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风的小草
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启功先生评价张伯驹
张伯驹的一生从个人世俗的眼光来看，应了马末都的名言：“真正的收藏，富可敌国，贫可立锥！”张伯驹一生收藏的古玩字画件件都是无价之宝，价值连城——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将他捐献给国家的藏品做了个估值：1136亿（当时的价值，放在现在更是天文数字）。无偿捐献后，他的生活陷入困顿，生病住院只能住在多人间的病房，可谓是“晚景凄凉”。
张伯驹的一生从国家大义的角度来看，却应了雷锋的名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张伯驹一生的事迹之所以会被传为美谈，获得赞誉，就在于他的收藏不同于其他人收藏，他将自己的收藏事业和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才显得伟大、高尚，更有意义。
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编者注：周汝昌评语）。所以，张伯驹的一生前半生是“民国四公子”，风光无限，散尽家财保护字画；后半生是老百姓，普普通通，历尽坎坷无怨无悔。
借用小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过的一句话（编者注：略有修改）来表达张伯驹的临终回望：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伟大的事业——为祖国的利益而斗争。
张伯驹1898年3月14日在河南项城出生，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也难以得到的“福报”。他是袁世凯的表侄，父亲是张锦芳，6岁的时候（1904年），过继给伯父张镇芳。
张镇芳，乃袁世凯兄嫂之弟。清光绪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署理直隶总督等职，后因拥护帝制被捕入狱，1918年获释，之后弃政从商，在天津任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
张镇芳开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的盐业银行，是当时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张伯驹家可谓是权贵富豪，家财万贯，家财几辈子也花不完。
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自幼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家族长辈是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张镇芳一生为他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希望他进入军界、政界，或者金融界发展。
但是张伯驹偏偏对这些没有兴趣，他的爱好是诗词歌赋、戏曲书法。17岁的他就厌倦了仕途，丢掉袁世凯给他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旅长的职位，一心专注琴棋书画，爱上了文人雅士的调调。
其母哀叹：“家里什么事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唉，随他吧。”其父为了不让他玩物丧志，1927年安排他在自己的银行挂职，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正是在银行挂职的机会，张伯驹迷上了古代字画，从此一发不可收。
张伯驹妻子
由于父亲盐业银行的特殊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这里，张伯驹由于喜欢这类东西，整天专注研究，赚钱的能力没有长进，鉴赏古玩字画的能力倒是超乎寻常，自此，他开始步入收藏界。
张伯驹从来也不会想到，当初只是兴趣爱好的古玩字画收藏，一不小心竟然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为此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被人骂作“败家子”。这个曾经的钻石王老五，民国四公子之一，付出了毕生心血，保住数百件国宝，上演了一场人生悲喜大戏。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碧影柔柔，浅秋潋潋。渲染古城，轻吟慢唱。小城故事，诗趣正央。
收藏界业内有一种说法：要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请到日本去。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日本1000多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文物珍品9万余件。中国书圣王羲之的珍品真品的摹拓本，诸如《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全都在日本。
落后不仅要挨打，还要被瓜分，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文物自然不能幸免。促使张伯驹把收藏从爱好转变为事业的就是国宝《照夜白图》流亡国外。
这是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
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夜照白是唐玄宗御马，传说中的汗血宝马。 这幅画为什么是“国宝”，因为图上有南唐后主李煜、美术史家张彦远、宋朝米芾等人题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流传有绪的名迹。 此画从唐朝到民国被收藏的历史脉络清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号称无价之宝。
1936年，《照夜白图》被溥儒(溥心畲，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仅以一万大洋转卖到了日本人手里（此前曾以3万大洋将《聚猿图》卖与日本人），此事震动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界，张伯驹听闻此事，紧忙托人找关系想追回此画，结果却无人上心，这令张伯驹痛心不已，便立志“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溥儒，这位前清皇族，名义上是为了缓解经济困难，实质上为了争取日本对溥仪复辟的支持，又准备以低价出售被中华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的《平复帖》。此贴只有巴掌大，共80字，按现在市值估算近20亿，真是一字千万金。
这是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照夜白图》上有张彦远的亲笔鉴题
为什么号称”天下第一帖“？此帖历史最古老，是西晋朝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谈到另一友人的病情有“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称为《平复帖》。 它体现出书法由隶变草、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原生态，具有珍贵学术价值，号称“镇国之宝”。乾隆时期，乾隆母亲钮钴禄氏得到《平复帖》据为己有，乾隆虽也想占有，只能作罢。 太后辞世，将这一古帖赠与儿子永睲，传至溥儒。
张伯驹知道后，心急如焚，使尽浑身解数，几经周折，终于以4万大洋购得。后来，日本人上门求购，愿意出价20万大洋（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公务员三百年的收入），遭到张伯驹的断然拒绝：“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不死心的日本人对张伯驹想出报复手段，1941年6月6日，张伯驹在去银行上班的路上被汪伪76号特务机关（背后是日本军方）绑架，妻子潘素接到电话，要赎金300万元。
后在张家的打点之下，绑匪允许潘素前来探望，张伯驹对妻子说：“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帖右侧前隔水黄绢的绢签上的痩金体“晋陆机平复帖”六个字是宋徽宗赵佶所题
最终，张家以40万大洋的赎金将张伯驹赎回。回家休养几个月之后，张伯驹将珍藏的字画缝进被褥，举家逃往西安，大量国宝才得以保存下来。
转眼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年代溥仪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
一些人将这些珍贵文物偷偷卖给外国人，好些文物流亡海外，这令张伯驹气愤不已，他致电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故宫博物院挑选精品，经过审查论价收回，还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请注意图片右上角印章——“太上皇帝之宝”
怎奈院方以价钱昂贵而拒收，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无奈之下的张伯驹自掏腰包先是以110两黄金从古董商马霁川购得范仲淹的《道服赞》，后来又以220两黄金购得第一古画展子虔的《游春图》，后来国民党某政要愿以500两黄金购买，被他拒绝。
范仲淹的《道服赞》帖，是范仲淹为同龄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是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作品。《游春图》是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
为了求购这两件国宝，张伯驹可谓是倾家荡产，他为了凑齐购买金，变卖了自己的宅院，他的宅院曾是李莲英的府邸，占地15亩，据说要是留到现在，光拆迁费就得一个亿，地皮价值上百个亿！
张伯驹收藏了《平复帖》和《游春图》后，被收藏界看成“二希合璧”，他把居住的承泽园改名为“展春园”，自号“游春主人”。
以上这些事迹，只是张伯驹收藏古玩字画的典型事件，他为此不惜一掷千金，不为别的，就为了不让国画流落异国。其实，爱国并不一定非得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一颗朴素的心灵，坚持做一件简单而不平凡的事情，苟利国家生死以，就能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在故宫的景仁宫内陈列着一份榜单：记录着文物捐献者名单，上面有张伯驹、马衡、郑振铎、王世襄，甚至还包括著名作家沈从文……
这份榜单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景仁榜”，榜单上的名字个个都是文化界的人中龙凤。
“自一九三九年肇始,至二零零五年二月,已有六百八十二人次,将三万三千四百多件个人藏品无偿捐给了故宫……”正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景仁榜”前言中写的那样:“他们献出的不只是一器一物,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的仁心义举,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
榜单中最耀眼的名字当属张伯驹。
张伯驹捐献给故宫的文物共计22件，虽然数量不是最多的，但几乎件件是国宝。其中，1956年捐献给国家的那8件文物，后由文化部转交故宫。李白《上阳台帖》是张伯驹赠送给毛主席的，后来在1958年，毛主席托人转交给故宫。
生在乱世，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更看透了人性之恶，富贵之人的贪婪。面对国人国破家亡的的黑暗，他的力量有限，保护国宝更多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一件件国宝流失海外，他除了痛心，更多的是无奈。
1951年，周总理亲自批示用45万8千港币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件事对张伯驹触动很大，他那颗悬了整整13 个春秋的心终于落下，把珍品唐朝李白的《上阳台帖》，赠与了毛主席，后来陆续捐献《平复帖》等国宝，件件价值数以亿计。
当国家因此要奖励给他20万元时，他拒绝了，宁可要一张褒奖令，那个时代的人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
张伯驹是收藏鉴赏家，还是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他对书画、诗词、戏曲等都颇有研究，造诣颇深。后来，因为痴迷京剧曲目，他遭到错误的批判，
与张伯驹相识相知的陈毅元帅，打来电话慰问，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走之前，陈毅在家设便宴为张伯驹送行，还书写“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送给张伯驹。4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这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也捐了出去。
1967年，张伯驹再遭不公正对待，后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下放到吉林舒兰县插队。当地公社拒绝接收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夫妇两个无奈只能返回北京，成为了“黑户”。
那时候张伯驹很落魄，没钱没粮。既无粮票，又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度日。1972年，陈毅元帅逝世，张伯驹写了挽联，给放在灵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毛主席抱病参加其追悼会。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张伯驹写的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直夸挽联写得好，内容如下：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主席顺便问陈毅遗孀张茜撰写挽联的人是谁？张茜告诉了毛主席，还顺便将张伯驹的遭遇告知毛主席，毛主席听说后，亲自指示解决张伯驹的困难。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从正式落户口于北京。
1979年，张伯驹病倒了，那一年他已经81岁了。1980年正月，张伯驹恢复名誉，但他一贫如洗，1982年，他再次病倒，他想住的安静一些，却因为级别不够无法住进单间，烦躁不安的他一直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在集体病房刚刚离开人世。
为了祖国的文化，他淡泊名利，他的爱国是纯粹的，是真心的，这种品性集牡丹之宝贵、菊花之隐逸、莲花之君子于一身。
张伯驹的一生，比捐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任岁月沧桑，历史无言。张伯驹的故事将永世流传，他的精神正如经济学家千家驹所言：
“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张伯驹真乃好汉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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