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行走在历史的空间(行走在虚构与历史间)(1)

邱华栋近照 资料图片

行走在历史的空间(行走在虚构与历史间)(2)

行走在历史的空间(行走在虚构与历史间)(3)

邱华栋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他相继出版了两本新书——短篇小说集《十侠》和非虚构作品《北京传》,前者从历史中点燃灵感的引信,后者融个人体验于城市史写作中,虚实相生,别具一格。他既像一位游侠,穿梭于历史与虚构间,又像一位探险家和侦探,在文字的丛林中不断发现新的惊喜。

《十侠》:写侠义精神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龚自珍的两句诗,道出了古代文人的理想人生。大抵文人总有个文武双全的梦想,求之不得便在想象和文字的世界里圆梦,也难怪历史上出过那么多写武士、写侠客的小说,堪称“千古文人侠客梦”。无论是《史记》、唐传奇,还是四大名著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抑或是《三侠五义》《蜀山剑侠传》,金庸、梁羽生、古龙们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书中人物的高歌纵酒、快意恩仇、隐逸高蹈、仗剑天涯,总能点燃读者的阅读热情,而那一个个特立独行、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也深深刻印在我们脑海。

和别人一样,这也是作家邱华栋喜爱武侠小说的原因,他说:“我十几岁的时候读了很多武侠小说,还模仿着写了一本,叫《碧血侠情录》,大概有十万字,听着很像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的名字。”和别人不一样的是,那时的他正在业余体校武术队练武术,早上两小时,晚上两小时,从蹲马步的基本功开始练起,到组合拳,再到长拳、南拳、通背拳套路,刀、枪、剑也都耍过。于是,武侠小说爱好者、武术爱好者成了邱华栋的双重身份,他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少年。

时间埋下的草灰蛇线往往直到回顾往事时才能看清。邱华栋没想到,过了几十年,他会严肃认真地写出一本以侠客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集——《十侠》。

2018年一次拜访恩师的契机,让他萌生了创作的冲动。“那年夏天,我在上海探望了年近八旬的黄加震先生,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是我练武术的师傅。黄老师见到我这个徒弟很高兴,早早穿好了对襟练功服,长刀、短刃、明器、暗器……加起来上百件家伙,摆了一屋子。后来,我们师徒二人来到楼下花园,他一个弓步,将关羽当年耍的那种青龙偃月刀一横,单手举过头顶。接下来换我,刀是举起来了,几秒钟后,就哐当砸地上了。”邱华栋笑着回忆说。打那次起,他就想写本武侠小说,送给老师当八十寿辰的贺礼,也算给小时候的武侠梦来个“未完待续”。

武侠小说不少都脱胎于历史,受史传影响很深,《史记》就有《刺客列传》,其中不少历史人物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是侠客。邱华栋由此先选定了一个大方向,“我把它框定在以历史为背景,用武侠小说、历史小说这种方式来写。”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十侠》的故事时代背景各异,但都精准地嵌入到历史风云之中。《击衣》写春秋晚期刺客豫让与赵襄子的恩怨;《龟息》以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为背景,虚构了名为龟息功的吐纳之法;《易容》从王莽新朝的覆灭敷衍出来;《刀铭》取材于《后汉书》刺杀大将军梁翼的故事;《琴断》写魏晋名士嵇康;《听功》取材自《旧唐书》,以唐太宗李世民换立太子之事为线索;《画隐》讲的是宋徽宗时一个关于画的故事;《辩道》和蒙元时期忽必烈召开的一次佛道辩论有关;《绳技》想象明建文帝败于燕王朱棣后的踪迹;《剑笈》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背景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十个朝代,十个侠客,十种功夫,十个故事,绘制出一幅千古侠客行状图。

“《十侠》以大家清楚或者隐隐约约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为依托,同时又想象了十种技艺、兵器,每篇小说对应其一,虚虚实实地把它写出来,其中彰显出的侠义精神是我表现的重点。”邱华栋说。

在《击衣》中,豫让为报智伯瑶的知遇之恩,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刺杀赵襄子,为主公报仇。豫让没在其如厕时行刺,赵襄子发现后感念其不乘人之危,放了他;第二次刺杀,豫让因曾领受赵襄子的不杀之恩而内心矛盾,赵感佩其忠义,让豫让以剑击衣的方式完成夙愿。其中的忠义、耿直、“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传颂千载。

“《击衣》也写出了豫让和赵襄子之间的惺惺相惜。类似表现侠义精神的内容,在这本书中还有不少。”邱华栋说:“《史记·游侠列传》中评价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我想这种侠义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价值。”

《北京传》:为城市立心

文学与城市有着怎样的关系?远的说,有东汉班固《两都赋》对长安与洛阳的赞颂,有宋代市井生活与话本小说的紧密联系;近的说,有新感觉派对上海十里洋场的形绘,有彰显南北城市风格差异的地域文化书写。城市既是不少文学流派得以生成的沃土,也作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断拓展着文学空间的边界。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叶兆言《南京传》、孔见《海南岛传》、叶曙明《广州传》、胡野秋《深圳传》以及徐风展现江南文化变迁的《江南繁荒录》等作品的出版,融汇文学笔法与非虚构创作旨趣的城市传记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这其中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就是邱华栋的《北京传》。

“2017年夏,当时我正在读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伦敦传》,很厚的一大本,有80万字。有一天我见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聊天中说了一句‘读了这本《伦敦传》,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没多久他就向我约稿。”邱华栋说。

把有着3000年历史的一座古老都城用传记的形式写下来绝非易事,邱华栋能有这样的底气,不得不说缘于他多年来对北京的观察、思考与创作实践。

对北京,邱华栋并不陌生。出生于新疆的他,199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起,邱华栋就以《乐队:摇滚北京》《手上的星光》等作品建构起一个迥异于传统北京的现代北京形象。他曾说:“在美学多元的时代,判断自己是哪一元至关重要。对于我而言,不可能去虚拟历史,我们这一代对当代中国历史缺乏体验记忆,我因而对当下生活非常感兴趣。我生活在城市中,便把写作的视点放在以城市为背景了。”这个城市就是北京。1995年到2008年,邱华栋创作了总题为“北京时间”的4部长篇小说:《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展现出全球化时代中,身处北京的知识人世俗生活与精神境况的碰撞。

从虚构的小说到非虚构的城市传记,除了几十年的资料收集研读,外国城市传记的启发,邱华栋在动笔之前很下了一番功夫,在他看来,如何写决定了作品的成败。“给一座城市立传,是一种非虚构文学的新写法、新题材,我希望呈现出北京3000年城邑史的时间轴线和空间移动的图景,因此在结构上采用主章和副章结合的写法:主体章节是城市演进过程中的重点叙述,描述出朝代更替过程中城市的状态;副章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建筑、规划等,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叙述。”比如第一章“蓟城与燕都”,主章从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写起,之后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溯源北京建城之始——蓟城,再说燕都的历史沿革,给读者以清晰的脉络和线索;副章则以作者访古探幽董家林遗址和永定河为补充,古今并置,辅以直观的体会。主、副搭配,主干清晰可辨,副线点缀强调,颇富层次感。

除序章和终章外,《北京传》从第一章3000年前的西周蓟城和燕都,到第十一章对未来世界城市的展望,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邱华栋完成了一次对北京城市历史沿革、建筑规划和人文记忆的巡礼。其中既有史料的爬梳,也有感性的经验体悟。“资料是死的东西,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北京各个犄角旮旯、各种人群的接触和观察才是最重要的。这在《北京传》中也有所呈现。”邱华栋说。

在第二章“唐幽州城”的副章“潭柘寺的守望”中,邱华栋想象一位古代僧人行走在幽州西北部的山里,寻找着修建寺庙的山水俱佳之处,最终在一眼潭水边找好了地方,建起了嘉福寺,后来称作潭柘寺。造访潭柘寺的经过,被作家详细记录下来,举凡周遭环境、大殿形制、秀丽风光、文物遗迹皆诉诸笔端,可以视作一篇发思古之幽情的游记。

为北京立传,主要关注的自然是历史的一面,但正如邱华栋所说,他的写作有那么点“厚今薄古”,“我笔下的北京不是远去的北京,而是当代的北京、此刻的北京,崭新的北京,我自己的北京。”拥抱当下,又向未来敞开,是《北京传》的态度,也是全书以“‘中国尊’的瞭望”为序章,以“未来之城”为终章的原因。对智慧城市、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副中心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一体化、大兴新机场建设等当下北京发生着的重大现实,邱华栋都有所涉及,让《北京传》的视野和眼光从历史遗迹与泛黄的典籍延伸到跃动的当下,汇入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滚滚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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