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王安石变法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宋神宗四年曾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被记录在《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时任枢密使的文彦博为了劝说宋神宗取消变法，用祖宗之法和民心为借口试图给宋神宗施加压力，在宋神宗看来变法尽管招致一部分士大夫的不满，但是百姓未必觉得不方便或者不好，针对宋神宗的这种说法，文彦博提出非常著名的观点：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就是小学课文“灌水取球”中的主角
这话说的很微妙，能够反映出宋朝政治上的一种矛盾——宋代皇帝自称官家，其说法来源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宋朝皇帝“兼三无之德，故曰官家”，这表明宋代皇帝自己要天下为公的决心。但在文彦博这种士大夫看来，真正和皇帝一起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而不是百姓。
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好像宋朝以前的皇帝都不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在任何朝代都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只不过宋朝更加依赖和看重士大夫的力量。而文彦博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希望宋神宗能够偏重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此外还牵扯到和王安石的党派之争，这里不做过多阐述。
那么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皇帝是怎么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两个方面：①扩大寒士的录用和士大夫阶级的利益；②提高士大夫的议政权力；
宋代共治：寒士的录用和士大夫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陈桥兵变以后赵匡胤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同时限制五代以来武将权势过大的弊端，所以他开始扩大文官集团的统治权力。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桥段。
如何扩大文官集团的力量呢？首先是维护和提高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其手段就是“恩荫”，自赵匡胤开始不仅提高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中的议政地位，维护其利益最好的表现就是恩荫。从太师到开府仪同三司等官员，宋朝皇帝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每个级别的官僚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数量将自己的直系亲属和门客推荐到朝廷任职。
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五人。曾任执政官、见任节度使：四人。太中大夫以上：一人。诸卫上将军、承宣使：四人。观察使：三人——《宋史·职官志》
通常情况下，大臣在退休的时候可以推荐一次，去世的时候可以推荐一次。此外，国家举行大型祭祀礼仪活动时，或遇皇帝诞辰的时候也会恩荫官僚后代，最后形成“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离襁褓，已列簪绅”的特殊现象，很多官僚的后代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在政府担任职位。而这就是造成宋代“冗员”的根本原因之一。
王安石变法
范仲淹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中都有裁减官员的计划，也正因为这样招来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而这即也是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它首先建立在对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维护之上。但过于庞大的机构也造成宋朝政府在开支上的巨大压力，包拯曾对此现象批评说：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寒士扩大录用规模，宋代时科举制度已经日趋完善和严格。下层寒士想要入仕的有效途径就是参加科举，宋代时取士规模已经是唐朝时期的数十倍，宋太宗在位期间录用的进士高达近万人，到宋仁宗时对进士的名额有所裁减，但也有四五千人之多，“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
宋朝政府加大力度录取社会人才，以至于吸引了大批的读书人参加科举，到宋徽宗六年时，光去竞争进士名额就有一万五千多人，“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可谓一时盛举。此外宋代的科举制度除了正常的参加考试以外，如果屡次不中，没有得到朝廷的录用，宋朝也会以“特奏名”的方式对这些人重新补用。
所谓“特奏名”是针对那些考进士屡次不中的人，将他们的名字重新汇成一张名单呈递到皇帝那里，允许他们重新附试，然后赐予本科出身。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又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愿试武艺及量才录用者，又五百余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宋史·职官志》
这也是属于皇帝开后门的恩科，如柳永屡考不中，最后是因为宋仁宗开恩科才把他录取。通过扩大取士规模，宋代吸纳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知识分子，如王安石、欧阳修、晏殊、范仲淹、吕蒙正和苏轼兄弟都是科举出身，从而踏入政坛的代表。虽然宋代科举制度还存在一些漏洞和弊端，但是宋代名臣汇集却都得益于科举制度。
范仲淹是寒门苦读，科举取士的代表
正因为扩大了对下层知识分子的录用规模，所以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力量变得十分庞大，而宋朝皇帝也通过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吸收到朝廷中来，在实现巩固皇权的同时，也初步实现了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雏形。
宋代共治：士大夫阶层的话语权和议政权力然而，仅仅只是扩大对知识分子的录用并不能够体现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本质，在宋高宗看来“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这话的意思自然是说所谓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不单纯是指与士大夫阶层一起共治天下，而是和贤人共治天下。
既然是共治，什么才叫共治呢？宋以前的士大夫阶层难道都不算共治吗？《魏郑公谏录》中有一篇叫《对为政之要务全其本》的文章记载了唐太宗对群臣说的一句话，道：
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静肃，并由公等咸尽忠诚，共康庶绩之所致耳……公等辅朕，功绩已成，唯当慎以守之，自致长保，并宜勉力，事有不可，则须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
这里的“理”指的是治理的理，唐太宗的共理是指自己在群臣的辅佐下，“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只要君臣同心，君王有远大抱负，群臣“咸尽忠诚”辅佐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唐太宗这番话大体道出了宋以前那些士大夫的角色定位，其实他们并不是议政的主体，虽然他们是政治的主要构成，但在议政权力中，他们属于辅佐、参谋和幕僚的身份。
但在宋代情况不同了，宋代士大夫的“共治”表现为他们和皇帝一样成为了议政的主体，每一条政令和政策并不全然都是皇帝的决定，也是官僚们共同商议出来的结果，士大夫们的意志也决定了国家的方向。而这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核心，即宋代士大夫阶层的议政权力提高了。
但实际上自赵匡胤开始为了限制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这六类人专权的可能，对宋代的官制进行了许多次改革，目的就是为了防范权臣出现的可能。由此可见，从本质上来说，宋代皇帝也并不是那么信任官僚集团。
真正体现他们权力的是文官们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如军事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往往都是由文官来担任，武将往往只负责带兵打仗，军事调度则全由文官集团来决策。如岳飞时期，当时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宰相张浚，再如主持开禧北伐的总指挥韩侂胄也是以宰相身份总揽军政大权。
宋朝的士大夫话语权是伴随着议政权力的提升而提升的，在话语权方面主要表现为台谏力量，所谓的台谏是指以专门负责纠弹的御史为台官，而负责建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为谏官，正是这群人的存在构成了宋代党派之争的主要群体。
如苏轼“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们发起的针对保守派的一场政治清洗，台谏力量在朝廷上往往会因为各自的立场和党派不同而相互攻击弹劾，此外针对皇帝的权力和政令也做出了诸多的限制，他们往往通过纠弹建言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宋神宗在推动变法时表现的过于专断，便招来群臣的反对说“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也就是说皇帝一言九鼎的权力正在失去效力，“多出陛下亲批”反而容易成为“致乱之道”。
及至宋孝宗时因为决策多由他来决策，由此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恐慌，徐谊站出来便站出来提醒宋孝宗不要和臣子们争权。
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谊谏曰：“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宋史·徐谊传》
吕祖谦也站出来提醒宋孝宗说：
夫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宋史》
意思让宋孝宗各尽其职，宋孝宗当好自己的皇帝就行了，不要过度去插手大臣们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宋宁宗在位时期也有这种大权独揽的迹象，朱熹便上奏说：
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于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其事悉当于理，亦非治世之体。
朱熹所说的“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体现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核心：即宋朝的士大夫们不再是单纯的辅佐皇帝的工具，而是成为和皇帝平起平坐的议政主体，皇帝可以决策政令，士大夫阶层也可以。而这就是他们的议政权力的提高带来的话语权，宋朝士大夫们的话语权提高了，皇帝自然也就不能随便决策，甚至连插手政务的权力都没有了。
宋神宗早年想要处死一个犯了错误的官员，但是在宰相和门下侍郎章惇的反对下，宋神宗最终只能作罢，面对这种处处被束缚和限制的现状，宋神宗不满的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由此可见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非犹如人们想象中的生杀予夺，尽在皇帝之手，很多事情都不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士大夫们的态度也成为了重要的决策因素，综上述所，这就是宋朝的士大夫们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方式以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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