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民间团体 。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那时的会馆大体有3种 :一是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所建，故又称为试馆，北京最多 ;二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北京、苏州、汉口、上海为多见;三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移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
旧时京城就建有常德会馆，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考称：“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于嘉靖、隆庆年间（即公元1522—1572年）。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
京城常德会馆的馆址设在闹市区，建于明万历年间。据陈启迈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修撰的《武陵县志·公舍》记载：“常德会馆在京师鲜鱼口长巷第四条胡同。”对照北京有关“胡同”历史资料，鲜鱼口长巷位于前门大街之东侧，现已扩为鲜鱼口大街，是由元代鲜鱼交易市场演变而来。原来的长巷内商铺林立，会馆、戏楼、客栈、小寺庙星罗棋布，至清代发展成为仅次于大栅栏的商业街。沿此长巷侧翼大小胡同数十条，其中主干胡同有十条，尤以前几条胡同口为最繁华之地段，常德会馆就设在第四条胡同内，为四合院建筑，由在京的常德籍官员、士绅捐资兴建。馆舍落成时有常德籍名士王佐篆书“爱鼎堂”匾额悬挂堂中；龙膺题写楹联：
发迹仙源抱神鼎碧涧桃花隐隐云中鸡犬；
举头帝阙集华簪玉河杨柳纷纷天上夔龙。
以龙膺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在京为官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离京做地方官推考，常德会馆可能建于其间某年。
京城常德会馆的职能，主要是为常德籍进京应试者和入京公干官员留寓以及在京官员、士绅集会服务。不少人跻身官场后，为感念会馆提供的方便，多有解囊捐助，以维持会馆的正常运转。康熙五十四年，常德籍的浙东江山县令汪浩奉旨进京“面圣”，就是寄寓常德会馆得以事成，留在京师任“主事”后，捐银并募郡人之资重修会馆，撰有《重修常德会馆碑记》，载入《武陵县志·艺文志》中；后来，郡人杨超曾、杨健、黎学锦、龚大年、刘梦兰等人也相继捐资维修会馆；至咸丰年间，会馆经费难以维继，陈启迈“倡捐佃房一所以为岁修费用”，在草厂八条胡同花银250两购置一所房屋出租，租金收入作为会馆维修及馆员开支。
京城常德会馆匾额上的“爱鼎堂”三字，寓意“鼎甲蝉联，来汇京邸”，加上龙膺那副含义深邃，气势恢弘的楹联，充分闪烁着常德历史上的厚重文气和人才辈出敢于问鼎上进的光彩。自会馆建立以后，众多常德士子赴京应试，多寄寓馆中得其所便，而后金榜题名，“鼎甲蝉联”，其中不乏谋国干臣和封疆大吏。诸如：官至太常寺正卿的龙膺、担任过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的杨嗣昌、戴君恩，当过两江总督的杨超曾、任过闽浙、云贵两届总督的赵慎畛、做过江西巡抚的陈启迈等；至于外放的“百里候”，如像乾隆年间从武陵县港二口走出的周瑜后代周立斋，考中后被派往台湾诸罗县（今嘉义）造福一方者，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各领风骚，都有所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北京市还存有会馆370多个，后被没收或收购公用，少数仅存的会馆也失去了会馆职能，成了一种纪念性质建筑或旅游胜地。随着这样的变迁，常德在北京的会馆亦不复存在。
（来源：常德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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