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江西婺源篁岭，村民作为景区工作人员在养护绿植。婺源乡村建设被列为NbS中国典型案例。 （新华社/图）
专业术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正成为环保圈的热词。
在半个月前闭幕的COP15——《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中，NbS不仅在各项议程中被屡屡提及，还被列入《昆明宣言》。2021年10月14日，在COP15生态文明论坛的四场平行分论坛中，有两场内容均与NbS高度相关。
NbS在国际上能受到广泛关注，乃因为它是个“多面手”，不仅仅能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秘穆雷玛等政要都期待NbS能成为协同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这两大全球挑战的桥梁。
当地时间11月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世界领导人峰会结束。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在内的11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承诺到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扭转土地退化状况，强调了森林在适应气候变化、维持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2021年11月2日，英国格拉斯哥，COP26领导人峰会。 （人民视觉/图）
NbS概念较新，始于2008年。不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主任张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自古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说法，以及现在的生态文明理念，都包括了NbS的内涵。
相同的内核，不同的框架
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报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性》中，首次提出NbS，阐述为“更系统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通过了NbS的定义：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的以及经改变的生态系统”的行动。
生涩的概念下，已有不少公认且为人熟知的案例。
COP15在10月14日“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平行论坛中，自然资源部发布了18个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包括塞罕坝机械林场、云南滇金丝猴保护等。
昔日“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而今荒原变林海，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三代塞罕坝人建立起大型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由11.4%提升到82%，带动一万余人脱贫致富。
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张占海在会上介绍，这些案例的选取兼顾生态系统类型的多样性、生态问题的典型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展现了中国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在此之前，2021年6月，自然资源部与环保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包括官厅水库流域治理、东北黑土地保护性利用、深圳湾红树林湿地修复等10个案例。
两批NbS中国典型案例。宋炳晨整理
这近三十个案例都不是新故事，官厅水库流域治理更是始于1972年，那一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敲响了全球环境保护警钟。
如今的官厅水库周边风景秀丽，蔚蓝的湖面被青山环绕。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图）
这些总结性的案例说明NbS相关的工作早已在中国实践。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政策总监李琳回忆，十多年前她到陕西宝鸡时，听那里的官员介绍，宝鸡的森林覆盖率曾经非常低，一片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景象，经过几代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小动物也回来了。“中国绿化黄土高原的努力，不仅增强了生态系统固碳效果，而且体现了NbS提升生态系统韧性、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洪涝灾害等多种效益。”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项目科学主任靳彤举例说，过去解决水污染问题可能完全依靠建设净水厂，但在NbS理念下，更应该先去考虑发挥生态系统的力量，比如通过源头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净水能力与水质。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彬彬点评，NbS与生态文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从提出的背景、目标以及发展脉络来看都有相似之处，“中国可以借助这一框架更好地讲述生态文明的故事”。
NbS是个“大家族”
全球范围来看，欧盟最早开始推进NbS。早在2015年，欧盟就将NbS纳入“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这项科研计划耗资约770亿欧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计划之一。
自2016年确定NbS定义至今，各界对于NbS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政府、企业和保护组织都在谈论。张琰提到，IUCN的工作也从推广“什么是NbS”，变为讲解“什么是好的NbS”。
中国在NbS议题表现积极，据王彬彬观察，如果说过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接牌后再思考怎么出牌，那现在就是主动出牌。
2019年，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决定设立全球NbS联盟，中国和新西兰联合牵头发布了《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宣言》，建议利用自然环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联合国环境署生态系统部门负责人、NbS工作组协调人之一的苏珊·加德纳表达了赞许。
除了近三十个案例，《IUCN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IUCN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使用指南》也都有中文版。
中国也已推进NbS标准和中国生态保护修复标准有机融合。张占海在分论坛中表示，下一步，中国还将进一步推进NbS在中国的实践和国际交流合作。即将在中国成立NbS亚洲中心，提供相关知识型公共产品、技术评估、咨询服务、用户认证等。
从《IUCN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来看，NbS似乎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应用面非常之广，可以应对生物多样性、水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种种挑战。
同样有此困惑的王彬彬曾就这一问题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讨论，工作人员告诉她，不论是NbS，还是欧美目前使用的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NCS），强调的并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背后对自然的尊重。她认为，NbS中最重要的是“N”，即nature，只要是保护自然，就是NbS，不要被后来研究的各种理论框架束缚住。
张琰解释，NbS是个“大家族”。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问题，因地制宜。例如，同样是帮助人类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山区和平原、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所采取的手段可能完全不同。
差异化应用是必然选择，不过IUCN的使用指南提出了8大准则及28项指标，相当于搭建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体系。“包括了NbS全过程，从‘望闻问切’到开出‘药方’，并且一直到后期的‘复诊’直到‘康复’。”张琰认为，不管在哪应对什么问题，都需要遵循本底调查评估、跨学科跨行业参与、多方讨论制定策略等方法。
NbS全球标准的八条准则。 （IUCN/图）
例如NbS实施的一大关键因素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当地的公共机构、社区、公民能够参与到NbS措施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联动
协同是NbS的一个重要思路，2019年，NbS被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九项重要行动”之一。在COP15上，“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脱胎于NbS，形成了一项单独议题。
“人类现在面临两大难题：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得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它们必须被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要么两者共同解决，要么两者都无法解决。”《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在COP15的一场发布会上强调。
目前，科学家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分为两块：关联耦合，也就是两者间相互影响的机制；协同增效，是指两者的应对办法如何联动起来，达到1 1大于2的效果。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在生态文明论坛上揭示，气候变化可能从三种途径影响生物多样性：导致栖息地丧失、破碎化、退化。她所在的中英研究团队发现，气候变化正在令动物们从低纬度向高纬度、低海拔向高海拔迁徙。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动物习性的改变，也意味着更多地区不适宜物种生存。同时，气候变化使得生态系统加速重塑，会助长病害虫、病原体和宿主的重新混合，有可能导致更多传染病出现。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耦合点是粮食安全问题。巢清尘举例，人类为了经济发展将森林变为牧场、农田，森林减少不仅带来生物多样性丧失，也会使碳汇作用下降，而农业生产又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意味着气候变化可能因此加剧，并进一步引发极端天气事件。干旱、暴雨等气象灾害又可能酝酿粮食安全危机，从而迫使人们继续开垦土地、增加化肥的使用……一个负向循环就此形成。
要打破这一循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NbS被视为解药。具体说来，扩大和保护森林、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利用其碳汇能力适应和减缓温室气体带来的气候变化。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对于将气温上升稳定在2℃以下的目标，到2030年，NbS可以贡献30%左右的成本有效的减缓措施。
利用碳交易机制，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还可以让碳的生产者（电力、钢铁等工业）付费，增加生物多样性的资金保障，形成正向循环。
但只以碳汇能力衡量生态系统，可能造成新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为了固碳而大规模植树造林，所造的人工林树种单一，生态系统的丰度和韧性差，对生物多样性可能反而产生负面影响。“国家近期印发的《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林草部门一直强调的‘科学绿化’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靳彤说。
NbS面临的挑战
NbS面临的困难方方面面，包括与其他理念的竞争，以及资金、机制等等。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2020后框架”）的第一版草案中，NbS被写入；但在现在的版本中，已经看不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字眼。这可能是因为NbS与另一理念存在交叉与竞争——“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Ecosystem-based Approach，简称EbA）。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EbA是综合管理土地、水和生物资源，公平促进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战略——与NbS的理念非常近似。两者有不同的起源。李琳表示，NbS最初是由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群体提出的，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登上国际舞台；而EbA则是由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群体提出的，而且早在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上，EbA就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的行动基本框架。
李琳发现，在对《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后框架”第一版草案进行讨论时，许多《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代表认为EbA的概念包含了NbS，所以NbS也就不必列入。
在谈判中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视原住民权益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对过于强调NbS的碳汇功能表示担忧，甚至有人指责NbS是“碳殖民主义”。
李琳表示，NbS追求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经济和社会惠益的“协同增效”，在具体实践中需要规模效应，比如要大规模保护和修复独特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以避免固存在生态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泄漏，也会种植一些较大面积碳汇林固碳。这就引起一些原住民和小土地拥有者的疑虑，“他们担心，大型国际机构和企业想利用NbS来第三世界国家圈地，控制他们的土地和环境来获益，同时用种植碳汇林等碳抵消方式来逃避本身的减排责任，也就是‘漂绿’”。
她认为这是一种对NbS的误解。根据IUCN对NbS设立的标准，NbS措施需要应对7个社会挑战，不仅要有利于自然，还要有利于当地社区。
此外，李琳感到如果NbS没有写入“2020后框架”，将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事业的一个遗憾。“EbA是一种approach，提供一种愿景和战略，而NbS的落脚点是具体的解决方案solution，发展至今已经有了众多实践、清晰的标准和衡量方式。”她认为，NbS如果列入“2020后框架”，会使“2020后框架”更具可执行性，同时实现多重生态、气候、经济和社会效益。NbS与EbA在理念上实际并不冲突，相辅相承。
“更现实的一点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缺乏资金，而支持NbS的群体很多，包括气候变化群体、学术界、NGO、联合国其他机构，还有很多实践者。许多国家已经承诺，将应对气候变化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现在英国和法国提出是30%。NbS会使得各国在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履约过程中，整合有限的资金和执行力、协同增效，实现生态、气候、民生惠益最大化。”李琳表示。
目前，很多国家尚未重视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危害，资金投入力度远远不及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每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7000亿美元缺口。
全球来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融资缺口都很大，NbS资金同样如此。目前NbS资金更多来自政府等公共部门，碳交易、生态服务交易等市场化价值占了比较少的部分。与相对应的工程类措施比起来，多数NbS的回报周期要长。
NbS很难立竿见影，项目回报周期长，这难免让企业打起退堂鼓。王彬彬认为，政府和企业要协同行动，在政策和理念的引导下，企业也会“闻风而动”，COP15中，中国率先拿出15亿，本身就是强烈的信号。
资金的使用也需要纳入考虑，开展NbS需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解决当地最迫切的问题和挑战。如果无法用NbS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计改善，可以考虑能否帮助降低灾害风险、确保粮食安全等其他效用。
靳彤表示，国际社会正在呼吁各国将NbS纳入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的“国家自主贡献”中去，“一方面用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提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承诺，另一方面引流更多资金投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将法国30%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希望其他国家和多边发展银行跟进，就是一种积极表态。
南方周末记者 宋炳晨 杨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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