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董少东
导读： 1935年8月6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
方志敏自述手迹。
1935年8月6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
从弹尽粮绝被俘到英勇牺牲，方志敏用在狱中的半年多时间，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不朽名篇。这是一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内心独白，字里行间流淌着共产党人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大爱。
说过：“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么活着才最有价值。每次读到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今天，我们吟诵方志敏的狱中遗作，心潮澎湃的同时，又不禁好奇，这位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产党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严防死守，他如何写下这样赤诚热烈的革命文字，又如何让这些文稿穿透敌人的铜墙铁壁传递出来、流传下来？
拟定数万言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这间囚室所在的南昌绥靖公署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囚室中这位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化名祥松，实则是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狱中写作，困难可想而知，但方志敏却执意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
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途中兵败被俘。这次失败不但令8000多人的队伍损失殆尽，就连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闽浙赣苏区也危在旦夕。
“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每每想起这次失败，方志敏都这样骂自己。“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有时，他甚至一边捏紧拳头捶打自己，一边忿忿地骂道：“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红十军团的失败，让他陷入深深地自责——即使失败不能归咎于他个人。
1934年12月，方志敏按照中央命令，率由红十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出发，向皖南进军。这是一次深入敌军战略重地的九死一生的行动。40天后，部队不得不重返赣东北。但就在回撤途中，在浙赣边的开化、德兴两县交界处，部队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重重包围。
1935年1月16日，方志敏命令粟裕等率先头部队800人立即冲出重围，自己则不顾劝阻，带着身边的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与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约3000人的大部队会合。这时国民党军收紧了包围圈，红军血战八天八夜，弹尽粮绝，多次突围未果。除部分指战员或三五成群或成班成排冲出重围外，1000余人阵亡。因负伤或饥饿倒地不起而被俘者超过千人。
1月29日晨，陷于绝境、七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不幸被俘。
当天晚上，在怀玉山麓玉山县陇首村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一个团部，方志敏坦荡从容，挥笔写下245个字的《自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这篇金石铿锵的自述，成为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也是他唯一写给敌人的“交代”，后在1985年被收录在由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中，作为首篇。
1月30日，方志敏被用竹轿子从陇首村抬至玉山县城，被关押在城内大水坑任荫奎大宅邸——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旅部。这时，他痛苦地发现，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和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也关在这里。他们是在部队打散后，比他早一两天被俘的。
2月1日，国民党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在台上昂首挺立，正气浩然，观者无不暗暗惊叹、敬佩。方志敏在狱中文稿里写下了当时的心境:“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任众观览。我昂然地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到了弋阳和南昌，也同样做了这套把戏，我也用同样的态度登台去演这幕戏。”
国民党在南昌同样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目睹现场的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报道:“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被用装甲车运到现场。他在大批士兵押解下露面。没有一人欢呼，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的军官也是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毫无畏惧神色的人的尊敬和同情。他被匆匆带走，因为人群的这种沉默使当局感到十分可怕。”
方志敏在南昌的“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最初被关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方志敏记述:生活上“军法处算是优待了我们，开三餐饭，开水尽喝，并还送了几十元给我们零用。但我们比普通囚犯，却要戴一副十斤重的铁镣，这恐怕是特别优待吧。”
1935年2月底，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个执委偕江西《民国日报》记者来访。当记者问到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
事实上，方志敏留下的狱中文稿远不止“数万言”。目前有据可查的有16篇，现存13篇，计13万字。
《可爱的中国》手稿。
“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
曾经有一个说法流传甚广，称方志敏狱中写作是受鲁迅先生的鼓励。
按此说法，1935年春，方志敏在南昌军人监狱中，秘密委托监狱的一个同情革命、钦佩红军的“某某义士”，把他致鲁迅的一封信，“送往上海交内山书店转鲁迅先生”。鲁迅接信后，及时作了回复：“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暂短时期，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于是，方志敏按鲁迅先生的意见做了，“从而产生了牺牲前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献”。
可是，这种说法早被不少档案、党史工作者及部分学者经考证而否定了。
通过方志敏在狱中文稿中标注的写作时间，可以看出，他是从3月开始写作，第一篇是6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写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文中有一段说了他写稿的情况：在狱中的普通号，“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如痴）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畴西）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照此推算，方志敏在入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了。
如果真是在鲁迅的鼓励下开始写作，那么方志敏先要完成这些事：找到能替他秘密送信的“某某义士”，这位“义士”赶到上海，见到鲁迅，再返回南昌，带回鲁迅的“鼓励”——从方志敏入狱到他提笔写作，最多一个月，短则半个月，且不说狱中的方志敏找到可以信赖的“义士”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南昌到上海，先要从陆路转道九江，换乘长江客轮，路上的往返恐怕都不够。
方志敏确实给鲁迅先生写过信，不过那是他写好狱中文稿之后，想托付虽未谋面却完全信赖的鲁迅转递文稿。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在1935年6月19日下午写成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最后一段，方志敏写道：“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什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
很明显，直到方志敏真正动笔前，他还没有找到能够送信联络的人。
而此文的最后一句说：“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朋友之力，送到党的中央。”也就是说，最晚在6月份，方志敏已经有了可以递信的人。联系到上文所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可以看出，方志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些稿子也是预备自己牺牲后，能传递给党中央。
从被俘的那一刻开始，方志敏就抱定了“以一死以谢党”的决心。为此，他还与刘畴西等三人商量好了临刑前的口号。
但是，方志敏没有选择等待死亡，而是采取了更积极的斗争方式。
方志敏首先想到的是越狱。他认为：“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
为了越狱，方志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效。他写道：“我在狱中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一个共产党要犯居然还能“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焕发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使然。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方志敏感化的全部十个人，但其中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是确定无疑的。
第一个人是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凌凤梧比方志敏年长3岁，读过英语、政法两个专科学校，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方志敏被关押进“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他成为了看守所代理所长。
凌凤梧领受了上司“劝降”的任务与方志敏接触，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在耳闻目睹了这位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后，深深为之折服。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私自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镣，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可惜未能成行。由于凌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到拘押收审。
第二个人是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浙江绍兴人。他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高家骏和凌凤梧是同乡，在军法处关系很好。他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
高家骏当时二十出头，虽在国民党监狱工作，却仍是个热血青年，很自然地，他被方志敏的铮铮铁骨感召，由同情转为敬仰，为方志敏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第三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其实是方志敏的“狱友”。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手稿。
“狱友”
1935年4月下旬，方志敏从军法处看守所的“普通号”，被转押到“优待号”。“优待号”是个单间，也就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开头中描述的那间囚室。
这时，方志敏的第一篇文稿，即《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应该还没有写完。在《略述》结尾处，方志敏写道：“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很好，但很寂寞。自到优待室后，无人谈话，只是一天到晚的（地）写文稿。”
“优待号”都是单间，方志敏平时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两个“邻居”。一个是隔壁的原国民党政府航空署长徐某。徐某是因为南昌机场被焚而入狱的，在狱中仍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他身负着劝降方志敏的秘密使命。劝降无望，又改为监视。对这个人，方志敏称之为“顽固的法西斯蒂”。
另一个是住在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胡逸民。胡逸民的来头不小。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逝世时，胡逸民和于右任、汪精卫、宋庆龄等一同守护在病榻前，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胡逸民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司法系统，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
说起来真是讽刺，胡逸民可以说是国民党中资历最深的“监狱长”，却被蒋介石关了四次监狱。和方志敏一起被关押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这次，是胡逸民的“三进宫”，原因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计划泄密。蒋介石查来查去，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私自释放了一名共产党同乡。于是，在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电令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见面，胡逸民即被逮捕，不由分说地被关进了军法处看守所。
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和看守所的大小狱吏都知道胡的身份和背景，对他很客气，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胡逸民不但住着看守所的“优待号”，能在看守所里随便走动，甚至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送吃送喝。
胡逸民自言“生性好动不好静”，在看守所坐监的日子，吃不上苦头，却着实寂寞无聊。1935年2月，方志敏被押到军法处看守所时，胡逸民仿佛有了个“大热闹”可看。
据胡逸民留下的口述史料，方志敏被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他就溜达到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的囚室门口。胡逸民不认识方志敏，就隔着牢门叫了几声“方先生”，无人理会。
胡逸民不死心，过了几天，看守所所长到方志敏牢房中谈话，知道胡逸民的好奇心，就带着他“蹭”会见。
所长向方志敏介绍了胡逸民：“这位是永一（胡的狱中化名）先生，在本所优待号。他素来肯在狱中行善，想与你们谈谈话，交个狱中朋友。”
胡逸民接过话来：“我失去自由半年多了。听到关于你们的传闻，我很同情。早年我在国民党里干过‘清党’，曾设法开脱过你们的同志，那些人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胡逸民此话不假，他在担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时，曾放走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及同乡好友中的“共党分子”，他第一次被蒋介石投入监狱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次会面，胡逸民给方志敏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方志敏也给了他友好的回应。胡逸民表示自己有条件改善方志敏的生活，方志敏说：“生活上我们苦惯了。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请拿来看看。”
这样的要求，对胡逸民来说易如反掌。后来，胡逸民常以送书取报、传送用品杂物为由，到三等号子与方志敏闲聊解闷，双方改口以老胡、老方相称。
不久，凌凤梧调为看守所代理所长，这位新任的所长很快成为方志敏的崇拜者，暗中提供了不少方便。胡逸民不知其中奥妙，在回忆录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胡逸民和方志敏的关系进一步走近，应该是在他们成为“邻居”之后。方志敏被转押到“优待号”——他是看守所内唯一享此“优厚待遇”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在优待号里唯一戴着脚镣的囚犯。在凌凤梧的帮助下，这副脚镣从10斤的重镣变成了4斤的轻镣。
国民党对方志敏的囚室安排，很可能是刻意为之——他的“邻居”中有两个人被授意劝降方志敏。结果，胡逸民不但没有真正展开任何劝降，反而把自己的这个秘密使命和盘托出。
据胡逸民回忆，方志敏像早有所料似的嗤鼻一笑：“胡先生，投降那是大笑话……即遭失败，自无他言，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
这种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气魄，让胡逸民彻底折服。他没有劝降方志敏，而是真心实意地和方志敏成了朋友。
方志敏的环境有所改善后，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所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痛苦的思索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日益消瘦，后来又肺病复发，常常咯血。胡逸民忍不住问：“你在狱中还写这么多东西，到底做何打算？”
方志敏答道：“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难了……”
胡逸民当即表示，如果方志敏信得过，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
在方志敏留存下来的狱中文稿中，有一封《给某夫妇的信》，信没有抬头，亦无收信人姓名，但结合信的内容和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判断，这封信就是写给胡逸民的。
胡逸民在回忆中也提到过，一天夜里，他从方志敏那里取回书报，从中发现了这封信。信中大部分内容是革命宣传，以及对胡逸民夫妇的感谢，在给他们的嘱托中，特意提到：“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
信尾署名“云母文”，三个字合起来，正是“敏”字。
方志敏在南昌豫章公园被“示众”，大义凛然之态让人动容。
《清贫》手稿。
必死的决心
方志敏给胡逸民夫妇的信写于1935年5月，胡逸民向他许下转递文稿的“诺言”自然是在这之前。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提到，他曾因无法把文稿传递出去而停笔，直到“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这个“法子”，很可能靠的就是胡逸民。
当然，在监狱这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个人身上，他还找到了其他的“法子”——靠的是看守所的文书高家骏。事实上，这条路径更早地为方志敏传递了狱中文稿。
高家骏和方志敏的接触也是从“好奇”开始的。据高家骏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的口述资料，他听说看守所新关进了一位共产党的大人物，叫方志敏。于是，便趁着去牢房出售大饼（看守所牟利的手段）的机会，想看看方志敏究竟是何等人物。
高家骏描述的方志敏“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看到这个年轻人在观察自己，还主动和他攀谈起来。方志敏的平易近人和在狱中的乐观精神，让高家骏心生好感。
后来接触多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和丰富的学识，让高家骏甚为钦佩。高家骏对方志敏几乎无话不谈，连自己恋爱的苦恼也向方志敏倾诉。而最让他感到受教育的，是方志敏给他讲授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真是讽刺，一个国民党监狱的职员，却从一个共产党人那里领悟到了“三民主义”的真谛。
高家骏起初尽己所能地为方志敏做一些琐事，比如购买报纸、暗中传递纸条给狱中同志等。在方志敏确认他可以信赖之后，甚至托他搞到了一根小锯条，一点点地锯镣铐，为越狱做准备。可惜越狱计划最终没有得到机会。
高家骏同样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方志敏写作的机会，是“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而得到的。敌人以为能得到方志敏的“交待材料”，这才提供了纸笔。他们也防着方志敏写其它的东西，更不能让那些东西流传出去，每张纸上都有编号。但是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方志敏入狱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长凌凤梧等一批大小狱吏，发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给方志敏供应纸笔的高家骏，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脚，让方志敏真正的写作不为敌人所知。
高家骏还提到，方志敏曾让他弄一些米汤。他起初不明所以，后来方志敏托他传递文稿时，有不少是空白纸张。方志敏告诉他，这些要用碘酒擦过才能显出字来——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淀粉变蓝”的化学原理。方志敏后来从狱中传递的密写文稿，想来就是用米汤所写。
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是个难题。方志敏在墙上挖了个洞，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他只告诉了高家骏。据高家骏回忆，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因而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
但是到了6月，方志敏决定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高家骏的口述提到，当时方志敏觉得“无法越狱，只好设法‘社会营救’，就是请上海的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出面营救。”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方志敏确实给宋庆龄、鲁迅等人写了信，但“社会营救”同样机会渺茫，方志敏很清楚这一点，他对获救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真正促使他尽快送出文稿的原因，是他已经明确感觉到牺牲的步步迫近，一系列的打击在6月接踵而至。
6月23日，方志敏写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回顾，6月5日端午节那天，他请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来聚餐，并隔着“栊塞子”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交谈。仅隔三四天，娄梦侠、胡海和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便被杀害。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6月9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了。缪敏是在德兴县毛山坞水竹窝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某团捕获的。当时，她怀有身孕，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坚持，因山上的条件恶劣且要躲避敌人，孩子降生即夭亡，产后没几天便被俘。缪敏曾被军法处提讯，凌凤梧、高家骏等分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说：“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怀孕产婴，一定影响身体健康。她临难不苟免，一股巾帼气，我为她自豪!”
牺牲随时可能到来，必须要在牺牲前，把呕心沥血数月写成的文稿能够交给党组织，这是方志敏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谁能担任这个“信使”？高家骏向方志敏推荐了他的女友。
潘汉年（署名“小K”）写在冯雪峰手抄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背面的《附信》手迹。（局部）
四送文稿
1935年7月初，18岁的杭州姑娘程全昭应男友高家骏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往南昌。
程全昭比高家骏小五岁，两人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但是因为家境悬殊，这份恋情遭到了程家的反对。程全昭在后来的口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南昌之行：“瞒着父母，私奔而来。”
在旅馆见到高家骏，两人自有一番衷肠要诉。高家骏依照方志敏教给的方式，第一天并没有告诉程全昭送信之事。当时的程全昭毕竟只是个单纯的小姑娘，涉世未深，一上来就说这个有杀头风险的秘密，方志敏和高家骏都担心她被吓住。两人只是倾诉相思之苦。高家骏把关押在看守所中的方志敏当成一件大新闻说了出来，并详细说了方志敏的英雄事迹。
第二天，高家骏才把替方志敏送信的事告诉程全昭。
程全昭既紧张，又激动。她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她已经被方志敏的信任所感动。高家骏给了她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再交给程全昭20元钱当路费。“李贞”是方志敏给程全昭起的化名，取“真理”之意，又是“力争”的谐音，就是“为真理而斗争”。
“李贞”果然不负重托。
程全昭带着高家骏交付的一个纸包，和方志敏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的四封信，赶赴上海。
她首先到了宋庆龄家，一位保姆开了门。程全昭讲明来意，保姆称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程全昭便把信和“李贞”的名片给了保姆。
程全昭随即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去内山书店找鲁迅。书店里的伙计告诉程全昭：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程全昭就把信留给了伙计。
最后，程全昭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校长。李公朴也不在。学校老师告诉程全昭：李校长一般是晚上六点半来上课。程全昭就一直等在学校门口，终于见到了李公朴。
程全昭到底是没有任何秘密工作的经验，直接告诉李公朴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李公朴却不能凭这句话就完全相信程全昭，于是说了句不留把柄的话：“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
信都送到了，程全昭返回在上海的暂住地宝隆医院。夜深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她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就把纸包中的文稿交给了她。这位少妇又告诉程全昭：“你来上海送信的事已经有人知道，你必须赶快离开上海，我就是特地赶来通知你的。”
第二天一早，程全昭就赶忙离开上海。因为钱已不够回南昌，她只能先回杭州。因为这次“私奔”，程全昭此后被家里人严加看管。
而在南昌的高家骏，等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着急，方志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朴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家中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
高家骏回到杭州后，居然在第二年十月份偶遇了已被释放的胡逸民。从胡逸民那里，高家骏得知，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不知所终的高家骏被通缉。
从此，高家骏改名高易鹏（亦写作高翼鹏），逃离杭州，辗转多地，在乱世中艰难谋生。他和程全昭的恋情最终无果。
那时的高家骏还不知道，他碰上的“老熟人”胡逸民，正在赶赴上海的路上，而且他的上海之行，也是为方志敏转递文稿。
据胡逸民口述，方志敏是在7月末的一个深夜里，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他暗暗塞给胡逸民一大包写好和未完成的稿子，恳切地说：“你一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拜托你出狱后，找到住四川北路的鲁迅先生……”
这一番恳谈，竟成永别遗言。
8月6日凌晨，胡逸民被一阵镣铐的“哗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方志敏正被几个狱警押出囚室。经过自己的牢门时，方志敏投来一望，再无言语。几天后，胡逸民获知了方志敏被秘密杀害的确切消息。
一年后，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
胡逸民带着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赶赴上海去完成他的遗愿。但是等胡逸民11月初抵达上海，却晚了一步——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
胡逸民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的组织，然而十里洋场，人海茫茫，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怎么可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正茫然无绪之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救国会”的报道，突然眼前一亮，上海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章乃器，据说与共产党颇为友善。
胡逸民辗转找到了章家，把方志敏狱中文稿托付给章乃器夫妇，使这部分文稿得以留存下来。
除了程全昭、高家骏和胡逸民这三次传递狱中文稿，据胡逸民回忆，他的姨太太向影心时常到南昌的看守所中侍奉他，得以认识方志敏，也曾为方志敏向监牢外送过信（很可能包括文稿）。
向影心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她是比胡逸民小二三十岁的姨太太，专程从南京到南昌照料狱中的胡逸民，似乎夫妇感情不错。但是没等胡逸民出狱，她却和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队总队长桂永清混在了一起。后来她被戴笠相中，发展成了军统女特务，然后又嫁给了毛人凤……很可能方志敏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向影心不是那么可靠，在《遗信》中说：“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
向影心传递狱中文稿只有胡逸民的回忆中提到，其传递的内容和流向，只怕会永远是个谜。
方志敏在南昌赴刑场前留影。
千秋青史永留红
几十年以后，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别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忆过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单线传递，再加上时间太过久远，回忆中难免错漏，彼此间亦有出入。比如高家骏和胡逸民都提到了传递的文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其实这篇文章是由胡逸民传递的。又比如胡逸民说蒋介石亲自来劝降方志敏，得不到史料支持。
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方志敏狱中文稿，是通过程全昭、高家骏、胡逸民、向影心四个人，分四次传递到监狱之外。但真正让文稿交付党组织的其实只有两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
这两个人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横向联系，他们经不同路径传递了狱中文稿，中间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把文稿直接交到党组织，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给了同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也曾撰文回忆自己接收和转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她的回忆非常细致、细节充分，且能够与其他人的回忆和史料相互印证，因而准确度要高得多。胡子婴自己写道：“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也老了,可能有些小的出入……但由于这两次经过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所以大致没有错误。”她的回忆，特别是她在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对还原整个过程提供了极大帮助。
“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那次，是去宝隆医院找程全昭。胡子婴就是那个“贵妇人”。当时程全昭问她姓什么，胡子婴不能用真名实姓，就用了母亲的姓氏，说“姓宋”，这才让程全昭误把她认作宋庆龄。
那天，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几个人正在犯难。他们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还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在宝隆医院。信的真伪无法证实，白色恐怖之下，这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负了那份从狱中冒极大风险送出的文件。
两下为难之际，胡子婴自告奋勇。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即便是圈套应该也有转圜余地。但是风险依然在，毕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婴却言出必行。这才由她取回了第一批方志敏狱中文稿，交给了毕云程、胡愈之。
胡子婴回忆，这包文件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来，而且前四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页才有文字显出来。“这文件如何到鲁迅先生手中,又如何送到延安,我就全不知道了。”
胡子婴还不知道的是，毕云程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他把显影文稿抄件转到了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看后，又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狱中文稿。
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尊重和方志敏信中的嘱托，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鲁迅先生确实收到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但并非由他传递给党组织，相反，是党组织转递给他的。
关于这段历史，曾入选中学课本的《同志的信任》虽然与史实不符，但文中的判断一点没错：“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胡子婴第二次接收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在一年多以后，“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这个“貌似小商的人”就是胡逸民。胡逸民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回忆，这批文稿没有密写，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上的，字迹与她一年前看到的信一样。当天她就看完了文稿，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中国》。
胡子婴对日期记述如此准确，是因为接收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即救国会“七君子事件”——那一天是11月23日。
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经宋庆龄同意，胡子婴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她收到过文稿,后来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冯雪峰编辑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影印本就是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方志敏烈士狱中文稿里最长也是最早完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手稿是1940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街头发现的，当即以重金买下。党史学界综合相关资料推测，这篇文稿很可能就是向影心传递出去的。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看后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郭沫若读了方志敏狱中遗著后,亦感慨不已,和叶剑英诗:
千秋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弋阳依旧万株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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