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七大会议(都出席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了吗)(1)

文/陈丽芬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冀晋、察哈尔、太行、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代表100多位。会议历时两个月,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于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在陕北向全国公布实施。

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4月)一书记载,参加这次会议的100多位代表中有五位特殊人物,那就是曾被人们尊称为“延安五老”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陈列“全国土地会议”展厅展出的参会人员名单中,也将“延安五老”列入其中。此外,王聚英主编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张志平主编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等著作中,也同样将“五老”列入了与会人员名单中。只有赵福山编写的《红色记忆——西柏坡历史概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7月)和《历史的丰碑——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华文出版社,2010年5月),两本书中列出的参会人员名单与上述展览或者著作不尽相同,而且作者本人在两本书中的说法也不一致。其中《红色记忆》与会人员名单中“延安五老”少了林伯渠一人,而《历史的丰碑》却说只有董必武和徐特立两人参加了会议,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三个人的名字没有了。

那么“延安五老”是否都出席了当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呢?为什么同一事件同一人物出现了不同版本不同说法?是作者的疏忽吗?还是另有原因?笔者带着疑问对“延安五老”是否都出席全国土地会议这一问题进行了电话咨询和相关资料的查阅,结果为“延安五老”中的董必武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确凿无疑,而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有没有到会还值得大家再商榷。下面我就目前掌握的情况进行一下个人观点的阐述,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首先,董必武参加土地会议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在转战陕北途中将中央机关一分为三,董必武和刘少奇、朱德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负责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于同年5月到达西柏坡,并开始着手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的筹备工作。根据《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记载:7月17日,董必武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27日,董必武又在会上作《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从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可能发生的变动和负担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这个报告是董老根据土地会议主席团指示,由他负责组织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委员会讨论研究,形成的一个对土改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报告。由此可知,董必武作为中央工委常委、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常委,不仅参与了全国土地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而且为会议提出了重要的方向性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从而保证了土地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

延安七大会议(都出席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了吗)(2)

◆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

除董必武外,中央撤离延安时,徐特立遵照中央指示率领一支文教工作团队伍跟随中央工委来到了晋察冀,住在了距西柏坡几十公里的阜平县温塘村。照理说,徐老当时就在晋察冀,虽说距西柏坡稍远了些,但如果他要来参加土地会议,不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成问题。但笔者认为徐老没有参加会议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如下:

一是土地会议召开期间,徐老住在距西柏坡几十公里外的阜平县温塘村,主要从事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工作,没有闲暇参加土地会议。据《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记载,徐老到达晋察冀后,住在阜平县的温塘村,领导边区的宣传教育机关,着手接管新解放区大量的中小学校,组织编写和审查新的教材。土地会议召开期间,也正是教材编写的紧要关头。时任中宣部教育研究室文书的于佩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接管全国的教育工作,中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教育研究室,由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兼任主任,主持研究室的工作。1947年8月,徐老调阅了晋察冀和山东等老解放区的中小学教材、课本,选调一批优秀的教学人员来做教材编写工作,全室连行政事务工作人员在内,共约30多人。”根据形势需要,徐老将政治、教育、语言、历史、地理等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工作分组安排。因为当年的教育研究室刚刚成立,各个解放区又不统一,徐老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于佩秋说:“因为工作任务很急,直到春节,整个研究室的工作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以致春节过完后两天就开始上班了。”由此可见,徐老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期间基本没有离开过阜平。

二是截止目前笔者所看到的有关土地会议文献、材料、回忆文章等资料中,都没有发现有徐特立参会的文字记载。徐特立是毛主席最敬爱的老师之一,当年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关头,主席还不忘为老师祝寿。而解放战争时期,徐老担任的是中宣部副部长一职,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他如果参会应该会有发言的,但发言人员名单中却没有。此外即使徐老不在会上发言,也应该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吧。然而,截止目前,就笔者看到的相关资料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徐老参会的只言片语,期间笔者也曾专程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过全国土地会议的相关材料,从会议发言情况、日程和住宿安排中,均没有徐老参会的任何记录。

那为什么在后来出版的各种书籍和举办的展览中都出现了徐老参会的现象呢?笔者认为可能是人们的一种误判。2010年5月,一名当年曾经战斗活跃在晋察冀抗敌剧社名叫胡可的演员,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刊发的《相伴一生》一文中回忆:“边区土地会议是晋察冀边区为贯彻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而召开的一次党代表会议……在会上,聂荣臻、彭真、徐特立、邓颖超等同志先后作了重要讲话。”胡可记述的边区土地会议是1947年10月3日至9日晋察冀边区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而召开的一次边区土地会议,地点就在阜平县的史家寨。徐老的住处温塘村距史家寨不算太远,为他参加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提供了条件。由此断定,徐老参加的土地会议是晋察冀的土地会议,而并非西柏坡的全国土地会议。

既然徐老在晋察冀都有可能没有到会,那么远在陕北或晋西北的林老、吴老、谢老三位就更不可能到会了。而且笔者在《林伯渠传》、《吴玉章年谱》和《谢觉哉日记》中都找到了相应的佐证。尤其是《吴玉章年谱》和《谢觉哉日记》两本书中,几乎关于吴玉章和谢觉哉的每天的活动情况都记录的非常清楚,根本就没有远赴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的可能,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林伯渠传》记载:林伯渠是1947年3月13日率领中共中央西北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直到1948年5月跟随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期间他都在陕北和晋西北之间来回穿梭,主要负责中央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证。书中说到:1947年6月11日,林伯渠由白庙岔转移到绥德县马蹄沟,在这里住了五十天。8月中旬到10月下旬,为了商讨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从中不难看出,土地会议召开期间,林伯渠领导陕甘宁政府机关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各项工作,尤其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与国民党周旋转战的日子里,他始终奔波于两个边区之间,指导边区政府配合中央工作,从物资、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为党中央顺利完成转战陕北提供了充分保障。

延安七大会议(都出席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了吗)(3)

◆全国土地会议会场。

吴玉章是1947年3月8日和张友渔等率部分中共驻重庆人员平安返回延安的,9日在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欢迎大会后,下午即撤离,转移到达晋西北。也就在转移当天,吴玉章被中央任命为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参加王明、谢觉哉主持的法律委员会工作。22日到达目的地山西临县后甘泉村。本来遵照中央指示,中央法委也要跟随中央工委转移到晋察冀去的,但是经过法委与中央及后委反复磋商后,决定中央法委暂时留在了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受中央后委的直接领导,谁知这一留就是一年。

土地会议召开期间,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从《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得知:自1947年4月11日中央决定法律委员会留后委起,吴玉章和谢觉哉几乎每天都在参与宪法的起草讨论工作,并且他们将每天的活动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现只摘取其中有阶段代表性的几条:4月12日,听取陈瑾昆报告法律改革意见;4月26日总纲讨论完毕;5月10日讨论宪草第二章完;5月24日讨论第三章完毕;6月1日讨论地方制度章完毕;7月9日讨论宪草毕;7月16日一读宪草;7月18-19日一读毕;7月29日二读毕;8月16日三读毕;8月底9月初,法委一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初稿修改……由此可得,吴老和谢老均没有也不可能远赴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

吴老、谢老虽然没有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但是他们时时在关注着土改工作。关于土地改革的讨论会,根据《吴玉章年谱》和《谢觉哉日记》两书记载,吴老和谢老均于1947年6月30日、9月10日、12日、13日参加过几次。但从前后两天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分析,他们参加的土地改革讨论会显然是晋绥边区的土改会议,而不是西柏坡的全国土地会议。因为文献档案记载,当年从晋西北到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的晋绥代表团于7月初出发,直到7月29日工委向中央报告各地土地会议代表到达情况时,晋绥也只有赵守攻一人到会,其他五位仍没有到会。如此长时间的远途跋涉,已是古稀之年的吴老和谢老是不可能头天到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第二天又赶回山西临县的后甘泉村参加宪法起草工作会议的。

综上,“延安五老”中,除董必武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外,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在土地会议召开期间均没有到过西柏坡,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四位应该都没有参加过全国土地会议。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1948年3月,中央决定三委合并,所有中央机关均向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一带转移,徐老、吴老、谢老、林老也分别跟随有关部门相继到达,有的甚至还多次前往中央驻地,与领袖们促膝谈心,畅谈新中国的建设蓝图。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