂，说“这个老高”。
五中另一位在全市名气很大的老师，是教音乐的陈兰。陈老师中年女性，短发矮个黑瘦，是武汉市音协理事。陈老组建了一个“武汉市少年红领巾合唱团”，我曾滥竽充数地被圈进去瞎唱过几天，至今还记得《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词。我班有两个同学跟陈老师学弹琵琶，多年以后，其中一位叫赵伟明的同学，成了名满省市的琵琶演奏家。
上学去五中，下课回维安里，不厌其烦地在中山大道上往返走了三年。天热了，掏五分钱，在老万成买一杯酸梅汤；嘴馋了，踅进福庆和，找个座位吃米粉。读初二，全班男生成了“武汉市说唱团”的圈粉，每个人攒够了两角钱，一起去民众乐园听一回湖北大鼓和湖北小曲，天长日久，同学“金跛子”竟会唱长段的湖北小曲《椰林怒火》。
1964年，终于在五中读完了初中。全班50余位同学，仅3名没能升学，其中就有成绩最好长相最帅的班主席夏汉生。同学们为夏汉生难过，但心知肚明，怪只怪夏汉生的父亲在旧社会太过“反动”。多年后，终于明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听听可以，当真不行，所谓“出身论”，大道理而已。
高中就读十二中，住在学校，仅在周日回家蹭顿饭吃，呆在维安里的时日逐渐稀少。
以后4年，两年正在“文革”当中，其时，红卫兵起，青春火热，激情澎湃，回到维安里，遇知生、腊肉、长源、再康……等，议论时政，神情凝重，好似毛泽东当年在《湘江评论》中放言那般豪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安知天下者国家者社会者都是领袖们在主宰浮沉。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编辑：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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