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正要关上，他一闪身抢了进来，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一根香蕉皮引发的故事?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根香蕉皮引发的故事
电梯门正要关上，他一闪身抢了进来。
手里举着半根香蕉，嘴里正在咀嚼。中年男人陈腐的味道和香蕉扑鼻的清新同时钻进我的鼻孔。虽然身手很灵活，可还是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一副被生活捶打得无力还击的样子。香蕉的品相倒是很好，是本地市场罕见的芝麻蕉，熟得恰到好处，散发着很有诚意的香气。一口下去还剩小半根，他娴熟地拨开一点皮然后继续咬下去。他吃得很快却又很文雅，刻意地压制着吞咽的声音，甚至有些小心翼翼了。电梯又停了几次，上上下下一些人。
那正是晚饭时分，如果不是要取一份要紧的快递，我是断然不会在这种时间出门的。
那男人终于吃完了那根香蕉，电梯里的人们都有些对他瞠目而视的意思。吃香蕉，这种行为当然不会比偷偷放屁或者打出韭菜味儿的饱嗝更恶劣，但却挑逗着人们饥饿的胃囊，我甚至听到了某些人肚子里发出了一些不那么体面的声音。
后来他说，他有糖尿病，那天碰巧有点儿低血糖。其实我对于邻居们都是何许人完全不在意。这也是都市生活的好处了，到处都是夹缝，什么人都能生存下来。但无疑他是新搬来的，他的身上还没有那种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的慵懒，浑身还带着一层薄薄的叫做戒备的外壳。正是这种东西让他故意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电梯下到一楼，需要去车库的人往后退，其余的鱼贯而出。他正走在我前面，狭窄的过道，我的视线正对着他的后脑。在走廊失真且黯淡的人造光线中，我盯着他耳后的轮廓。不知怎地，我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慌忙移开视线。我太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了，我几步抢过他的身旁，再也没有回头地大步走远了。
快递被递在我手中，轻飘飘地。文件袋里面装着一张汇款单，是这个网络时代几乎绝迹的东西。我需要带着身份证去银行才能把钱取出来，一种无法摆脱的仪式感。我看着落款上那个子虚乌有的地址。街道是对的，门牌号是胡诌的，那条街如果真的有一个10001号，那么它的长度肯定要纵越一两个城市了。不知何时，快递单开始统一机打，那熟悉的笔迹也不再代替它的主人出现在我面前，我们越来越趋向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了。
给我寄钱的是老熊，如果非得定义一下他是谁，那么，他是我母亲在世时曾经的男朋友，也是母亲过世后我的监护人。老熊有很多钱。他说过，他生命中的前几十年都用来赚钱了。他说：明明，你知道吗？一个人只要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如果不是运气差到了极点，总会成功的。
我还记得老熊说这话时的样子。他的食指叩击着餐桌的木质桌面，发出一种有节奏的敲击声。那时老熊的样子还很看得过去，头顶没有秃掉，眼皮也没有耷拉下来。是的，我仍然常常见到他，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相隔不远。他常去钓鱼的那个公园，他常去打拳的那家武馆。只是，这一切他再也不知道了，老熊就像惊弓之鸟一样，我必须把我的弓好好藏起来。
老熊寄来的钱，我一分也没有花过，我只是开了一张新卡，把每一分都存进去。我早已经不缺钱了。我缺少的东西已随时间之轮滚滚而逝，这世上再没人能给我。
我取到了快递，返程的路上又遇到了那个吃香蕉的男人。他等在楼道门口，拎着一提啤酒。显然，他没有门禁卡。我掏出自己的门禁卡刷了一下，他推开门等着我先进去，一面道着谢，又解释说自己的门禁卡还没办下来。我有些惊讶，这样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形象也弄得跟举止相符起来呢。我问他：你住几楼？
他说：19楼。说完，他依次摁亮了19楼和20楼的按钮。
我顿时警觉起来，独居的女人在这种事上面最敏感——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20楼的？
像是要解释一样，他说：我碰见你好几次了，还碰见过你家姑娘，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小丫头都上初中了！又补充道：你怕是二十出头就生的她吧！
他是个话唠。我笑一笑。
我并没有女儿。披散头发，换上高跟靴和巴宝莉，我就是那个“母亲”；扎起马尾，穿上校服背起书包，我就是那个“女儿”。
“女儿”只有在需要她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
后来我果然常常碰见他，也知道了，他就住在我楼下那套已经空置了很久的房子里。知道了这一点，我在房间里活动时就小心翼翼起来。毕竟，我的作息和大家很不一样。
很多次遇到他，在小区打牛奶的人群里，在电梯里，在小区门口的小卖部。点点头，笑一笑。我其实很少出门，但几乎每次出门都会“偶遇”他。
我开始疑惑，怕他是老白的什么人，已经找到了我——老白是我干过的最大一票，其实套路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就那么想不开。
跟老白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都有点儿忘了。都是直觉，是不是我的目标，一个眼神就能分辨。老白在为这件事丢掉性命之前，在我眼中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目标太一目了然了。那些不是目标的人，在我扮作“女儿”的时候，视线不会在我身上停留超过三秒，而目标的视线，总是像长在了我身上一样。
十四岁，最多不会超过十五岁。据说这是来自我从未谋面的父系家族的唯一福利，看上去总比实际的年纪要小很多很多。这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初中的校服和校徽标明了我的身份，当然，这些东西的来历我不想细说。印着卡通图案的书包，很短很短的百褶裙。百褶裙总是深灰或者深蓝色的。半高的白色长筒袜，大圆头皮鞋。当然，还有两只马尾辫——并没有什么名贵的衣饰，如果显出养尊处优的样子，就会让目标感到困难甚至放弃。
想要认识目标，总会有办法。我的办法不过那几种——问路、装丢钱包、故意摔倒。
正常人遇到这些事，总是绕着走的。可是那些目标不会。他们会耐心地给我指路甚至直接带我到目的地，会拿出自己的钱包慷慨得像个国王，会扶起我嘘寒问暖甚至送我去医院。
我的目标都是一些思维无比程式化的动物，极易捕猎。
不会超过第三次“约会”。我的理论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经过很多次试错，几乎是绝对的真理。第一次我称之为“邂逅”。美好，且安全。一般都在游乐园和电玩城。这种地方会让人放松，放松就会失去戒备。我总会想办法拿到目标的钱包。一个人的钱包几乎就是一篇赤裸裸的个人说明。很多人习惯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姓名、籍贯、住址，当然还有身份证号，幸运的话，还能看到这个人十年前长什么样子。除了身份证，钱包里还有一个透明的隔层，很多人会把照片放在里面——当然有些是被妻子逼迫的。我看到过无数三口之家的笑脸，我的指甲曾在许许多多被定格的欢乐时光上面狠狠划过。最好的目标当然是那些有妻有子的男人，他们就像棋盘上动弹不得的棋子，只能任我宰割。
第二次见面的地点就会变成一些半私密的地方，时间也会变成晚上。这之前应该已经打了很多次电话。我总是扮演一个父母不在家自己又忘记带钥匙的小女孩。我不会主动打电话，只会在接到电话时把这样一个情境推销给目标。从熟络起来开始聊一些禁忌的话题，到接到目标要求再次见面的电话，这个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星期，我需要严阵以待的时间，也就是这一个星期——每天晚上披挂一番然后出门等电话。每一个目标都会在晚上打电话，因为我曾告诉过他们，晚上我总是一个人在家。我的书包里总装着防狼喷雾、电击棍和一整套的微缩录像设备。我并不知道目标会带我去哪里。
取得证据后，第三次见面，“女儿”就不再出场了。出场的将是“母亲”，总是在工作场所找到目标，那些惊慌失措的眼神绝不是装出来的。“母亲”手里拿着证据的拷贝。价码总在目标的承受范围之内，都是做过严格调查的。每次都是当场钱货两清，从不拖泥带水。
这就是我持续了将近十年的秘密生活。
只有老白不同，我当然知道他的故事，靠一个年长他十几岁的女人发家，长年受制于她，在她去世后，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可是从那以后，仿佛被诅咒一般，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骗子。他向我讲述那些被骗的事，我像听案例分析一样认真地听。
“母亲”出现时，他对“母亲”说，他爱“女儿”。“母亲”尖刻地问：爱我女儿？你跟她只见过两次面！
老白说：你不懂爱，爱是超越一切的。
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感动，甚至有些强忍着笑意。老白说他愿意答应“母亲”的一切要求，只要能再见到“女儿”。“母亲”犹豫了，像一个真正的坏母亲一样。
不过是被反反复复骗了几次，最后甚至不忍骗他了，告诉了他真相。他自己也承认被骗的那些钱对他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脆弱是最可耻的。老白给“女儿”打电话，对她说，“母亲”和“女儿”是同一个人，这件事是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用“女儿”的声音回答说：你也太土了吧，用这种老掉牙的比喻！
电话那边再没有声音，几秒钟后，传来风声和坠地声。
老白跳了楼。
我，当然也有过真正的初中二年级。老熊向我传授人生经验的那天，就是初二下半学期的某一天。放了学，他的车子就等在校门口。请我吃饭的由头，不外乎考到了他要求的名次之类。同桌文文对我努努嘴说：你叔叔又来了。
他没有摇下车窗，从不。我坐进副驾，他开始发动车子。他总戴着一副墨镜，手上有时还带着一副白手套。他那幅尊容就像个奇怪的特工。我常常嘲笑他，那么多钱，也没能让他好好提升一下他那当车间工人时成形的品位。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在用故意为之的嫌弃在跟他“划清界限”吧。
嫌弃归嫌弃，饭还是很好吃的。是自助火锅。我们坐在最小的包厢里，一个四人的包厢。他付了包厢的费用，为的就是那一点清静。他那一套做派至今影响着我。出门吃饭，我总是要找一些有包厢的馆子，将自己和芸芸食客隔离开来。
我一趟趟跑着，将他要求的食材一一端来。每一种几乎都是一两口的量。他说过，吃自助餐的目的是吃到很多种不同的东西并从中得到乐趣，并不是要把本钱吃回来，因此，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要吃超过三口，不然，早晚会生厌。
他从不照拂我，只顾自己慢慢地吃。我也吃得很慢，一顿饭总要用去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所幸那时的自助餐不限时，如果脸皮够厚，甚至可以从中午十一二点吃到晚上十一二点。我们也不太说话，谁要什么菜，只用眼神招呼，如果眼神不能表达确切的意思，就在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的音节，彼此都能意会。
据我观察，母亲和他是没有这份默契的。母亲此刻在做些什么呢？也许她又心血来潮做了一大桌难以下咽的菜，然后留给我许许多多需要倒掉的剩菜和需要刷干净的盘子吧。母亲等在桌边时的神态我太熟悉了。托着腮，羽毛扇子一样的睫毛低垂下来。从不避太阳，也永远晒不黑。她始终是个美丽的女人，即使在她生命的终点。一个美丽的女人，如果不自知或者太自知，命中注定的毁灭或早或晚都会找上她。
而我，我是个不足月的孩子。据说我生下来时，没人相信我还能活，我还没有接生的大夫的两只巴掌长。喂奶的时候，需要动用到最小号的注射器。我没有在保温箱里生活过，全靠母亲24小时人工更换输液用的玻璃瓶子来保温。她对于自己养活了或者说救活了这样一个不足月的孩子非常自豪，每每拿来大谈特谈。
我吃了很多冰淇淋，各种口味。甚至把冰淇淋放进汤底里面看着它融化，直到我的那锅汤像西式的浓汤那样咕嘟起来。老熊从不制止我，他吃饱后，总是靠在椅子上，后仰着脑袋，半眯起眼睛。这个时候，我知道他肯定想来一根烟，可是烟味儿会渗入我的头发和衣服。我们从来没有过约定或者挑明整件事，可是两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是需要瞒着我母亲的。一开始是恶作剧似的那种淘气的隐瞒，慢慢地就变得严肃起来。事情不是一天就到这个地步的。我和老熊实在吃了太多顿饭，多到我都开始怀疑母亲为什么始终没有怀疑了。
我问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妈？
他的脸上泛起一个几不可察的笑意，反问我：我娶了她，你会叫我爸爸吗？
我摇头：绝不。
他问：为什么“绝不”？
我沉默了。母亲在十七岁的年纪生下了我，至今我不知道生父长什么样子。没有经过婚礼祝福的、私生的、不足月的女儿，这种缺憾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
就像一种先天的残疾，心里某个地方有一个黑洞，它吸引着一些东西，又排斥着一些东西。母亲对我大致很坏，打骂是常有的事，可有时又有着突如其来的温情。我那本来就有个洞的心脏被这种反复无常弄得愈发千疮百孔起来，终于生成了厚厚的茧子，刀划不破，火引不着，盐渍不进，油烹不熟。
我和母亲的日子是认识老熊以后才真正好过了起来。
老熊见我不说话，就做出一副伤心的样子来，嘴角向下，眼角向上。他大概始终没有搞清楚该怎么跟十四岁的我相处。认识他的时候，我才七岁，还是会为了新裙子和洋娃娃而雀跃的年纪。我很想告诉他，他那略显浮夸的表情，已经不再能打动我。
一个人最珍贵的是什么，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是时间。
几乎日日陪我吃饭。
周末接送我去美术班，坐在车里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
每月陪我剪头发，对着理发师指手画脚差点打起来。
换季的时候陪我去买新衣服，等着我一件件试穿。
五年级的时候，得了阑尾炎。母亲的电话打不通，是老熊急慌慌赶来，守在手术室外的是他，醒来时朦朦胧胧中见到的也是他的脸。
运动会摔破了膝盖，是由他带到大医院，用了最新的激光方法才把疤痕消褪了。
看不清黑板，又怕丑不肯戴眼镜，是他一次次带我去老中医那里埋耳针，终于把近视边缘的我抢救了回来。
只可惜，他偏偏不是那个给了我一半生命的人，没有一种叫血缘的东西让一切天经地义起来。
我回到家，母亲坐在黑暗里等我。她问我：你们学校已经取消晚自习了？
我说：嗯。
她的爆发总是一瞬间的，我甚至能感觉到空气中突然发出的静电。她冲到我面前，咆哮和巴掌一起到来：那你每天晚上都到、哪里、去了？！
我躲也没躲：去同学家写作业了。
她问：哪个同学？
我答：说了你也不认识。
她不说话了。老熊说过，母亲最好的一点就是总给人留足面子。我相信她再问下去一定会问得我哑口无言。我放下书包，拿出作业本，刚要开始写作业，突然想到自己撒的谎，又讪讪收了起来。我把闹钟提前了半小时，准备第二天早晨提早赶到学校去补作业。
母亲站在我身后，总结性地说：以后放学就给我回家！
老熊开始陪我吃午饭。几乎隔天就来。据我所知，他那公司的业务是很繁忙的。不过，我很乐得与学校食堂那些猪食告别。有时我还会带上文文。他对于文文很不热情，我只好解释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古板的人。有天他在饭桌上接了一个电话，说着一些关于什么“酒席”的事，我的心狂跳起来。偏偏那天文文也在，我想要问的话一句也不能出口。
晚上，他来接我。这倒和刚认识他的时候很像了，接到我，回到家，再接到母亲，然后去吃饭。母亲化着妆，口红印留在水杯上。她吃得很少。常去的馆子就是那几家。总是我点菜，三菜一汤，母亲偏爱脆嫩的蔬菜，老熊是个标准的食肉动物，而我总是把菜单上没点过的菜逐一点上一遍。
他和母亲谈着一些生意上的事。母亲自己有一盘小小的生意，几家店铺在收租。我听着、吃着，丝毫不见他们的话题往“婚礼”上面走。我狐疑地看着他们平静的脸庞，暗暗思考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沉得住气了。
终于，母亲去洗手间的时候，我问老熊：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
他的手一抖，刚夹起来的鸭腿肉掉回了汤里，汁水溅了一桌子。他说：我是要跟……跟别人结婚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得到了同样的答案。我问：跟谁？
他说：一个女的。
这话说了就像没说，我不甘心，问：为什么？
他戏谑地说：因为你说过啊，你不会叫我爸爸的。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可他的眼神并不像在开玩笑。我又问：到底为什么？
他说：明明，这是大人的事。
我的眼神并没有放过他。
他只好说：月茹她……并不想结婚，你还小，不懂——朝夕相处，总是要生厌的。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对母亲说：他要结婚了，你到底知不知道？
母亲说：他？谁？
我惊异地看着她，我说：熊梦禧！还有谁？
母亲说：小孩子不要直呼大人的名字，不礼貌。
我哭道：你怎么跟没事儿人似的！
母亲说：你哭什么？咧着大嘴，真丑！
我哭得要抽起来。
母亲说：我跟他为什么不能结婚，难道你不清楚吗？
我心虚起来，压住啜泣，躲避着母亲的眼神。
我又一次在电梯里遇到了那个男人，只是这次他没有吃香蕉，而是拎着一大袋垃圾。那天我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他问我：上几年级啦？
我用脆嫩的童音回答他：八年级。
他又问：在哪个学校上学啊？
我指指校徽。
他再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白他一眼：你查户口呢？你是警察吗？
他突然一抖，说：小丫头嘴皮子还挺厉害。考第几名啊？
我不再理他。话说多了，总会穿帮。
他继续说：不好意思说啊？
我说：还没期末考试呢，我怎么知道考第几名？！诶，你是干嘛的啊？
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问，顿了顿说：我已经退休了。你妈妈怎么不接你放学啊？
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可他看起来绝对不超过四十五岁。我再白他一眼：我都多大了，还用我妈接？
他终于讪讪地不说话了，眼神也飘向了虚空。
我打量着他，用审视猎物的眼神。
他有一种很怪异的亲切感觉，但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而且，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个有钱人。
那天是我第一次跟新目标接触，老林，一个做物流生意的男人。我“收手”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搬到这个小区就是因为它安静。我很少出门，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可是，干坏事也是会上瘾的。而且，老白那事的风声似乎过去了。老林是我“复出”以来的第一个目标。
我刚跟他“约会”回来，晚饭后我们去了游乐园，我在旋转木马上转得有些头晕，冰淇淋也吃得我胃疼，我悲哀地想到即使样子没有变，我的身体还是开始变老了，所以这会儿正没有好气。
我“邂逅”老林的法子是装低血糖，这个法子屡试不爽。他扶住我的样子很绅士，手刻意避开了敏感的部位，也就通过了我的第一个考验。我讨厌急色鬼样的男人，他们往往毫无原则，因此后续操作的难度就会非常大。这都是血泪换来的经验。我悄悄摸了摸他西服的料子，是货真价实的名贵货色，领夹上的钻石也是真家伙。他也就通过了我的第二个考验。
我刚换下了校服，突然有人敲门。我脱掉鞋子，踮着脚走到门口，用手捂住猫眼，再打开盖子向外看去，是那个吃香蕉的男人。
他一直敲。
我只好问：什么事？
他说：有事。
我一边换衣服一边问：什么事？说吧。
他说：熊明明，你开门。
我差点被这几个字吓死，因为这根本不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必然跟我有着很大的渊源。我愈发肯定，他一定是老白的人。这样一想，我的胃狠狠地疼了起来。我强忍着疼痛，大声对他说：你快走，不走我就报警了。
他说：你怎么了？
我说：走啊！
他说：你开门，这么晚了别吓到丫头了。
在胃部的剧痛中，我的大脑还是飞速地旋转着——他并不知道“母亲”和“女儿”是同一个人。他到底是谁？
我问：你到底是谁？
他说：我是……我是你爸爸。
原来如此，一切奇怪的亲切感觉，都是一个叫血缘的东西在作祟。在我最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躲躲藏藏，在我最不希望被它打扰的时候，它却偏偏出现了。
十几分钟后，在他列举出一百件关于我母亲的陈年旧事（很多我都不知道）并把身份证贴在猫眼上让我过目后，我终于把他放了进来。他问我：丫头呢？
我努努嘴：在屋里呢。
他看了一眼紧闭的卧室门——那里面只有我刚胡乱扔进去的校服和书包，如果他见到了这样的景象一定会吓得半死。
他又看了一眼紧紧捂着胃部的我，然后顾自倒了一杯开水给我。
他说：我屋里有胃药。
说完真的取了药来。很大的药片。
我看了药瓶上的说明。胃病，原来来自他的遗传。我犹犹豫豫不敢吃，他就吞下去一片。
我问：你真是我……爸爸？
他说：我以~党~性~保证。
我笑了，当我爸爸没有任何好处，是没人会来冒认的。我问他：那年你多大？
他说：哪年？
我说：你抛弃我妈那年。
他说：我没有……咳……抛弃她，是她跟我分了手。那年，我才16岁……我一生气就考了警校，毕业后分到了外地——我根本不知道她没有把孩子打掉。
我说：她不是没有打，是打了几次都没掉。
他垂下头，好半天，然后说：月茹……你妈妈是个美人。
我突然问：你刚说什么？警校？！
他说：哦，我是警察，干了十几年刑警，后来受伤了，就调到户籍上了。前年办的病退。
我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
他继续说：我怎么总看不到丫头去上学？
我看着他，思考着这句话是不是圈套。他是个警察，曾经是个警察。他的女儿是个罪犯，他知道吗？
他还在问我，他说：丫头的爸爸，我也从来没见过。你们……是离了还是？
我没说话。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说：我退休以后闲不住，在一家找人公司上班，有人要查查你，我就查了查，没想到把自己的女儿查出来了。
我问：你有其他的孩子吗？
他点点头：你还有个弟弟。
那么，他是另有一个幸福的家了。我问：是谁要查我？
他说：这个我真不知道，客户信息是保密的。不过，你要是一定要知道，我也可以弄到。
我说：不用麻烦了。
他说：你惹了什么事？明明——我可以叫你明明吗——我知道你现在对我还很不了解，对我还很戒备，我也知道我这辈子亏欠你的永远也无法补上了，但是我是真心想帮你、帮丫头的——我觉得你还是先换个地方住比较好，我有一套空闲的房子，在公安局家属院里……
我打断他：不用，我没有惹事。
他突然就哭了起来。捂着脸，呜咽着。
我递给他纸巾，看着他。我心底的失望那么粘稠，几乎要粘住我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的爸爸，我一切幻想中的无所不能的英雄，他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他在哭。
老熊是在我初二期末考试的第二天结婚的，距离他无意中透露这个消息没过多久。请帖递到母亲手里，她撕成两半丢进了垃圾桶。我倒垃圾的时候偷偷拣出来，粘好，拿着去了。
那是他第二次结婚了，一切应该轻车熟路。路上我胡思乱想着，上一次的婚姻除了在他的户口上留下“丧偶”两个字，再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他的新娘子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就像他形容的一样——“一个女的”。微胖，也许是夹棉斗篷的婚纱让她显得大了一号。他和那女人站在酒店门口迎宾。我等着收份子钱的人打开我的红包清点，一面踮起脚透过人群张望着他。突然间，他也看到了我，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了。
我包了很大的红包，当然用的不过是他和母亲平日里给我的钱。他走过来，低头问我：明明，你怎么来了？……月茹呢？
他向我身后张望。我说：她没来——她怎么会来？！
老熊穿着西服，胸口别着红色的假花。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说：来了就入席吧，你可以跟米阿姨的女儿坐一桌——小萍，你来，带妹妹去座位。
我跟着那个小萍，被她牵着手。我甩开，她也没有再拉住我。小萍跟她的母亲一样微胖，显得蠢笨。她比我要大起码四五岁。
我被安顿在一张桌子上。
宾客很多，都是陌生的面孔。大家都在不停地说、笑、吸烟，磕着瓜子、剥着糖果。
终于，婚礼开始了。那是一个冗长的婚礼，主持人啰嗦极了，流程无比繁琐。我终于瞅了个空子跑到台上去，拿起一只放在地上的麦克风。“喂”了两声，有声音。老熊惊异地望过来。我举着麦克风，对他说：我唱首歌送给你们。
掌声响起。我唱了一首《甜蜜蜜》。没有伴奏，我又处于肾上腺素的控制之下，因此节奏有点儿赶。现场还是有些嘈杂，主持人也没有拦住我。老熊和那个米阿姨站在那里听我唱，后者还试图给我打拍子。唱完，又响起了一些应景的掌声。我早已泪流满面。我对他说： ——爸爸！我祝福你们！
说完，我把麦克风丢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麦克风发出和音箱接近时的啸叫声，我就在那声音和盖不住的哗然中离开了老熊的婚礼。
从此，老熊有一个私生女儿的传闻缠绕了他小半辈子。
第二天中午，老熊跑到班上来找我。我因为哭肿了双眼，躲着不出去。他只好走进我的教室，拉住我的手腕，在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中，生拉硬拽地把我拉了出去。
坐进他的车里，我活动着手腕，他有点儿弄疼了我，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力气竟然那么大。
他发动了车子，带着我到了熟悉的饭店，点了熟悉的菜。
他把筷子递到我手里，说：先吃饭。
我扒着白饭，他源源不断地把菜夹给我。
我问他：王小萍比我大几岁？
他想了想：大——六岁。
我看着他：我以为你只喜欢很小的。
他腾地站了起来，带翻了茶杯，还发着抖。他问：你说……什么？
我说：说王小萍啊，哦，不对，该改叫熊小萍了吧？
他站在那里，一副心脏病要发作了的样子，不过，他是没有心脏病的，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继续说：那米阿姨多大啊？看上去好像比你还要老！
他不说话，继续发着抖。
我只好站起身来，把他按在座位上，清理干净桌子，再把筷子递进他手里。他拿起茶杯，只剩一个底儿的茶水晃出了杯口。半晌，他说：明明，你……别这样。大人的事，你不懂，也不要搀和，好吗？
我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说，米阿姨是比他要大三岁，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讲了很多他们的事，原来米阿姨已经开始在他公司做事了，他们已经朝夕相处了两三个月。
我暗暗想着，也许这是告别的午餐了，于是我又要了一碗米饭。记住一顿饭，除了把自己吃撑，我想不出别的法子了。
老熊说：明明，别多想，啊？咱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好吗？
我看了他一眼，他低头用筷子挑着鱼刺，然后把挑好的肉夹进我的碗里。记忆里从我十岁起就没有被他这么“伺候”过了。
后来，老熊还是每天中午来接我吃饭。我们都回避着提起来就会尴尬不已的那些问题。比如我母亲，比如米阿姨，比如我们为什么还要见面。
每天见面。
母亲很快有了新的男朋友。那是个奶油小生样的人物，母亲一生都没有逾越那个以貌取人的鸿沟。奶油男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试图搭我的肩膀，还故作惊讶地说：小明明都上初中了？小孩子长得真是快啊！
母亲在一边聋了瞎了似的发出一串轻佻的笑声。
我不记得自己见过这个人。母亲帮我回忆了半天，我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奶油男的视线像探照灯一样射在我脸上、身上。我太知道自己看上去的样子了，那是我一直试图摆脱的——我的个头很小，似乎已经停止长高两三年了，骨骼也很细，整张脸还没有老熊的半张巴掌大，五官都过于天真圆润。我背着书包走进小学高年级的课堂是不会受到任何阻拦的。我恨自己的那幅样子。
也就是那副样子，让奶油男觉得有机可乘吧。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随身带着刀。那是老熊送给我的，他到贵州旅行的纪念品，小巧，精致，可是无法掩饰它是一把刀的事实。送给我的时候是没开刃的，我自己花了十块钱开了刃。
那是一个黄昏，母亲被叫到店铺里去了，似乎不是电路就是水管出了问题。母亲是从饭桌上离开的，只剩我跟奶油男。母亲炒的菜照例很难吃。我吃得很少，放下筷子就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奶油男叫住了我，他问我：小明明，你怎么吃那么一点？
我说：中午吃得多，不饿。我说的是实话，中午的时候，我和老熊闹了乌龙。我点过菜之后去了洗手间，而老熊接完电话回来又点了一遍。我们笑得半死，然后一直吃到上课快迟到也没有吃完。
奶油男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蹲下来。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肚子，他说：让我检查一下你吃饱了没有。
我后退好几步，凳子也被带倒了。
他起身逼上前来，没有喝酒，却显出醉态来，那样子丑陋至极。
他把我逼在墙角，我对他说：我会告诉妈妈的！
他说：你说了她也不会信。你不是勾引过姓熊的吗？你是怎么勾引他的？给我学学。
我问：你胡说八道！
他说：是你妈妈亲口告诉我的。来，给我学学——怎么，我还比不上那个老东西？
他的手已经解开了我外套的纽扣。我在校服裙子兜里掏出了那把小刀。不及打开，他就看到了，伸手来抢。
那刀是一甩就能打开的，他不知道，所以正抓在刃口上，我往回一抽，他的手心就被割开了，血流到地上，他捂着手一声惨叫，也坐在了地上。
我连忙逃了出去。
跑到楼下的电话亭，给老熊拨电话，半天拨不对号码。终于通了，上气不接下气。可是接起电话的却是米阿姨，她说老熊出门忘带手机了。她肯定听出了我的哭腔，可是她一句也没有多问。
给母亲打电话时，已经止住了哭泣。母亲听完，问我：你干了什么了？
我嘶哑地吼道：他脱我衣服！
母亲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了？
我继续吼：他脱我衣服！沈月茹！你听清了没？他脱我衣服！
母亲说：明明，你这个孩子问题很大啊！小五（奶油男的名字）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拿着刀逼他跟我分手，是吧？还把人家手划破了，缝了五针呢……我早跟你说过，大人的事你少搀和一点，好好把你的学上……
我挂掉了电话。
在楼下捡了半块砖死死抓在手里，我战战兢兢地回到楼上，鼓了半天勇气，才把钥匙插进锁眼。奶油男果然已经走了，地上只留下一些零星的血迹。我检查了所有的角落和柜子，确定他确实走了，才反锁了门，啕号大哭起来。哭过之后，我擦着那些血迹，已经干涸在地上，倒点开水继续擦。血液的味道蒸腾起来，带着阴森的气息。那晚母亲一直没有回来。后半夜下了雪，我拉出柜子里的厚被子，没有晒过的厚被子那么冰凉、那么潮湿，我缩在里面发着抖，直到东方发白。
第二天中午，老熊照例来接我吃饭，我很想扑在他怀里痛哭一场，或者只是扑在他的车里痛哭一场也好，可最终却只是旁敲侧击地问了他关于昨晚那通被米阿姨接起的电话，他毫无头绪。看来米阿姨早已清除了一切痕迹。
老熊说：你怎么吃着饭还打瞌睡啊！眼睛也肿了？——喂，明明！醒醒！
我似乎睡着了，可手中还是机械地扒着饭粒。我说：昨晚没睡好。
他脱下外套：那你快吃，吃完就在这儿眯一会儿吧。
我枕着他的公文包，他把一只深蓝色格子的手绢垫在上面给我当枕巾，再把他的外套盖在我身上，又调高了空调的温度。
过了十几分钟，他问我：你怎么还不睡？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睡？
他说：你又不是曹操，睡觉还睁着眼睛啊？
我笑了，坐了起来。
他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明明，还愿意给我唱个歌吗？
我问：唱什么？
他说：什么都行，都好听。
我唱了一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哑掉的嗓子正适合唱这种歌。我唱着唱着就哭了。
……
雨中你一再让我哭泣，让我哭泣
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
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
……
我试探着把头靠在老熊的胳膊上，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躲开。我们保持着一个极其别扭和僵硬的姿势，可以说是依偎着，过了很久很久，我的脖子酸得要断掉。
这个我希望能持续一辈子的、比瞬间长却远远不足以让我心满意足的时刻，是被手机的铃声打断的。老熊接完电话，眼圈红了。他对我说：明明，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活动着脖子：准备什么？
他说：你妈妈，昨晚……去世了。
据说是胸口，很多刀。他们没有让我看到尸体。奶油男有着多人的不在场证明。案子到今天都没有破。凶杀案发生在美丽的女人身上，总被渡了桃色的光。
我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爸爸”，在我最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开始时时来敲门，让我不能按原计划准备跟老林的第二次见面了。“爸爸”送了他做的牛肉甜酱给我，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自制的食物。我一口没动，装进黑色的垃圾袋，拿到很远的地方去扔掉。我这人总是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别人，这是这么多年我能毫发无损的唯一秘籍。
并且，我愈来愈厌烦。如果这就是我曾无比渴望的缺失的部分，那我现在很庆幸它缺失了。老林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却无法扮成“女儿”去见他，因为我不知道我那个警察兼侦探的“爸爸”会不会跟上我。
最终，我只得提前折断了那张专门用来联系老林的手机卡。我的狩猎失败了。与此同时，“爸爸”还在不停问我，丫头去哪儿了。
我只好说，她的爸爸接走了她。为了这个谎话，又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出现了。我被谎言们搞得心力憔悴，开始认认真真考虑起搬家的事来。
“爸爸”总是端着一些食物跑上来，而我总是推说胃疼不吃。他就端了更多的食物上来，小米养胃、红枣养胃、山药养胃、南瓜养胃。每一样都耗费了几个小时的熬制，香气和粘稠度都诚意满满。我期待已久的那份名正言顺的温情，可真正得到的时候，我却觉得完全是一种负担，让我的无明业火满腹乱窜。
“爸爸”还在不停问我关于“丫头他爸”的事情，我只好胡诌一番。可是我发现他有着比我更为惊人的记忆力，我那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总能被他第一时间发现。后来，我就闭口不谈了。一切都不谈，怎么问都不开口。
母亲死后的那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每一天，每一秒。老熊陪了我很久很久。课早已不上了，他的生意也全都丢给公司的副总去打理。我想起来就哭，哭累了就钻进老熊的怀里，他那烟草混杂着淡古龙水的体味有一种催眠的神奇功效，总是让我很快就能睡着。他再也没有推开我。
有一次在半睡半醒之间，我感觉到他的眼泪滴在我头上。
一定是眼泪。
老熊带我去旅行，那是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跟他去旅行。我们到了一个很美的湖边，尽管我全部的身心都沉浸在巨大的打击与痛苦之中，我还是感觉到了那地方的美，空气清冷，随便一撇都是一副绝美的风景画，让我的眼睛感到舒服极了。老熊搭起帐篷，那么娴熟。我总算知道了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总是外出的那段日子是在干些什么了。我不由得想到了母亲，她一定会踮着脚尖嫌弃吧，泥土、野外，大概只会让她感觉到肮脏、寒冷和危险。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母亲不愿嫁、老熊不愿娶，因为他们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
我们躺在帐篷里，确切地说是躺在各自的睡袋里。
他对我说：明明，你知道人一辈子有多长吗？
我说：哪个人啊？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活一百岁！
他笑了，对于我的坏脾气毫不在意。他说：明明，你知道吗？你现在就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
我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美好的。我觉得自己像“雾都孤儿”。
他笑：没那么惨吧？
我说：更惨。二舅想要我们家的房子，三姨想要我妈~的钱。
他正色问：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米阿姨告诉我的。
他沉默了。我知道他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屏障，让我远离这些比失去至亲更为痛苦的事。
我说：我只是后悔，没好好跟我妈告别一下。我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猛然收住了话头，我忘记了老熊并不知道奶油男那件事的全部底细，我不想这件事再生出任何枝节来。我改口道：我一次都没有梦见她，一次都没有。你有没有梦见过她？
他轻轻地说：也没有……明明，再给我唱个歌吧。
我问：唱什么？
他说：唱个高兴的。
……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
从那个湖边回来，我对老熊说：我还是好好上学吧，我妈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好好上学。
老熊把我接到了他家里，米阿姨并没有说什么，她到死都认为我就是老熊的亲生女儿。我再也没有开口叫过他“爸爸”。米阿姨认为这只是青春叛逆期的小小心结。我从不称呼老熊，非得称呼的时候就叫他“喂”。
我是报着一种看看他们到底如何相处的心态搬去的。当然我受到了一些脸色，即使依附着老熊生活，米阿姨还是有着在那个三室两厅的小天地里的绝对话语权的。大到向阳的房间给谁、第一缸洗澡水给谁，小到鱼肚子上的肉给谁，白饭的饭芯给谁。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些，她的小心思也就总是落空。
一个家，两个小集体，我和老熊，她和小萍。从那时起，我就厌倦一切集体生活。
小萍有很多朋友，大二，休学在家。她得了一种慢性病，所幸并不传染。养病，日复一日地养病。她是一个温吞水一样的女孩，永远不会是人群中最出彩的那个，可偏偏她有很多朋友。年长我五六岁的女孩子们，她们的世界。追星，把画报贴在墙上。不知为何，那上面的每一张脸，都像那个曾经的奶油男。
我关起房门，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我听的是英语听力。
我还是考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
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对老熊说：我们再去一次湖边吧。
他说：好。
没有问什么湖，什么边。他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米阿姨也来了，我相信，如果不是小萍已经嫁了人，她也会来。老熊买了一顶新帐篷给我，并许诺我可以帮我把它弄到大学的校园里去。
帐篷，我要一顶帐篷干什么呢！
夜晚，他们躺在大帐篷里，我一个人在冰冷的小帐篷里瑟瑟发抖，睡袋被我压在身下。我想起了四年前突然下雪的那个夜晚。
半夜，老熊来了。他钻进我的帐篷，那只小帐篷显得太小了些。他的手探向我的脸，摸到一手潮湿的泪。他说：明明，唉，明明。
我轻轻地说：要么不要给我希望，要么直接杀了我。
他也轻轻地说：明明，你才十八岁——你还有整整一生在前面等着你呢。
我说：那又有什么用？
我捉住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冰凉。即使是夏夜，郊外的温度也是很低的。我把保温毯抖开，披在他身上，想了想，自己也钻了进去。
他说：明明，给我唱个歌吧。
我说：不。
他说：你小声唱。
我说：我不会小声唱。
他叹口气，摸索着用手掌擦去我的眼泪。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醒来时，我和老熊都感冒了。我们是被米阿姨踢醒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耳边响彻最不堪入耳的咒骂。
米阿姨自己把自己逼向了绝境。更年期妇女可怕的想象力和更可怕的偏执。
后半个暑假变成了一场伦理批判大会。
米阿姨渐渐找到了表演的节奏，怎样成为焦点。小萍也被召回来了。
寻死觅活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已经忘记了，大家都觉得不过是一场表演。吃点中药，散散步，去去心火。每个人都没有认真对待她。
假戏是怎么成了真的？她是看着老熊的车进了院子，才把头伸进那个套索的，那时小萍买菜也快回来了。可是，老熊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返身又走了，而小萍遇到了同学聊了一会儿天。
只有我，她吊在半空挣扎的时候，只有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门紧锁，我还戴着耳机。我的确听到了一些异常的响动，但是她连日来的摔摔打打早让我麻木了。
死亡，真真切切的死亡，一个人用生命来让我们、让一切百口莫辩。
葬礼之后，小萍离开了。她带着老熊的半数财产，作为交换，她答应把这件“丑闻”永远埋葬。
老熊送我去学校，他果然带着那个帐篷。我在学校门口把它踩得稀巴烂。五分钟前，老熊说：明明，我想，以后没有什么事，咱们还是不要见面了。你的学费我会按时打到你的卡上。
我说：不见面，那就打电话呗！
他说：没有急事的话……也不要打电话了。
我这才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老熊看着我发火，并没有制止我。他还是帮我把大大小小的箱子拎到宿舍。舍友说：哇，你爸爸好有风度。
老熊要走了，我喊住他。那是在宿舍楼下。我说：你能……能不能……亲我一下。
他揽过我，拨开我的刘海，附身在我的额头上轻轻点了一下。
我看着他的背影走向车库，忍住不眨眼睛。可是眼睛那么酸，泪水不受控制地模糊了视线。就在我擦去眼泪的瞬间，他的背影隐没在车库的入口处。
从此以后，那么多年，我都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看他一眼、又一眼。
就是在那一刻被打垮的吧，一个女人的骄傲与自信。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一个倒霉的家伙，是我的学院主任。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分辨目标。是眼神，那种眼神是无法模仿、也无法隐藏的。一开始只是想找回被打击得体无完肤的自我。可是，种种“好处”接踵而来。在有捷径可走的时候，只有圣人会避开吧，很可惜，我不是个圣人。我评了优、拿了奖学金还当了班长，我成了炙手可热的红人。
主任大致是个温和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平复了我的伤痕。当然他也有着自己隐秘的一面，他最喜欢买来一些奇怪的衣服，让我穿上给他看。
我们可能也真的有过快乐的时光。
可是我很快就厌倦了，我告诉主任，我们结束了。没想到，他恐慌起来，许诺了我许许多多的事，还把一张银行卡递到我手里——只要我肯交出我们那些合照。
我最终也没有告诉过他，那些照片，我早就删掉了。
我是罪犯，主任就是我的教唆犯。
再后来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我把他们统称为目标。我不知道那些温情有几分真、几分假。温情抽离之后的恐惧却是我能实实在在掌握的。
慢慢地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没人会珍惜。我只开始专注于让银行卡上的数字不断增加，数学带给我的快感渐渐超越了一切。
每个目标都告诉我，我看起来那么小，就像个初中生。
灵感都是目标们提供的，他们是受害者，也是我的共犯。
“爸爸”突然消失了。我疑惑了一段时间，压抑着自己想要跑到楼下去敲他门的冲动。
一个陌生的女人来了。她是“爸爸”的妻子。她说“爸爸”进了医院，想见我。
我去了，看到他躺在一堆吊瓶和仪器中间。
是肝病。我暗暗想着，我是不是也应该检查一下肝脏。据说，这种病是遗传的。
“爸爸”吃力地说：对不起，明明。我以为，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给你……
我转身出了病房门，我讨厌这种煽情的场面。“爸爸”的妻子跟了上来。她对我说，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她说：给他三分之一，三个月就会长回来——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影响。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原来，一切都是一场阴谋。我问：你为什么不让你们自己的孩子给他移植？
她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冲回病房，对“爸爸”大吼：你为什么要来骗我？你这个王八蛋！我不会捐我的肝脏给你，你休想！
他竭力坐了起来，他喊着自己的妻子，喘着粗气质问她跟我说了什么。
那女人唯唯诺诺。
我冷眼看着他们表演，然后转身离开。
那女人来拉我，我们刚撕扯到门口，突然，一阵响动传来，回头，“爸爸”已经爬上了高高的窗台。那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展示他作为一个老刑~警的身手。他攀着窗框，对我说：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这么打算过！我只想好好陪陪你！明明！记着我的话！不要再做“丫头”了，也不要再做“妈妈”了！好好过你的人生！你的路还长着呢！
他松了手。
女人放开了我，扑到窗边。我没有跟过去。
十三楼的病房。
我终于完完全全相信了他就是我的血亲。仅仅为了自证清白。我一直疑惑自己的决绝，绝非来自我的母亲。原来，这部分的我，真的遗传于他。
又一个人跳了楼，这次不是在电话中让我听到声音，而是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面前。我想到了米阿姨骂我的话，她说我是个“扫把星”。
我没有参加“爸爸”的葬礼。他的妻子一见到我就开始抽搐、发作，竭斯底里。他们的儿子终于出现了，他请我离开。我盯着他的右肋，那里面肯定有好几片肥美的肝脏。
我还是离开了。
我回到“家”，楼下再也不会有一个人在为我熬粥了。
我烧掉了“母亲”和“女儿”的所有行头。
汇款单又一次到了，到得比平时要早。我戴上大大的帽子下楼，快递员换了一个人，也没穿制服。他递给我的也不再是文件袋，而是一个轻飘飘的盒子。我疑惑地接过，正要看看寄件人是谁，余光突然瞥见一缕寒光。不知何时，那快递员已经从腰间抽出一把三~棱~刀，向着我的腹部刺过来。
一股更为巨大的力量将我推开。我看到了一个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的人，是老熊。他推开了我，那刀深深刺入了他的右肋。
不及反应，刀被拔了出来，那快递员推开他，又一次把刀刺向我。老熊再次扑上去，刀刺进了他的左胸口。老熊握住刀柄不让拔出来，同时嘶哑地大喊：跑！明明！快跑！
我没有跑，我搬起一旁地上的一块砖头，跳起身拍在了那快递员的后脑。他软软地倒了下去——后来我知道了，他是老白的独子。
围观的人群早已报了警，还有人告诉我，千万不要拔刀，他已经打了120。
老熊的胸口插着刀，血涌出来，他倒在地上，却笑了。他说：看样子……我这老胳膊老腿……还有点儿用……
我哭道：你不好好待着，跑到这儿来干嘛？
他说：你爸爸……他来找我了，想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你过得……到底好不好……所以就……就来看看你……
我抱着他，他的身体愈来愈重地压在我身上。我对他说：你别睡！醒过来！
血流得那么汹涌。
他说：我没睡……明明，给我……唱个……歌……
我问：唱什么？
他没再回答我，身体越来越冰冷。
我唱了起来。
……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
警车的呼啸声远远传来，越来越近。
我没有理会那声音，一心一意地继续唱着歌。
老熊，别睡——我还会唱很多歌，你还没来得及听。
----------------------------------（完）-----------------------------------------------
PS：出差在即，提前更新~祝老爷们周末愉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