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车停留的“一分钟”
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刊于《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小说没有交代确切年代背景，但估计故事发生在1979年前后。小说在1979年的“农村改革”中开场，长期停滞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在作品中初露端倪。小说描写的跨度大约是几天，以台儿沟一群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女每晚七点到小车站用农副产品与车上旅客交换东西，到香雪冒失地登上火车以四十个鸡蛋向女大学生换回铅笔盒结束，铁凝将我们置身在特定的历史架构当中。在1979年的农村改革之前，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不是没有代价的。尽管土改、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都在促进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但事实上，通过政策强行实施“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的隐形剥削更加显著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活处境包括农村妇女的地位愈加恶化。这篇小说的女主角香雪就被如此剥削着，成为被城乡对立制度压迫的妇女的典型代表。香雪的价值首先在于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其次是这位向往新生活的女孩现身在农村的改革进程中。文学批评文章对她的价值作了初步解释，她的历史处境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而她与中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复杂关系，则很少在批评分析中看到。在我看来，过于“文学审美化”的1980年代文学批评现在实难满足我们对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的认识。
小说作者敏锐观察到1979年的农村改革，她把握住列车在大山深处的台儿沟停留“一分钟”的隐喻并及时反映了这一历史关键时刻：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代表着“现代化”的火车与大山深处的台儿沟在小说里突显出城乡二元的历史架构。1979年农村改革这列高速前进的火车只在台儿沟停留一分钟，就被这一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抓住了机会。小说人物的命运于是在这一架构中有了明显的历史纵深感，作家铁凝有意在小说的现实层面解释这一即将到来的历史变动。
文学批评立刻敏锐注意到了铁凝对这意味深长的“一分钟”的书写，顾传菁充满激情地写道：
《哦，香雪》所反映的生活不是个别的，在偏僻的山村，有多少香雪们在静止、不发展的生活中转辗不已！然而作者却发现了那“一分钟”，将它丰富的内涵，作了尽情的发挥……[1]
聪明的王蒙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意识”里看到了“一分钟”对于香雪等农村少女的特殊意义：“作者并没有粉饰生活，作者用曲笔写出了台儿沟的贫困和不发展，这种贫困和不发展是令人泪下的。”但他相信，“希望就在前头。”[2]和小说《哦，香雪》相似，顾传菁和王蒙也是在贫困停滞—农村改革、静止的台儿沟—现代化的火车二元对立的知识框架里想问题。这种“新时期意识”即“1980年代意识”有可能束缚当时很多人对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他们就把小说摆在这种知识平台上。
然而，火车停留“一分钟”的历史隐喻并不仅仅出现在现实层面上，它因为台儿沟—火车这一思考架构而有了更值得探讨的历史纵深感。如果《哦，香雪》在书写“农村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分钟”，那么它也只有在楚成亚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观察中来认识。他认为：“自秦代‘郡县制’以来，国家政权通常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则实行由小区精英主持的乡里制度，从而达成‘官民共治’的乡村政治格局。”实际也形成“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对农民不利的制度。”他援引其他学者的话说：“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附着了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等等“十几项制度的制度壁垒。”没有1979年的农村改革，就不会有小说《哦，香雪》的创作。而楚成亚对当代“城乡二元”政策的逐层分析使我们对小说的内在含义有更深刻的认识：
中共中央在1952年年底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需要以雄厚的资本积累为基础。……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采取了利用政治权力高强度调配、提取资源的办法，即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粮食，保证对城市居民和企业的低价供应，以降低城市工业企业的成本，实现超强度积累。很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国家不仅对农村而且对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管制，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应运而生。
为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限制人口流动的规定在不断修订：
1950年8月，公安系统在内部颁发了《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正式开始了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这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的标志。……1954年12月，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普遍建立农村的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起初对人口流动还没有严格限制，但因社会饥荒造成人口进城开始趋严。
1957年下半年，为了避免秋后农民大量进城，国家加强了制止农民盲目流动的力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条例》明确规定了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农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都受到严格限制。……
“大跃进”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加剧了粮食的匮乏，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有增无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在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以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严厉制止农民盲目流动的政策丝毫没有松动。[3]
这种历史分析超出了文学界对1980年代认识的狭小格局，它把80年代文学放在国家历史生活的多重结构之中。文学史的结构显然只能在历史结构中才能获得更深入的认识，这是我读了这部著作后收获的最新启发。
社会学家的观察比《哦，香雪》和文学批评对香雪的社会定位更加清晰和更具依据。读者当应开始明白，十七岁的香雪在学校和火车上都感到了另一社会阶层对自己阶级地位所构成的压抑，其深层根源其实来自这种社会结构本身积累的阶层歧视。“公社中学可就没有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当香雪回答“两顿”后，女同学“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三顿！
正是在这屈辱的人生体验中，透过火车车窗，凤娇和香雪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看到了城市里女人使用的“东西”：
“香雪，过来呀！看那个妇女头上别的金圈圈，那叫什么？”凤娇拉过香雪，趴着她的肩膀问。
“我怎么看不见？”香雪微眯着眼睛说。
“就是靠里边的那个，那个大圆脸。唉！你看她那块手表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这是那种在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从这扇火车窗口转向新时期的窗口再转向我们今天知识的窗口，香雪和同村女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在列车停留的一分钟里终于昭然若揭。香雪的社会地位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着的。首先，公社中学的女同学们，把她看作来自“小地方”、“穷地方”的学生。在一种“被看”的历史情境中，她意识到了公社中学学生的“富裕”与她的“贫困”，以及她作为“农村姑娘”地位的卑微。其次，来自城市的“金圈圈”、“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皮书包”与她生存的乡村环境形成很大的反差，这些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东西，暗示香雪和她的乡村很多年来都被抛弃了。隔着朦胧的车窗，这些近在咫尺的普通东西与她竟然遥不可及。第三，香雪由于受到火车的吸引与车上旅客交换东西，清楚地标明了她的卑微依附和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香雪对“北京话”男服务员和旅客的好奇询问实际在强化社会学研究者楚成业“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对阅读这篇小说的特殊作用，由于文学缺乏多元学科合作，过去文学作品中隐藏的“社会学”问题一直没被文学批评揭开。“‘你们城市里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着姑娘们后边小声问了一句。”“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可笑啊。”小说这样的描写让人意识到，列车停留“一分钟”在香雪和她伙伴们心中产生的“城乡距离感”不单是十七年的户籍制度造成的，那里面还有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厚积淀。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香雪的卑微命运，香雪的社会地位正是在这双重历史结构的最低处。十七年尽管有“土改”、“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等“农村改革”，它仍然潜在地继承了两千多年“城乡二元”的历史结构。十七年由很多动人的口号和艰苦努力，但它的各种政策人为地把香雪们隔离在城市、现代文明之外，与两千多年歧视性的历史究竟有什么区别也是应该深入探讨的。十七年作为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个瞬间，在香雪们每天匆忙跑去车站兜售乡村鸡蛋、红枣的“一分钟”里已经可以看到了。
但《哦，香雪》和文学批评文章毕竟为我们留下了新时期初期“一分钟”的历史记录。它以十七年为批判对象赞颂新时期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小说阅读中受到鼓舞，获得了历史感。应该意识到，几年后文化热对“两千年历史”的继续探讨，正是在这一对十七年的文化反思的起点上开始的呢。
二、香雪的“明天”
刚才我已谈到，作家王蒙在肯定《哦，香雪》揭示令人沉痛的社会“贫困”和“不发展”时，也把香雪未来的命运定位在“前头”。[4]这个“前头”（指“明天”）在我看来，就是香雪和台儿沟的农村少女们每天朝小车站的执著的奔跑。
很多批评家在评价这篇小说时都对中国农村的“明天”做了热情期待。陈丹晨说：“《哦，香雪》则倾其全力尽情地诉说了一个农村少女的情感和愿望。这种倾诉又不只是香雪的，而是台儿沟许多少女的，也是中国农村少女共同的。因为两根钢轨延伸到了贫瘠的台儿沟，因为‘绿色怪物’的匆匆路过，为台儿沟的人们打开了一个神奇广大的世界，激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巨大波澜。”他确信，“它使人们开始和外界连接起来，并且动摇了延续千百年的生活秩序和习惯。”[5]雷达指出：“更美的是她的朴素而热烈的追求。她的追求绝不是什么‘铅笔盒’，否则就太藐视我们的香雪了；她追求的是‘明天’，每一个不同于昨天的新的‘明天’那也就是对不断变化的新生活的全部憧憬、信心和神往。”[6]这些批评文字中透露出的是我们熟悉的“1980年代”的特有情绪，一种出现在“现代化”前夜、完全不知道市场经济残酷性，因而更多是把“明天”建筑在抽象、理想概念里的非常明朗健康的社会心态。然而，香雪的“明天”却是具体的和实实在在的，是精神里充满了物质性的，中国农民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她和养育她的农民家族的“昨天”实在过于窘迫和卑微了：
天长日久，她们又在这一分钟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姑娘们喜爱的发卡、纱巾，甚至花色繁多的尼龙袜。
香雪、凤娇等少女的“明天”就在车窗里面，是鸡蛋、红枣换回的这些“挂面”、“火柴”、“发卡”、“纱巾”和“花色繁多的尼龙袜”，她们得马上行动。这种“行动”里的确充满了铁凝所描绘的“心灵美”、“善良”、“纯真”的意味，可我以为它应该不同于作家和批评家对这些东西的过分理想化的理解。
张乐天写道：由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公社时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国家控制着农村市场。产品的交换主要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交换，农民把农副产品卖给国家，然后从国家那里获得生产和生活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想获得“火柴”、“发卡”、“纱巾”和“花色繁多的尼龙袜”这些被国家计划经济严格控制的物质产品非常困难。而且张乐天注意到，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回乡务农的干部顾君祥，几年下来，一家人生活竟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顾回到了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迎接他的不是温馨的生活，而是艰难与失落。祖上传下来的几间房子破旧不堪，冬夜寒风嗖嗖，雨天屋漏连片；妻子劳力不强，五个子女有四个需要负担，自己身体瘦弱难以胜任重体力劳动，一年下来，全家劳动所得连粮食柴草钱都不够；国家干部的身份失去了，他在村里不仅不能发号施令，还常常因劳力差而被人看不起。[7]
看过作家高晓声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的读者会联想到顾君祥的境遇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当时整个农业、农村和农民命运的缩影。国家控制了“火柴”、“发卡”、“纱巾”和“花色繁多的尼龙袜”的流通，香雪和千百万农村妇女很难得到这些“城市”的东西。她们越是得不到这些东西，渴望得到的心情就越强烈。这是作家铁凝和评价这篇小说的批评家们经验里的一个死角。虽然他们的写作让我们有幸瞥见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生活的一角。
小说没有直接写香雪的家庭，但能想到她家的经济状况与顾君祥没有多少差别。香雪每天到车站的行动被一种非常具体的“明天”所激励，她不愿意再像她父母那样生活在“昨天”的困境里。如果说作家和批评家心目中的“十七年”主要是一个精神上不自由的十七年的话，那么香雪的“十七年”则是物质上极其匮乏的十七年。这种历史观决定了她更多是在“物质”的层面上想问题，包括她的行为方式。但她是一个从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村少女，她只能按照自己的“阶级意识”和经济处境考虑问题，我们不能要求她像作家批评家那样站在“新时期”的高度去考虑问题。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们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着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钱肯定非同寻常。
小说里没有明写，却已在暗示香雪希望通过考大学跳出自己现实困境的举动。但这“大学”与“知识”、“理想”的紧密关系也不同于城里人，它是“乡下人”意识上的，它某种程度上还是一座物质性的“桥梁”，因为只有通过这座结结实实的物质性的桥梁，她，也包括像她这样千千万万个农村少女才能走出贫困，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哦，香雪》无处不点到香雪与凤娇等人的不同，她是被架高在另一层次上才成为小说的“主人公”的。香雪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在众女孩的眼里，城里人的“白”是“捂”出来的，而香雪则天生丽质，她命中注定要做一个“城里人”。与女孩们的“大胆泼辣”不同，香雪是“胆小的”，她在车站和旅客做买卖也是不同的，她“洁净”的眼睛让旅客不忍骗她；她还破天荒地向旅客“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种种迹象表明，香雪要毅然“告别”十七年意义上的台儿沟了，她开始向往另一个崭新的“1980年代”。马克思说：“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别沉重的压迫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压迫则由于社会状况。”他进一步尖锐地质问道：“我的劳动是什么，它在我的物品中就只能表现什么。它不能表现为它本来不是的那种东西。因此，它只是我的自我丧失和我的无权的表现”[8]。香雪未必像马克思那样清醒地看到阶级剥削的问题，但她本能地意识到了，她不能再像她的父母那样每天匍匐在绝望的土地上谋取最可怜的生存条件。她要通过与“城里人”的“交换”来接近城市，她要通过羡慕城里人的物质来鼓动自己成为父母一代的叛逆。结果，她不仅这么想，而且也大胆做了。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应该赶快下车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
香雪既然已经登上“现代化”的列车，就不可能再下来，至少她心里也不愿意再走下来（1990年代后，像她这样千千万万个农村少女们都登上列车奔赴东南沿海城市和大小城市。在这个“进城”的意义上，香雪是她们中的“第一人”）。她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列车仅仅在台儿沟停留“一分钟”，就为这个勇敢的小姑娘猛地掀开了“明天”的序幕……
然而，小说写到这一步，我们开始意识到它表现的“明天”是以“昨天”为参照的。香雪与塑造她形象的作家批评家心目中都有一个代表着“昨天”的“十七年”，他们意识到只有走出“十七年”，才能拥有更为美好的“1980年代”。不过，即使在人生经历中拥有同一个“十七年”和“1980年代”，香雪的“十七年”和“1980年代”与那些作家批评家们也是有根本差别的，因为在这些特殊年头里贯穿着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意识”、“劳动人民意识”并没有被后者觉察到。但铁凝没想到她用一篇“知识分子”小说，竟然非常忠实地反映了香雪等千千万万个农村少女们的“劳动人民意识”。
三、“铅笔盒”里的两个“1980年代”
很多人注意到,“铅笔盒”在小说《哦，香雪》里起的是画龙点睛的作用。罗岗、刘丽的《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非常出色地分析了这个贯穿小说始终的象征性道具。
毫无疑问，在1980年代“启蒙主义”主导下的语境下，“铅笔盒”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在《哦，香雪》这部当时颇受好评的小说中，“铅笔盒”的“现代光环”却并非自动获得的，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遗忘”和“压抑”的机制“生产”出来的。首先“遗忘”的是“铅笔盒”所包含着的“女同学”与“香雪”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那是“三顿饭”与“二顿饭”、“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的“不平等”；其次“压抑”的是和“铅笔盒”同样是“物”的“发卡”、“纱巾”的合理性，后者完全被视为“物欲”的代表，而毫无“铅笔盒”的“光环”。反过来，因为“铅笔盒”具有“象征性”，才保证了它的“物质性”可以被细致描述……[9]
罗岗等注意到批评家因受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影响，他们是在“明天”、“善良”、“纯真”、“美好”的范畴里指定“铅笔盒”的精神意义的，而没想到香雪等农村少女更关心的却是“三顿饭”与“二顿饭”、“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的“不平等”，她的观念意识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唯物主义理论。而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浪潮正是将代表“物”的“发卡”、“纱巾”等解决人们基本生存问题的东西当作“资产阶级情调”来批判的。毫无疑问，罗岗在这里揭示了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在高扬人道主义旗帜时，却压抑了农民和工人等劳动阶级物质欲望和权力要求的问题。
甘阳等知识精英的“1980年代”与香雪们是不同的，由于掌握着1980年代文化的解释权，他们一直在根据自己的阶层地位和历史感受为它量身定做一套理论。而在他们看来，这套理论对所有社会人群和阶层具有普适性，这将指导后者从一个个糟糕的“昨天”走向明媚的“明天”。于是，他们在意的是：
必须使“现在”去同化“过去”、以“新的”同化“旧的”，而不是反过来用“过去”来同化“现在”、“旧的”同化“新的”，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观与前一种传统观的主要区别所在。[10]
1985年的新电影相对上一年的影片更加个性化，或者说风格化，这不仅表现为一种艺术上的个性化倾向，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更加突出了主人公与社会的隔膜，从而强化了主人公的孤独感。[11]
在甘阳崭新的“1980年代文化意识”中，香雪们对物质的渴望是“现在”必须要同化的“过去”和“旧的”传统观念，而在姚晓蒙的“新电影观”中，香雪的“三顿饭”与“二顿饭”以及“铅笔盒”等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远不如“主人公与社会的隔膜”而产生的奢侈的“孤独感”更有崇高的精神价值。在这种精英意识的压制下，香雪这点可怜见的“1980年代”不可能被强烈关注“人道主义普适性”的文化英雄们注意到。这真有点像焦大与林妹妹的社会阶层差异性，但我们也没必要去埋怨甘阳们在关注民族文化大命运时对香雪等底层民众小小生活要求的忽视。
诚如罗岗们所说，香雪的“1980年代观”再也直接和简朴不过了：解决“三顿饭”与“二顿饭”的困境，通过“发卡”、“纱巾”尤其是“铅笔盒”而在生活境遇上努力接近于“城里人”。这就是她的“1980年代”的“全部”。它确实没有甘阳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那种哲学思考的抽象能力。为此，她羞辱于“女同学”对“二顿饭”和“铅笔盒”的嘲笑；为赶每天七点钟到站的那趟火车，“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她和同伴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当她隔着车窗，在“一堆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时，为拥有这个能克服在女同学中深刻“屈辱感”的东西，这个也许能够使她跨越“农民阶层”而进入“火车旅客阶层”并永远告别台儿沟的对象时，十七岁的香雪贸然采取了行动。她用四十个鸡蛋在女大学生手中换了铅笔盒并被火车载到三十里之外，然后又徒步在夜色下返回。小说在这里出现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描写：
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学生座位下面了。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香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徽，上面果真有“矿业学院”几个字。香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有家吗？香雪收下了铅笔盒，到底还是把鸡蛋留在了车上……
现在，香雪一个人站在西山口，目送列车远去。列车终于在她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眼前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
这时她才感到了害怕，小时候因怕毛毛虫，怕晚上，连身上一根头发摘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她因为一只铅笔盒，今夜必须一个人面对“这陌生的西山口”，“四周黑幽幽的大山”，要赶三十里山路才能回家。今夜，香雪要成为姚晓蒙所说的那种“孤独者”了，虽然她的孤独与前者解释的层面可能不同。然而，“铅笔盒”带来的“物质欲望”又让她激动起来，暂时克服了害怕心理，这只铅笔盒带动周围的一切产生了一种神妙的“诗意”：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搽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只铅笔盒真正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这一系列“上车”、“离家”、夜里“赶三十里”山路回家的大胆行动，居然是一个从未离开过台儿沟一步的农村少女香雪完成的。我们诚然可以从“我们的阶层”里想问题，但在城市会有一个家庭允许自己孩子这么去做吗？当然，这种动机一开始就不会产生。因为城市里的孩子与生俱来就是拥有“铅笔盒”的，“铅笔盒”在他们全部生活中早就被降低为一件“普通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香雪的阶层”里想问题，就意识到“铅笔盒”对于香雪们的严重性了。在小说里，这个对城市孩子来说极其“普通的东西”，竟然等同于香雪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正是在这个“很低的层次”上阅读《哦，香雪》的，我正是从她手里这只小小的“铅笔盒”出发——也在这个层次上思考“香雪的问题”，思考香雪“铅笔盒”里她那个贫困的而非精英知识阶层的“1980年代”的。这个当时“中国农村之一角”，如果不是从精神和知识上的“人道主义”和“新启蒙”的角度，有谁真正从农民经验的角度眷顾过它呢？这是我全篇文章关注的中心问题。
四、小说、文学批评中的“主体”
紧接着就将进入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到对《哦，香雪》的再认识，也关乎对1980年代文学与劳动人民关系的再评价。
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凸显在1980年代小说和文学批评中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意识”，尤其是那些遭受过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我们看看李泽厚的“三论”，刘再复的“主体论”，鲁枢元的“向内转”，吴亮和黄子平的评论，看看“人道主义讨论”，“朦胧诗论争”，“文学自主性”和“文化热”讨论，再看看王蒙、刘心武、张洁、张贤亮、丛维熙、韩少功、阿城、王安忆、马原和余华等人的小说，就会一目了然了。知识分子意识成为这十年小说和文学批评的“主体”，那么这种文学思潮也会裹挟到小说《哦，香雪》的写作和文学批评中来。
从这篇小说和王蒙、陈丹晨、雷达、顾传菁等人的文学批评看，香雪的形象基本是按照“善良”、“纯真”和“美好”这一诗意化的文学规划来设计的，没有人真正关心她三顿饭—二顿饭、铅笔盒—换铅笔盒等纯粹来自下层劳动人民的感受和焦虑。小说和文学批评都在砍削和压制这些东西，把它们置换成知识精英们愿意看到的劳动人民的“真善美”的形象，也就是说，作者和批评家都在按照知识精英的治国理念，用他们的“精神主体”来重新建构香雪们的“精神主体”的。小说和批评即使有意揭示香雪等农村少女心灵的“真善美”，也都是为了完成“改造国民性”这一人道主义任务服务的。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它关涉到知识精英创作的小说和批评与劳动人民的真实关系。
在我看来香雪并非没有她的“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实际流露贯穿在作品的一个个细节里了。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
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学生座位下面了。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
……
而且在想到明天同学们就能看到她的“铅笔盒”，“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的情景时，香雪立刻又想到的是，“四十个鸡蛋也没有了，娘会怎么说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吗？”四十个鸡蛋意味着家庭的一份重要财产，得意忘形之余香雪突然想到用它交换铅笔盒对于全家的严重性了。“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另一方面，“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12]马克思的话，让我在2010年夏天更清楚地看到了上世纪1980年代被我国知识精英抽象精神话语压制住的“政治经济学”，看清楚了劳动、金钱、资本和购买力等等赤裸裸的交换本质。同时，也看清楚了农村少女香雪的“政治经济学”是怎么被1980年代的知识精英话语所压制所覆盖的事实。虽然1980年代初，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市场经济还未全面铺开，知识精英不可能在香雪的“经济交换”行为中看到劳动、金钱、资本和购买力的本质特征，铁凝和陈丹晨、雷达等人也没有机会和能力揭示在小说深处香雪这一“劳动人民”的“经济意识”。然而，这不等于小说和批评对劳动人民这一“主体意识”就应该采取漠视的态度。虽然我注意到，即使“铅笔盒焦虑”是作者铺在小说里的一条红线，即使批评家陈丹晨和雷达也敏锐注意到了它在小说中的重要性，但他们关注的并不是铅笔盒的经济学意义，而是它的精神思想意义。
对于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幻想和热烈的追求却比谁都强烈执著，因为换取那梦寐以求的铅笔盒子，她冒失地登上列车，被载驰而去……（陈丹晨）
她的追求绝不是什么“铅笔盒”，否则就太藐视我们的香雪了；她追求的是“明天”，每一个不同于昨天的新的“明天”……（雷达）
陈丹晨和雷达都在强调“铅笔盒”在“精神”上对于香雪的重要性，但他们是在压制香雪对它的“物质欲望”的重要性基础上来强调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精英的精神追求的。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明了“铅笔盒”里有两个“1980年代”一样，香雪与知识精英的这一本质差别一直被小说和批评文章忽视和遗忘，香雪的“劳动人民意识”一直被1980年代“知识精英意识”的冰山压制和覆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上面各节里提到的香雪等农村少女的“一分钟”、“明天”、“两个铅笔盒”和“主体”，与小说作者和批评家们的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迄今为止对该小说的批评和研究一直都不太关心的事情。
我愿意以当年知青的身份和名义，尽可能低端地再次走进或贴近香雪和凤娇这些农村少女的世界。
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后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
我感觉它好像不再是“小说”的世界，而是三十七年前十七岁的我背着父母准备的简单行囊春天下乡插队时最初看到的那个样子，那个“农村”是本真的，未加文学的打扮和修饰的。我之所以说我理解香雪，是因为我那时的经济境况和人生处境与她都是相通的，是在同一个生存的地平线上的。虽然我在文章里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话，有限地使用了1990年代喧嚣一时的底层文学批评的视角，但这只是临时的“引用”和“借用”而已，我并不想它们干扰影响和转移我个人对小说的最真实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支持着我对小说看法的还是我三十七年前的知青经历，那两年多曾经像香雪一样水深火热生活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看待和认识香雪的“1980年代”，而不是像小说、文学批评、权威理论和底层批评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要充分尊重农民本身的生活感受，而不是用别的优越的阶层意识简单地去代替，才应该是人们希望读到的真正的农村题材小说。这是我对《哦，香雪》的一次非常私人化和偏心的阅读。
注释：
[1]顾传菁：《是生活给她的馈赠——略论铁凝的小说创作》，《长城》1984年第2期。
[2] [4]王蒙：《漫话几个青年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8期。
[3]楚成亚：《当代中国城乡居民权利平等问题研究》，第32、45、43、37、39、41、42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5]陈丹晨：《天真的、单纯的、真诚的……——记铁凝的创作》，《萌芽》1984年第1期。
[6]雷达：《铁凝和她的女朋友们》，《花溪》1984年第2期。
[7]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331、16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这部著作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农村内幕，是我们了解十七年农村一系列改造运动及其后果的重要参考。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5、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引用的想法，是想用一种知识角度重新处理小说里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新左翼”的思路。这是需要声明的。对我来说，作为当年知青，我对农村经济境况的体验和观察，才是我今天研究问题的重要参考，我的思考正是基于对我过去经验的再认识而产生的。
[9]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罗文并未仅仅着眼于80年代文学，而是通过两篇小说看待80、90年代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农村女性地位和意识的巨变。
[10]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第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对甘阳等试图占有80年代文化解释权的做法，我在另外的场合曾经作过分析。我觉得由于抱着“优胜者”的心态，这种“重新反思”可能已产生自身阻碍。
[11]姚晓蒙：《中国新电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第20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作者简介：
程光炜，1956年12月生，江西婺源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近年来，专事于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权威与核心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多项。曾主持“重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研究” 等专栏，近几年主持“八十年代文献史料研究”专栏，并承担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代表著作有《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艾青传》等。主编有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