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豪是怎么倒下去的
撰文|黄大拿
即使除掉了很多富豪 ，但洪武朝并不是一个能让农民得到实惠、欢欣鼓舞的盛世。
人固有一死。
死法却各有不同。
富豪们的死往往更是千奇百怪。或如厕憋死，或爬墙坠亡，让人瞠目结舌。
难道真是"富可敌国，不祥？"
看看明朝的情况吧。
一
"沈万三"只是一个符号
哪怕对明史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也大多知道江南首富沈万三的故事。
明朝初年，沈万三捐资助修都城三分之一，又犒赏军队，明太祖龙颜大怒："一个匹夫，居然想犒劳天子之军，这是乱民，应该杀掉！"好歹经马皇后劝解，将沈流放了事……
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官修的《明史》都特地引用过，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但著名明史学家顾诚对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在一篇题为《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的文章中，顾诚经过一番考证，认定"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肯定的。"（见光明日报出版社顾诚著《明朝没有沈万三》）
按照顾诚的说法，既然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经死去，那么洪武年间这位江南首富与朱元璋的纠葛，就完全属于子虚乌有了。
但是，顾诚的考证又遭到了另一位明史学家樊树志的批驳。
樊树志通过稽核多种史料，认为顾诚断言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并没有说服力。
明朝到底有没有沈万三？
在黄大拿明史拍案看来。这个问题不宜呆看，因为"沈万三"很可能就是一个符号。
即使顾诚的考证站得住脚，一个叫沈万三的富人的确在元末就已经去世了，但明初居然会有那么多沈万三故事在不同的记载中流传，这个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很简单，有没有沈万三这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许多沈万三一类的人遭到了国家政权的整肃。在沈万三故事的流布中，人们婉曲地表达着他们的情绪。
其实，在明朝初年，比传说中沈万三遭遇更惨的富豪堪称比比皆是。
早在朱元璋攻下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不久，新朝就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朱元璋的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
为防止这些富户逃回原籍或移徙他处，明政府还颁布禁止逃亡的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有重罪"。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受到严惩。
后来这种强制性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还有：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四月，"徙江南民田淮南"；洪武二十四年，又命令工部把各地富民五千三百户迁到南京。
明太祖运用法律打击大户更是不遗余力。富豪们稍不小心，就会招致横祸。有的因触犯新的法令，有的因亲友犯法而连坐，常常是一个得罪，合家遭殃，而一旦罪名成立，则其财物田产都将充公。
洪武朝发生了不少大案，牵涉富豪甚多，史籍对此有很多惊心动魄的记载。
后来被朱元璋之子朱棣灭了九族的方孝儒，就曾经在文章中说"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另外一个文人吴宽则说，三吴地区"豪民巨族，刬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影灭，荡然无存"。
二
明太祖为什么"仇富"
明太祖为什么如此"仇富"？
首先当然有传统的渊源。
《明史》中记载，马皇后劝谏朱元璋不要杀沈万三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
马皇后的意思是说，一个财主富可敌国，他已经是不祥之人，老天都要降祸于他，又何劳陛下您去杀他呢？
作为朱元璋的枕边人，这段话准确地抓住了朱元璋的心理。
虽然以今人对财富、对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理解，都会认为私人财富的增长是国家的幸事，但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一个百姓的财富如果超出了基本的物质需求，甚至富可敌国了，那一定会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
"富可敌国，不祥"，这样一句话，当代以跨国集团为荣的人们肯定很难理解，却又是为古人所深深信奉的。
正因为此，朱元璋抑制富人的方略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继承了传统的"治国智慧"。比如强迫移民，秦始皇、汉高祖均曾迁徙富民于都城和其他地区。他们都一致认为，富夺其基，人夺其势，这样连根拔掉，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会使实力不弱、可能的异己者失去经济和社会支柱。
其次，就朱元璋个人来说，他的历史视界非常狭隘，其治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社会。
这样一个社会应该符合下列特征：人人有田种，男耕女织，没有闲人，民风淳朴，相携互助；在上者实行轻徭薄敛，官员守法，在下者安居乐业，按时上交赋税。
这样一种治国理想，是天然排斥商业活动的。
朱元璋不仅认为放纵商贾聚敛财富会使老百姓弃本逐末，心术大坏，工商业发展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更让他仇视和恐惧，因为这种趋势显然不利于其对臣民的强力控制。
三
"仇富"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朱元璋的"仇富"究竟带来了什么？
这可以分两面来谈。
对朱明王朝，当然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其对臣民加强控制，此外经济上的收益也十分丰厚。富人财产充公，数字庞大；由于大批地主的私田被没收，明初江南官田数量因而激增，明政府的田赋收入也得以大量增加。
那么，从另一方面，朱元璋的"仇富"对一般百姓是不是就非常利好？
过去，史学家们谈起朱元璋建国后的"锄豪强、抑兼并"，很少有不眉飞色舞的，因为据说此举有利于缓解阶级矛盾，减轻富豪地主对人民的剥削。
从这一结论出发，有的学者们还认为"朱元璋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只限于那些违法乱禁的豪强势族，对于那些遵守法纪的地主则是采取保护和依靠的政策"。
很可惜，这位学者在他的大著中仅举出了一个富人历洪武之世，"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因而"独能保全无事"的例子。毫无疑问这样的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
且不说例证太少，相反的例证又太多，就是在这一个"独"例中，一个守法百姓居然要靠"每戒家人闭门"才能平安无事，这究竟证明朱元璋打击面有限还是相反？
朱元璋把地主的私田收归为官田，对百姓也未必就是好消息。
在传统生产方式里，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固然要不可避免地遭受盘剥，可是当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的时候，农民能不能不种地了呢？
不能，还是要种，只不过，他过去从地主那儿租种，现在，变成了从官府那儿租种而已。那么，他是不是不再遭受剥削了呢？
不是！他依然要为租田上交赋税，而史料证明，官田的税赋比民田还要高数十倍！也就是说，农民遭受盘剥的程度不但没有减轻，相反还加重了！
这样一种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难索解。农民过去租种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选择余地大，而现在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在你不租就没有饭吃的情况下，你不乖乖就范还能怎么办呢？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告诉我们，一个雇主很多的市场，对受雇的一方总是有利的，如果市场上只剩下了一个雇主，你就只能接受这唯一一个雇主的开价，因为除此以外，你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
显而易见，即使除掉了很多富豪 ，但洪武朝并不是一个能让农民得到实惠、欢欣鼓舞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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