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叫她老陈，是一个从石河子调过来的上海姑娘，之所以叫老陈，是因为30多岁了还未嫁人。老陈说话很嗲，但活干得很认真，办公室里近上百人的繁杂的人事档案被她梳理得井井有条。老陈性格好，30多岁风韵犹存，人见人爱，一帮半大不大的懵懵懂事的娃娃们总喜欢在其身旁转来转去逗她。她喜欢穿上海时尚的“洋衫子”，也就是连衣裙，花枝招展，走路带风。
我们当时单位的工作性质要经常跑内地大城市，不是北京就是上海或广州。有一天，老陈给我说，能不能从上海带点吃的东西回来，想起那东西，就想流哈喇子，哈喇子就是口水。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一天，老陈和穆拉提去机场接我。我从右手提着一个写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人造革的“马桶包”里拿出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交给老陈，老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双手作揖，又开始发嗲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老陈在上海的父母心疼远在边疆工作的女儿，专门买的金华火腿。估计是上天的安排吧，原本让老穆去上海的，因为他家里有事请假，我就代替他跑了一趟。
陈姑娘嫁人了，嫁给了给领导开车的陕西人老李，一般来说，西北汉子在家是说一不二的主儿，但这个陕西愣娃在上海姑娘面前倒像个上海男人，生活有情趣还会心疼女人，脾气又好，看来陈姑娘找对人了，你侬我侬。
上海国际展销会一结束，我们一行人马要乘53次特快列车回乌鲁木齐。在车上聊天、打扑克，时间也过得很快。到中午了，肚子饿了，车上的盒饭不好吃，我拿出上海朋友送的阳澄湖大闸蟹，和同事吃起来。车窗外的绿油油的田野上一幢幢白色的二层楼房一一闪过，很是显眼，心中甚是感慨，还是江南好啊！
我把螃蟹腿掰下来，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心里想，骗人的东西，没肉嘛，还是赶快回家，炖一锅羊肉汤吃才实惠。
“小伙子，大闸蟹不是这样吃的”，一股浓浓的“吴侬软语”从座位对面传过来，我才注意到对面铺位上坐着的是一位脸色黝黑、身材偏瘦、戴着一副近视黑框眼镜，快接近“知天命”年龄的男人在讲话。我说你认为该怎样吃，并顺手递过去一只大个的蟹给他，“这东西很贵的，就这样个头的也得上百了，蟹钳里的肉很多，不要浪费了，你看是这样的”，这老兄，双手翘起兰花指，首先将干巴巴的蟹腿放进嘴里，就像脚踏的缝纫机在扎衣服时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左边进去右边出来，出来的蟹脚壳看似完整，肉却都留在他嘴里了。接着，小螃蟹在他手里被翻来覆去，好像手把着一块和田玉籽料，正在思考从哪儿下手方能雕琢成一件工艺精品。边吃边聊才知道，老大哥来自阿克苏的军垦农场，姓吴，是修理农机具的技术员，此次去探望在上海的老母亲后返疆。
终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快到了，大家早已收拾好行李站在车厢过道上等候着。老吴拖着一个大帆布行李箱，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彩色编织袋，自嘲地说，都是些上海好吃的东西，有日本的方便面、城隍庙的小笼包子、腊肉香肠、鸡蛋糕以及糖果等等，我的老母亲恨不得让我把半个上海都带回了，谢谢请我吃大闸蟹，去阿克苏一定找我，我们阿克苏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老吴拉着行李越走越远，他还要乘班车再跑几天才能到达1000多公里开外的家。说到阿克苏，我想到了在维吾尔语里就是“白水”，也想到了塔里木河和岸边生长着的胡杨。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带20多个英国人去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且末古城。在县宾馆联系到了当地的徐姓导游。快临近出发时，一个书生模样、带副眼睛的瘦小伙，忽然冲到我跟前，一句略带上海口音的问候语，让我很好奇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有从江南过来的人。他推荐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且末国古城遗址值得一看，所谓的文物养护费每人100元，否则就去看巴扎之类的节目。
门票不便宜，但大家还是有兴趣前去一看，毕竟大名鼎鼎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上个世纪初就来过这里。去的路上，这个小上海把内容提前介绍完了，到了目的地，他用英文只说了一句：这就是且末古城，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我们的眼前是一望无际、平平坦坦、地上连草都不长的戈壁滩，我用脚拨拉一下，地下的确有毛织物或陶片之类的东西，按大家事先的猜想，应该像吐鲁番的高昌或交河那样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遗址。
二十多个团友围着小上海问，古城在哪里? 哪里有古城？他涨红了脸，英文也磕磕巴巴不知如何解释，就用右脚使劲跺了一下地，说，全在下边埋着呢。
这下这帮老外不高兴了，一本正经地给我说，请转告他，我们每人的100块钱也在地下埋着呢。
回到城里，小上海一直跟着我，寸步不离，可怜兮兮的，看来死活缠着我要古城门票钱，理由是无法给公司交待。和他进一步细聊才知道，小伙子的父亲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来疆支边的上海人，找了河南老伴，生了二个儿子，根据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只能解决一个人回沪的户口指标，父亲就让小儿子回去了，留下了他。他离开阿克苏团场的父母，独自一人闯荡到这个偏僻的小县城来了。
他所讲的这些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在新疆真有很多这样的上海家庭，大家都不容易，抛开大上海的繁华喧嚣，远离家乡，跑到这种生活条件极差的地方来谋生，暂且不说什么建设边疆的大话，其积极进取、永不言败的顽强劲头，真有点像深深扎根在荒漠中的红柳和骆驼刺，积极进取，顽强地活着。
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给正在用餐的老外说，古城还没有开始被大规模地考古挖掘，就像意大利的庞贝遗址、西安的兵马俑原本都是在土里埋着，况且据中国史书记载，西汉时期的这个城廓之国规模很大，唐玄奘都来过，等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我定邀请大家过来看。斡旋之下，终于收齐了2800给了小上海。
记得有一年和喀什的卡米力去上海办事，这次坐的是特快54次，快到上海站了，大家早早地就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老卡咋咋呼呼地说他的皮鞋不见了，他的铺位下整齐地摆放着一双旧鞋。我打开行李箱，拿出一双新皮鞋递给他，并炫耀地说，参加这种国际展销会事先得有两手准备啊。
办完事情，卡米力说晚上他请客，去吃上海的新疆饭，别安排其它的事。我们几个准备打的，灯火阑珊处，TAXI一辆接着一辆，一辆崭新的“强生”被我们挡下，司机很有礼貌，带着白手套，笑容可掬，座椅的包布都是雪白雪白的。
来到一条两边长满梧桐树的街道，老卡似乎很熟悉这里，说这里以前是法租界，他的表哥在这里开新疆美食餐厅已经好多年了。餐厅面积很大，中间有个舞池，几个维吾尔族姑娘跳着舞，给就餐的人们助兴。老卡的表哥克尤木出来迎候我们，边走边用上海话跟在座的当地人打着招呼，张口就来、得心应手。他带我们进入一间包厢，赶快将门合上，顿时安静了许多，他吩咐手下安排了我们平常吃的新疆菜，席间喝得是伊犁特，看大家都在兴头上，克尤木拿出他的冬不拉给我们弹唱了几曲，甚至还唱了越剧，那首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说他六岁就跟父母来上海了，住的时间越久，越发喜欢这个地方，上海是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开餐馆赚钱容易，好在这个地方喜欢新疆的上海人太多，特别是以前在新疆的上海支青对新疆怀有深厚的感情，喜欢新疆的一切，也包括他高朋满座的餐厅。言谈之间，你已经分不出他是新疆人还是上海人了......
上个世纪60年代，近10万上海支边青年来到新疆。改革开放的年代，大部分上海人回去了，但仍有三、四万的上海人还是永远扎根在了边疆，还有他们的后代。他们即使回到上海，也自豪地说他们是新疆人。
说实话，上海人在当时新疆人的心目中，无非就是那种戴副黑框眼镜，趴在桌子上看图纸的技术员，或在工厂里的工程师之类的，脸颊偏瘦，细长条，穿个白衬衣，衬衣下端没有掖进裤子里，去上班的路上提着一个写有“北京”或“上海”的人造革的皮包，个性很认真、倔强，也很自信。
有一次去上海的港澳中心广场办展会，一大帮上海大爷大妈看到有新疆字样的展台，都直接跑过来捧场，就属新疆的台子最热闹，音乐响起，维吾尔族姑娘的扭脖子舞一跳起，人山人海，将几平方米的展台，围得水泄不通。我家就住在石河子145团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我是阿克苏的，那是个好地方啊，产的大米好吃，还有红枣，又大又甜，是那种甘甜，言谈话语里无不透露着真挚的情感，有些老婆婆甚至泪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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