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记录6个发生在汕头的童年故事，受访人的出生年份从1926到2001，每一个不同时代的童年都有独特韵味，而对比不同时代的轨迹，我们可以窥探到汕头的逐步发展和变化。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利益，本文人物均采用化名。
1926 ——
纯伯出生在澄海信宁乡，那时候有几个进步青年为了家乡思想建设，创办了读书会“郁联社”和晨光小学，弥补了家乡教育上的贫瘠。
纯伯童年时便在这学校里念了几年书，他的父亲早逝，家里还有一对姐弟，三个孩子全靠年轻守寡的母亲支撑。
那时候，天未亮母亲就要出门，拿几个钱换一小车番薯，推着在周边几个村子转悠、叫卖，再赶在天黑前，把客人不要的番薯根带回家煮给孩子吃。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
那个年代的很多故事，都是从贫困潦倒吃不饱饭开始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
孩子正值长身体的时候，一点番薯根当然不管饱，如果肚子饿的不行，纯伯就翻进别人田里偷东西充饥。有时候被抓到了，免不了一顿好打，再被乡民揪着投诉家长。
久而久之，这些事便成了母亲心中的担子，她要承担一家生计已十分不易，当然盼着长子能更乖巧些，事不遂人愿，不免有些失望，她便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其他两个孩子身上。
于是长到十二、三岁，纯伯便收拾东西跑到汕头闯荡。当时有个远房的老叔在酒楼里工作，怕孩子无处落脚，就让他到酒楼打杂，也算能看着他点。
本以为这孩子调皮捣蛋，怕是看不住，不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在酒楼里不止不捣蛋，还干活勤快，加上脑子机灵，日子一久，酒楼前厅后厨没有不喜欢他的，大人小孩都爱跟他打交道。
那时候酒楼对面有家做裁缝的，叫“艺华裁缝店”，老板叫姚壁，看着孩子聪明，就常和他聊天，请他喝茶。后来纯伯才知道，艺华裁缝店是党的地下联络处，姚壁和他反复洽谈后，看时机成熟，便吸收他进入组织，参与工作。
这件事成为了改变他人生的转折。
因为读过几年书，纯伯在组织里承担起了制作进步资料的工作。1939年汕头沦陷后日寇横行，风声变紧，他便撤回乡下，继续刻字印模。那时候他主要制作一些抗日宣传资料，这些资料印刷完后就装进藤箱子里，他自己提着，坐车进汕头，跑到小公园，挑人多的时候往人群里一撒。
这样的事多了，不免引起日寇注意，于是日本兵屡次蹲点，想抓到这个派传单的“危险分子”，但纯伯也很谨慎，每次偷偷混进人群，撒完传单拔腿就跑，那时他才十四岁，个不高，动作快，鬼子也料不到是小孩干的，所以始终都没注意到他。
纯伯的童年在那个贫穷动荡的年代，环境的恶劣锻造了他的革命热情和坚毅性格，他们那一代也正是新中国的开拓者、见证人。
如今再回想，个中艰辛已是我们体会不到的了。
1947 ——
阿南最早的记忆是他三岁以前，那时候他们家算是大户，有一大片地，有一个洋行做买卖，这在当时的汕头是了不得的了。他记得那时候家里有大管家、二管家，有长短工，有保姆，甚至有专门照顾他起居的下人。
六岁左右的时候，他最喜欢的是晚饭后被父亲抱着去大观园看戏，小孩子哪里看得懂潮剧，就是爱凑热闹，要是赶上敲锣打鼓，演员抄着刀枪棍棒打起来了，他能乐上一整晚。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展开公私合营，父亲的洋行也变成了合营，收入当然不及原来，但每个月60块钱的工资在当时也是十分优渥了，只是那之后看戏的日子还是渐渐少了，戏院也日渐衰落，进入80年代后，大观园的团体演出也停止了，一个时代随之悄悄落幕。
稍大一些，到了读书的日子，他最喜欢的是看民兵打飞机。
1958到1962四年间，台湾飞机常常到汕头港口附近骚扰、轰炸，有一次炸沉了一艘满载橘子的货船，橘子漂在海面上，漂的满港口都是。
那时候汕头都是矮房子，4楼就算高楼了，民兵会在天台上安装高射机关，敌机来时全城警报轰鸣，民兵慌忙跑上楼，孩子们就从楼道里涌出来，跟在民兵屁股后头，趴阳台上看民兵往天上开火，兴奋不已。
有一次空袭警报响起，赶上上课，没办法看民兵打飞机，于是同学们都往桌底下钻的时候，就他还往窗边探，想着看飞机，老师着急想喊他。
那时候普通话已经开始推广普及，但潮汕人的普通话水平至今都不太好，更别说当时了。只见老师操着一口纯正的“潮普”喊道：“蟑螂（阿南），快躲下气，挡下炮弹哆滴下来”。满堂哄笑，而他自此多了个“蟑螂”的外号。
他说那时候推广普通话，他们学生还要去路上站岗，拿着小红旗，路过的人要说句普通话，说了才能放行，要是赶上除四害，没课的时间他们还得去抓老鼠什么的，然后把老鼠尾巴剪下来，再装起来上缴给学校，汇报自己的除四害成果。
现在想起这些，他仍然觉得有趣，谈到深处也开怀大笑，感慨万千。
时至今日，拿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这些事情，年轻人已不再了解，但对阿南他们这代人来说，却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1961 ——
上了年纪的人，童年记忆都停留在老市区，那时候汕头很小，最热闹的也总是那几个地方。
阿平也是，如今他还能记起八岁那年寒冷的清早，他被姐姐牵着，在二医院门口的马路边上，等待从礐石开出的车队。那是个特殊时期，父亲被抓了“现行反革命”，这一天是游街的日子。姐弟俩就在街边等着，看一辆辆车开过，辨认自己父亲在哪。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看到一辆车缓缓驶来，父亲无精打采地站在大车上，被人左右押着，脖子上还挂着牌子。车子缓缓向前，他们朝父亲挥手，但父亲闭着眼没看到，姐弟俩只能追着车子跑起来，想多看父亲几眼。一路跑到了外马路的教堂边上，跟不上了，也就不追了。
后来风波平息，父亲恢复了干部身份，日子越来越稳定，阿平也稍大了一些，少不了调皮捣蛋。那时候家住在港口的仓库附近，每逢有货船靠港，他和小伙伴们便蠢蠢欲动。
货箱从船上卸下来后，会有工人搬上推车，再推到仓库去储藏，而家门口的巷子就是工人的必经之路，巷子里的孩子们会想尽办法揩油，他们会判断来的货物是什么，如果赶上是糖果，还是用麻袋装的，就来活儿了。
小伙伴们会拿上一根小管子，假装热情地帮工人推车，在后面拿管子往袋子里一插，卷起衣服下摆，兜住从管子里滚出来的糖果。那个年代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糖，但是一分钱只能换12个小小的“钱龙卵”，为了能弄到糖，他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
但仓库里最贵重的还不是糖，是大米，港口来大米是不常见的，一年也就一两回。大米可不敢随便从巷子里运过，所以他们得翻进仓库里偷，但原理还是一样的，管子一插，衣服兜好，拿绳子绑好衣服，再翻墙出来，到巷子里就卖给收米的老头，换个几分钱高高兴兴买糖去了。
那个年代的孩子少不了偷鸡摸狗，但同样也少不了挨揍。
有一次阿平给纠察队抓住了，被带回去严厉斥责，他犟起来就跟纠察队员对着干，队员气不过，把他绑在树上拿棍子打，腿都给打肿了。得亏邻居路过看到了，连忙回家跟他母亲报告。
母亲慌忙赶到纠察队，把孩子从树上放下来，牵着就进了办公室，说“孩子再不是，也不能打成这样啊”，纠察队一问才知道是干部家庭，一下也是慌了。打人的队员偷偷溜出去，买了一瓶药酒、四个鸡蛋、一枝红花，回来跟母亲道歉。
这件事后，阿平也收敛了不少，但其他捣蛋的事还是少不了，比如拿烂泥捏成球，和小伙伴们蹲在天台上瞄着路人丢。那时候房子不高，还挨在一起，天台通着天台，如果路人生气了上楼抓他们，他们就翻过别的楼，一溜烟跑了。
现在他说起童年好玩的事情如数家珍，情到深处还要拿出硬币演示小时候的玩法。那个年代没有玩具，没有游乐园，没有电子设备，水桶口的铁条也能做成铁圈滚着玩，一玩就是好几天。
这样的童年，也已经渐行渐远了。
1981 ——
阿军小时候住在怀安街，那个年头，大家庭都是住在一起的，他家里光小孩子就有4个，他是最小的。
他说最好玩的总是过节的时候，比如元宵节时，孩子们会把元宵灯拿出来，提着在街头巷尾跑来跑去。那时候的元宵灯都快有半个人大了，是折叠式的，过节就拿出来，过完节了就折叠起来，又给放回柜子里。
不过最热闹的还是过年，小小的怀安街上满是鞭炮纸，那时候他住在三楼，会拿着一根大竹竿绑着鞭炮，点燃，垂到楼下，看着鞭炮从一楼一路炸到三楼。每逢这个日子，家家户户会把拜神祭祖的大桌子搬到家门口巷子里，厝边头尾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巷子人来人往，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
阿军说，年味这种东西，自从禁炮和市区北移东移后，就再也没有了。
汕头的80后们都有一个共同记忆，那就是百货大楼，他说百货大楼里有两种东西是终身难忘的，一个是每一层楼梯转角处的哈哈镜，那是当时孩子们最喜欢的大玩具了。每一层的哈哈镜效果是不一样的，有的会变胖，有的是变高，反正镜子很大，镜子前常常挤满了小孩。
百货大楼再一个令人难忘的，是神奇的收银系统。阿军回忆说，那时候百货大楼里挂满铁丝，在空中纵横交错，铁丝上挂着可以滑动的铁夹子，众多铁丝都汇集到收银台。售货员会把票据单子和钱夹在夹子上，从铁丝上滑到收银台，收银员结算后又把发票和找零夹起来，“咻”一下又滑回去。
铁夹子在空中交错，像流星反复划过，一来一往，优雅和谐。据说当时许多小孩很憧憬收银员这个职业，觉得真是太拉风了。
当然那个年代也有其他娱乐的地方，比如龙湖乐园，因为妈妈的朋友在里面做工作人员，阿军每次去玩总有用不完的游戏币。可惜龙湖乐园还是逐渐没落，直到消失。后来有些公车线路还保留着龙湖乐园站，但站后面的龙湖乐园早已经不复存在，再后来，终于连龙湖乐园站也没有了。
当然，童年的记忆里也有些调皮捣蛋的，阿军记得以前在外马路头，有个海关宿舍，隔壁是武警的宿舍，部队在里头养了一些猪，他和小伙伴们会在一墙之隔的海关水塔上，拿石头丢猪玩，常常丢的那些猪嗷嗷叫。
有一次猪叫的实在太惨，被一名武警发现了，本来以为隔着堵墙呢，不用慌，问题不大，谁知道武警同志一个助跑，一下就翻过了三米的围墙，把小伙伴们吓的啊，赶紧从水塔上跳下来。水塔大概两层楼高，阿军一下就摔断了腿。
现在说起童年，阿军的回忆很碎片化，他想起遍布大街小巷的电子室，想起爷爷带着他去工人文化宫打麻将，想起光线强得无法直视的汽灯。他想到很多，但记忆都逐渐淡化了。
1993 ——
如果说80后的童年回忆是碎片化的，那么90后的怕是碎成渣了，因为能回忆起来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90后有太多共同的回忆，小伊能说出一大堆，停都停不下来。这一代人有很多选择，比如看动画片，有七龙珠，有火影忍者，有数码宝贝等等，数不清楚，他还记得以前电视有卡通台，可以打电话点播，有时候早上起来看着卡通台，总忍不住想打个电话，但权衡了一下挨揍的痛感，还是作罢。
不过这不代表小伊就没挨过打。
那时候流行吃干脆面，不是面有多好吃，是里头的卡片真有魔力，那时候小伙伴们都忙着收集水浒卡，小伊每个月有2块钱零花钱，他会把钱攒起来，攒了5个月，拿着10块钱在家楼下买一堆干脆面。
这一堆干脆面当然不能带回家，于是小伊就在楼道里，开启了一场属于孩子的豪赌。他很享受打开每一包面的快感，但卡片可以拿，面却是肯定吃不完的，他说那时候也是傻，整栋楼就他一个小孩，他怎么会想到把面丢在楼道里就高高兴兴回家了。
等爸妈下班回家看到，第一时间就拷问他，一开始他死不承认，等让他拿出攒起来的零花钱时，他就怂了。结果当然是一顿好打。
小伊觉得，90后的快乐有一半是来源于学校门口，对于他们来说，学校门口是快神奇的土地，那里有卖小哨子的，据说能吹好几种声音，有卖蚕的，那时候哪个小孩没养过蚕啊，还有卖小鸭子的，可惜小鸭子都是被染成五颜六色，都活不长久。
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学校门口小卖部最强敛财神器——各种抽奖游戏，5毛钱一次的，1块钱一次的，运气好能中个5块钱、10块钱的，当然多数时候都是“谢谢惠顾”。小伊常常趁晚上爸妈不在家，骑个自行车到学校门口，来个几块钱试试手气。
有一次也真是走了狗屎运了，他居然抽到了特等奖，可以换一只电子宠物机，这下可惹恼老板娘了，那个六十几岁的老阿姨黑着脸死不认账，说这个奖券肯定是他自己带来了。他也很气，说就算是我带来的，也是在你这买的。争执之下不得已，老板娘只能从店里拿了最便宜的一只游戏机，一脸不情愿的给他。
说起游戏机，他还想起那时候很流行的Gameboy，是玩口袋妖怪之类游戏的神器，插上卡带，晚上躲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偷偷玩，这是很日常的操作，白天就收进书包里，带到学校偷偷炫耀一下。
学校也是个充满魔力的地方：那里有臭臭包，按一下丢到隔壁班，臭味弥漫；那里有木棉花，从树上掉下来，能当毽子踢；那里有用塑料瓶装的青草水，是日常课间饮品；那里有斑马笔，是学生时代的轻奢；那里有数不尽的课堂小纸条，能横传过半间教室，送到你偷偷喜欢着的人儿手里。
90后可能太幸福了，时代跨过了贫穷，跨过了战争，跨过了艰难，终于目睹了繁华，人们见识了死亡，品尝过鲜血，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终于拥抱了和平。
90后的选择真的很多，90后的选择也在飞速变化，游戏机到电脑，单机游戏到网络游戏，MP3到MP4，小灵通到摩托罗拉，甚至到苹果，时代在飞速地更迭淘汰，而90后正是这腾飞时代的重要受益者。
这时代，仿佛特别恩泽着90后。
2001 ——
因为爸妈在广州工作，小玲是出生后才被送回汕头的，随后便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提起童年，她最先想起的是幼儿园时，每天下午放学，爷爷奶奶去接她，怕她饿着了会给她带饼干和排骨汤，她也不急着回家，就在幼儿园附近，一边喝汤，一边拿饼干屑喂蚂蚁，看着蚂蚁排成队运食物，川流不息。这是她童年阳光下最难忘的画面。
稍大些后，和其他00后的孩子们一样，小玲也会开始看各种动漫，比如《名侦探柯南》、比如《百变小樱》、比如《守护甜心》，当然光看着可不行，还得买周边。那时候爷爷每周会给她5块钱，她就攒起来，买了好多卡片和贴纸。
卡片和贴纸现在还收藏着，只是日子久了，贴纸已经失了粘性，甚至还有点儿发霉，不过透过这些，小玲还是想起了小学的时光。
比如有些贴纸居然是EXO的，小玲差点都忘了那个年代EXO、Big Bang这些韩国男团在校园里的强劲风头，周围的小伙伴们都疯狂收集他们的卡贴，购买周边产品，家里条件比较好的，甚至可以购买明星同款的衣物用品。
除了韩星，那时候校园里还流行后来被戏称为“青春疼痛派”的小说，在学校周边的小店就能买到，便宜的一本只需要9块钱，小玲笑称这些“简直就是黑历史”。
但从2010年前后开始，这些矫情、甚至略显造作的言情文学，确实是女同学之间最好的兴趣和话题，她甚至还能记起一些作者的名字，比如顾漫、明晓溪、小妮子，也能回忆起一些书名，比如《旋风百草》、《微微一笑很倾城》。
可能是长大了，现在小玲对阅读的兴趣越来越往史书转移，但她还是承认，童年的时候很多她这样的小孩，都受到这些言情小说的影响，她们甚至会在课堂上偷偷看这些书，甚至自己写这种小说，她现在还能找到当时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当然，自己是不敢看了。
00后们还在用功读书的年纪，再过一年小玲也该高考了，和天下莘莘学子一样，她心里也有自己的目标，有对未来的向往。
路还很长，00后其实还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他们的童年好像过完了，又好像还没有真的长大，他们其实懂事了，又好像还不需要那么懂事。
他们的童年很近，但也在逐渐走远，因为他们正逐渐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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