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的“乐山时期”（上）
下篇 伟大时代中磨砺的卓越精神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31－1945年），是近代中国在落后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后第一次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前后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全国的广大军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巨大的屈辱与惨重的牺牲，最终以一场代价巨大的“惨胜”，彻底扭转了一百多年来日渐沉沦的悲惨国运，吹响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号角，并以其沉重的苦难与不朽的光荣，永载中华民族的千年史册。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在无比艰苦的环境下，一方面与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另一方面则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办学成就。这一切绝非偶然——伟大的时代，必定会熔铸出卓越的精神，而唯有卓越的精神，方能缔造出辉煌的成就。于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而言，在其“乐山时期”的历史辉煌背后，也必然蕴藏着一股强大而宝贵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我们似可将其称作——武汉大学的“乐山精神”。
校徽、校训和校歌，是一所学校最基本的文化标识，也是其校风与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国立武汉大学曾在1931年制定了校徽，但校训与校歌均迟迟未能确定。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多次要求全国各级学校制定校训、校歌。1939年3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51次校务会议通过了“校训校歌迭奉部令饬拟呈报应如何办理案”，议决“推定徐天闵、刘博平、朱光潜三先生组织校歌撰拟委员会，由徐天闵先生召集”。4月21日，第354次校务会议议决以“明诚弘毅”四字为本校校训。6月9日，第356次校务会议又通过了“审定本校校歌案”，议决“根据校歌撰拟委员会报告通过”。
1931年制定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徽
1939年确立的国立武汉大学校训
国立武汉大学校训“明诚弘毅”中的前二字“明诚”语出《礼记·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后二字“弘毅”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尽管我们今天无从知晓这条校训确立的具体过程，但据笔者推测，该校训的前二字“明诚”很有可能是时任校长王星拱的提议。早在1931年4月13日，当时正兼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教务长、理学院首任院长和化学系首任系主任等职的王星拱，就曾在一次题为《行易知难和儒家学说》的演讲中专门谈到了他对于《中庸》中的“诚”字以及“自明诚”一语的理解：
中庸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而明，即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明而诚，即是择善固执。学者不全是圣人，所以择善固执，是重要的步骤。因此，下面又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四件即是择善，后一件即是固执。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进行简单解释，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即是说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是圣人的天性，由明白道理后做到真诚，这便是教化的结果。以笔者之见，国立武汉大学当时之所以会以“明诚”而不是“诚明”为训，即是在承认“学者不全是圣人”、武大学子中的“中才”远多于“天才”这一客观现实的前提下，充分注重教化的作用，以收“自明而诚”之功效。在王星拱看来，“自明而诚”的具体过程，即是“择善固执”，具体体现在治学的过程中，也就意味着要善于发现、甄别与求得真理，进而以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去坚持真理。
在笔者看来，以“明诚”作为校训，足以同时体现施教与受教的统一，德育与智育的统一，为学与为人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以及甄别真理的智慧与坚持真理的勇气的高度统一。短短二字，竟能从中解读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实在是令人赞叹不已。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国立武汉大学校训的用词精妙，由此可见一斑。
简而言之，以笔者的理解，所谓“明诚”，就是要一切以真理为归依，始终以诚实、诚恳、诚信的治学态度，乃至择善固执的不懈精神来追求真理；所谓“弘毅”，便是要永远将远大恢宏的志向与坚毅刚强的意志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既要胸怀理想、志存高远，又要躬亲践履、刻苦实干；既要顶天，也要立地……四字合一，即是修业崇德、顶天立地之意，很好地表达出了当时的武大对于全体师生校友的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与殷切期望，亦堪称是“武大精神”的最佳表述、集中体现与真实写照。
正如国立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某位校友所言，“校训为一校师生朝乾夕惕的箴言，对于校风之形成当不无功效”，当时的武大，不仅校方大力提倡“践履笃实之精神”，广大学子也满怀着“淳朴无华的气息，及沉毅踏实的精神”，“兼之武大的历任校长以及同学们尊之为人师的许多权威教授，其作人与治学又皆诚挚严谨，所以武大的传统精神，很自然地与其‘明诚弘毅’的校训相吻合”。
另一位校友则指出：“代表着武大整个精神的，是惇朴，是切实，是用功，是沉寂，这可以从各方看出来……诚朴之风不变，无论做什么，都秉承着‘明诚弘毅’（校训）的精神，保持着认督〔真〕切实的态度。而绝少奢靡浮华，嚣张夸耀之习气。在校做功课时是如此，出校服务社会时，尤其如此，这是一般人所承认称许的。”
1939年作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歌 （曲作者不详，词作者疑为徐天闵、刘赜、朱光潜）
此外，正如1938年诞生于流亡途中的广西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校歌明确地提出“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一样，1939年诞生于四川乐山这一战时校址的国立武汉大学校歌，开篇即是“黄鹄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随后又是“试选珞珈胜处，安置百亩宫室，英隽与翱翔”，可谓不谋而合地表达出对于学校战前故址的深深眷恋之情。这几句歌词，充分地体现出因躲避战火而被迫流亡至西部抗战大后方的武大师生，虽身在乐山，却仍心系珞珈故土，并力图将本校的优良校风与精神，在艰难的战争年代与遥远的异省他乡继续发扬光大，直到最后河山光复，重返家园。
1943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早年在乐山求学期间，曾在国文作业中作诗一首：“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的国文教师叶圣陶教授在诗后批注：“爱国爱校之心深矣。”2008年，在时隔近70年之后，谭崇台先生又赋诗一首：“东湖碧波早非梦，珞珈翠微绿入心。国泰民安兴百废，六旬执教在汉荆。”
2008年，在武汉大学举行西迁乐山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笔者在为时任校长起草校庆大会讲话稿时，曾参酌与综合各方观点，在初稿中将武汉大学的“乐山精神”初步归纳为四个方面——教育报国、不畏牺牲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弘毅精神；兼容并包、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造福乡邦、引领社会的服务精神。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笔者亦曾多次深入研究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历史，同时也继续对武汉大学的“乐山精神”进行了反复的斟酌、体悟与再思考，力求为之觅得更为精当与贴切的文字表述。以笔者当前的思想认识，当年的国立武汉大学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岁月中所锤炼出来的“乐山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
（一）勇赴国难、共济时艰的爱国精神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何去何从，成为了全国各界人士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不少人认为全国上下应当“全民皆兵”，广大青年学生都应该直接上前线从军抗战，或是从事战地服务，与之相应，学校教育也应当直接服务于抗战需要，实施所谓的“抗战教育”。面对这样的观念与呼声，以王星拱校长为首的武大当局完全不为所动，他们的态度十分明确而坚定——“前方抗战固然重要，后方育人也不可少”。当时，王星拱曾以教育家的深远眼光，公开向武大师生表示：
敌人的飞机还没有炸毁我们的学校，我们不能自己瓦解了。我们不是要和日本兵拼命，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东京帝大，只要日本的大学还在上课，我们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学校办下去。战争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将来建国更需要人才，大学不能停办，念书也是抗战。（大意）
最终，武汉大学除了有少数热血青年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投笔从戎，直接奔赴抗战第一线之外，绝大多数师生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学校一起向抗战大后方转移，少数人选择了直接参与激烈残酷的军事、政治、经济抗战，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知识分子本职所在、同时也更为擅长的学术、教育、文化抗战，诚可谓“去留肝胆两昆仑”。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全国性的高校内迁浪潮中，与其他大多数内迁高校相比，国立武汉大学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便将绝大多数师生“一步到位”地平安送抵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四川乐山这一迁校目的地，随后大部分图书仪器设备也都千里迢迢地转移到了这个战时校址，其迁校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以及在迁校过程之中所受损失之小，都是极其罕见的，实乃国难浩劫之余的一大幸事与奇迹！而这也充分体现出当时的武大人在国难深重的紧急关头临危不惧，同时又从容不迫、淡定自如的远见卓识与坚毅品格。客观地说，武汉大学的迁校工作，堪称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内迁的一大成功典范，就全国范围内而言，亦只有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厦门大学等极个别高校的内迁过程能与之相媲美。
武大西迁乐山后，王星拱校长曾立下“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的铮铮誓言，将办好教育、造就人才作为支持抗战的重要手段与历史责任，在平时的教学中灌注抗战的精神，并特别强调战争与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他多次发表演说，号召抗日，并且告诫广大师生，要卧薪尝胆，不忘国耻，团结互助，共度难关。正如他当时所言，“说到我们的生活和读书情绪方面，跟着持久抗战而带来的一般人物质享受的困苦，本校教职员学生自不能例外。但是我们深切了解一个被侵略国家抗战时期的艰苦情形，和抱有未来打退日人后幸福的希冀，吃苦精神特别大”，“本校同抗战一样受着艰苦，同时也同抗战一样，在艰苦中不断的努力奋斗着，虽然奋斗的结果，不敢自信，却无时不抱有求发展、进步的一腔热忱”。
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1943年给毕业生的题词
在抗战期间，不少武大教授正是怀着满腔的报国热忱，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其中尤以文学院史学系教授吴其昌的事迹感人至深。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身为清华大学讲师的吴其昌，便亲率妻、弟前往南京绝食请愿，请求政府当局出兵抗日，在那之后，随着“国势日危”，其“忧思亦日深”。1932年，吴其昌改任武大教授，其后“体益弱而学益勤，忧益殷，积劳积忧，久而成疾”。然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却“兴奋异常，讲演撰文，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在随校西迁乐山之后，吴其昌教授又不幸“渐患呕血之症”，然而，他却“常于咯血之后、发热之际，扶杖上课，工作不辍，甚或过劳晕厥，稍息即强起写作自若”，一旦有人劝他“节劳静养”，他就会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之语为托辞。他还经常声称——“不至抗战胜利之日，决不休假”，“我勤奋工作，一天顶两天用；活四十岁，等于人家活八十岁”，并最终以短短40年（1904－1944）的闪亮生命，履行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神圣的学术、教育与抗战事业的庄严承诺。
1944年在乐山英年早逝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教授吴其昌
至于广大学生，正如当时的校友们所言，“母校向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迁嘉以后，大部份同学家在沦陷区域，深受国破家亡之苦，益自奋勉，故校中上课，实验，实习，一切与在珞珈无异”，“似乎大家都以为国难时期能在后方读书，是一种过分的享受，因此也负了非常的义务，在目前这义务便是认真的读书”，“大家都想着等到抗战结束后能有所作为，所以学习都特别认真”。
另一方面，在整个抗战时期，亦不断有武大学子中途辍学，慨然从军，直接奔赴抗战的最前线，将自己的血肉之躯，熔铸到保家卫国的“新的长城”中去。据不完全统计，光是抗战后期在学校保留学籍的前提下毅然从军的武大学生，就至少有150多人，而在此期间，学校方面也随时等待着他们在凯旋之后，能够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总之，无论是坚守教育报国的本职，或者是选择投笔从戎的道路，都无不体现出武大人大义凛然、默默奉献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弦歌不辍的武大师生，正如王星拱校长所言，“并不因身处后方，生活困苦，就忘却了抗战的使命”。在他看来，作为一所高等学府，武汉大学“抗战工作的主要目标”，后来有了一个“更进步的转向”——“就是各人拿出自己在学校里所学习的智识技能，来贡献国家，帮助抗战。像本校师生与航空委员会，兵工厂，乐西公路等机关技术合作”。除此之外，“一般的抗战工作，像成立伤病之友社支社，捐款慰劳前方将士，兵役宣传等，以及科学讲演，学术展览会，民众学校，各种壁报，都是本校师生在抗战期中所共同努力于社会事业中最著成效的工作”。就这样，武大师生在刻苦攻读之余，也以自己的满腔热血，不断地在乐山当地的大街小巷、城郊乡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大师生们勇赴国难、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绝不仅仅只发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即使是在抗战的大后方，亦时常需要以同样的勇气去应对战争的严重威胁。比如说在1939年日军对乐山的“八一九”大轰炸中，武大师生便与乐山人民一同遭遇了严重的浩劫和惨烈的牺牲，但同时也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并展现出极大的英雄气概。据当时在武大中文系任教的叶圣陶教授所言，“在日本飞机还没有飞走的时候，武大和技专的同学出动了，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杠抬受了伤的人和断了气的尸体，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听到这个话，我激动得流泪了……那是教育奏效的凭证，那是青年有为的凭证，把这一种舍己为群的精神推广开来，什么事情做不来呢”？！
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后的乐山街景
（二）坚韧不拔、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
在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过程中，尽管学校组织的迁校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毕竟在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深重国难中，失去了自己刚刚建成的宏伟校舍而客居他乡。在战时的经济、财政状况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学校的办学经费与广大教职员的生活收入均大为减少，图书仪器设备及文具、药品、材料等办学资源日益紧缺，教学、科研的基本条件大大恶化，全校师生的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可以说学校当时就连维持基本生存和日常运转都成了大问题。物质上的艰难、困窘，有时亦难免会导致精神上的萎靡不振，正如当时的校友所言：“母校自迁嘉定，初以大动以后，难于立即安定，更因校舍离散，规模扩大，一切难以就序，颇嫌精神涣散，校运维艰。”
然而，在如此艰难的客观环境下，国立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亦从未放弃过对教书育人、刻苦治学与服务社会的一贯追求，更从未放松过对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的高标准要求。不管战时的物质条件有多么艰难，学校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改善教学、科研的基本条件，而只要物质条件稍有好转，学校便会立即在教学、科研上增加经费投入。
在王星拱校长看来，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之后，有两大缺憾，一是农学院“因设备不易”，被迫暂时并入中央大学，二是学校的图书仪器在西迁途中不幸遭遇空袭，“略受损失”。为了“弥缝”这两大缺憾，“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建设、补充”，学校在工学院先后增设了矿冶系与机械专修科，而且工学院的4个系都设了“双班”，于是，“学校体系比从前扩大，学生人数也比从前增多”，最后比抗战爆发前几乎翻了一番。
另一方面，考虑到“图书仪器为教学上的必需用品，故虽在购买外汇及内外交通万分困难之下，仍在上海、香港、海防等处派有专员，专负购置和运输仪器、图书、实验药品等事项……故教学上一切使用工具，差足维持经常课务而无虞”。另有校友回忆道：“武大同学的读书风气浓厚……王校长为了保证学生学习之需，还要求武大印刷厂不断印出高质量的讲义或书籍，充分满足学生借阅需要。并规定每人一次可向图书馆借十本书。至于报章杂志，能够订到的都可订阅。”
位于乐山文庙大成殿的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内景（李约瑟 摄）
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校友卢祥麟（时名卢祯）曾使用过的借书证
在科研方面，由于武大在西迁乐山的过程中，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受损不小，而在1939年乐山“八一九”大轰炸后，为安全起见，学校又将很大一部分图书仪器设备转移到乡下隐蔽起来，因此广大师生借书颇感不便，各种实验也难以进行，从而使学术研究受到严重阻碍。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的经费日益紧张，很多科研项目难以为继，原有的一些学术期刊也纷纷停刊，加以广大师生生活艰难，贫病交加，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他们的工作精力，使得不少科研工作在实质上陷入停滞状态。
1940年，教育部派员视察武汉大学，随后在视察报告中指出：“该校素以研究学术著称，迁校以后，此风稍衰，视察时，教员研究专题者，除高尚荫（研究川省土壤细菌就中固氮菌）、林春猷（研究血液之缓冲能力）等数氏外，似不多见。”随后，教育部又发来训令，对武汉大学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积极的督促，认为武大“教员服务精神尚佳，学生尚好读书，实验考试颇能认真办理，均堪嘉慰。惟学术研究空气不如从前，各项设施亦多未能切实推进。该校设备尚称充实，教员应多从事专题研究”。
事实上，自从西迁乐山以来，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武汉大学从未放弃过学术研究。因此，在艰难的环境里，学校的学术风气也只是“稍衰”而已。而等到武汉大学在乐山逐渐安定下来，整体条件稍有改善之际，便开始励精图治，积极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如在1939年，学校便开始增加研究生名额，并改善其生活待遇；设置研究助理职位，选留部分优秀毕业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改组各种季刊编辑委员会，致力于恢复各种学术刊物；着令法科研究所继续调查乐山当地经济情形；先后组织成立边疆民族研究会、社会科学座谈会等新的学术组织；等等。以上种种措施，正如当时就读于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涤源后来所言，“都是着眼于较高学术人才的培养，对武大学术地位的提高颇关重要”。
武大经济系教授戴铭巽1944年命制的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会计门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从1940年起，武汉大学还开始积极筹划扩大研究所与研究生教育的规模。1941年，学校在法科研究所（原有经济学部）内添设政治学部，在工科研究所（原有土木工程学部）内添设电机工程学部。1942年，又正式添设文科研究所（下设文史学部）与理科研究所（下设理化学部），使研究所和研究学部的数量跃居全国第四。
与此同时，在学校当局的大力倡导和资助下，各种学术刊物陆续开始复刊，各种学术团体亦先后恢复了活动，并且在数量上还不断增加，整个学校的学术研究空气与氛围也愈加浓厚。从1941年起，武大学生开始自发地组织各种科学座谈会，如文学座谈会、社会科学座谈会、自然科学座谈会、工科座谈会等，不少学生经过艰苦努力，发表了不少科研论文乃至专著，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
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出版的各类学术期刊
1943年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工科研究所研究报告第一号”——《悬桥之紧张力》（俞忽著）
总之，在乐山时期，不论物质条件有多么艰苦，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仍然始终对学术孜孜以求，总是想方设法地为教学和科研的开展创造出力所能及的条件，于艰难时世之中，愈发表现出刚健有为、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和品格。在1942年，曾有校友充满自豪地写道：“经全体师友一致努力，渐归正轨……校务进行的顺利，先生和同学们大家爱护学校的精神，以及在学术上研究空气的浓厚，不减当年珞珈胜况，真要算是迁到嘉定来校运复兴之年了！……母校的一切进步了，并且还在继续进步中！”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
在国立武汉大学的早期教职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曾拥有以下的全部或部分重要社会经历——投身于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留学海外（尤以留学英国者居多），在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工作或学习，成为“现代评论派”的一员。以上几点，都非常深刻地影响乃至塑造了武大建校早期的校风、精神与传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这些主导着武大校政的北大校友们，在北大期间便深受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教育理念与办学方针的影响和熏陶，在来到武大工作之后，更是一同努力将诞生于北京沙滩红楼的这一优良传统“移植”到了遥远的武昌珞珈山麓，而在抗战爆发之后，又将这个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带到了更加遥远的四川乐山，并在此继续将其发扬光大。武大校友李锐后来为乐山时期主持校政的王星拱校长题词时，曾满怀敬仰地写道：“兼容并包，蔡公遗范；科学民主，五四精神。”
1993年，李锐校友为“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题词
首先，在延揽人才方面，武大当时选聘教师的根本标准，便是看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只要有真才实学，则不论学历高低，或是学术流派、信仰、政见等方面的差异，一律兼收并蓄、兼容并包。
以中文系为例，在珞珈山时期，既有研究古汉语或古典文学的刘赜、刘永济等教授，也有讲授新文学的苏雪林等教授，在迁校乐山之后，学校又一度聘请了叶圣陶、冯沅君等新文学作家来校任教。对于校中经常发生的新旧两派文学之争，王星拱校长曾公开表示：“中国旧文学是根，新文学是花。有根始有花，有花而根始丽。二者相辅而成，实不应厚此薄彼。”王校长在此问题上的“立论公允”与“气度雍容”，为两派的发展都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在乐山时期，众多不同学缘、学派与政见的学者，均能在武汉大学找到一席之地。即使是学术观点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是政治观点根本对立的不同学者，也能在同一个系任教。在文、法学院的很多学系里，既有思想比较“正统”的教授，也有思想相对左倾的学者，同在一个班级上课，而互不影响，互不干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多为国民党元老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然而，他们领导下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队伍中的国民党党员人数一直都非常少，持不同政见者却大有人在。
特别是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不少大学纷纷解聘左派教授，但乐山的武汉大学却正好相反，不但没有无故解聘一个教授，反而继续增聘了不少左派学者来校任教，比如外文系的缪朗山、史学系的杨人楩、政治系的杨东莼、经济系的陈家芷，等等。
其次，对于广大教师讲授的具体课程内容，以及广大学生在课堂内外所研习的具体知识，学校方面从来都不进行限制和干涉。“讲学无禁区”，是王星拱校长当时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而他更是以各种实际做法，身体力行地诠释着这一信念。
在乐山时期的武大，经济系的陶因、彭迪先等教授，长期在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尤为推崇”；政治系的杨东莼教授，则教导学生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旗帜，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法律系的蒋思道教授，更是时常在上课时公然宣称：“我国根本无法律可言，因委员长之手令可以干涉任何事情。”“而学校当局，对于此足蛊惑人心谬误之论调，毫不干涉纠正”。
另一方面，对于学生在课外进行的一切有利于宣传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活动，也是长期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态度，比如“抗战问题研究会为共党之外围组织，人人皆知，学校毫不加干涉，任其活动，甚至抗研主演话剧时，学校还与以津贴。共党在校活动，地方军政当局请求学校注意，而学校答以学校为文化机关，对于党派不便过问”。
“讲学无禁区”所造就的“自由的学风”，也让当时的武大学子们深感自豪。曾有校友指出，这种自由的学风一是“读书自由”，“假如你愿意，什么思想，什么主义，都可拿来研究探讨，图书馆有的是书，学校里有的是开明的教授，谁也不会来疑心你，调查你，阻止你”，有些学生“曾借阅过英文版马恩《共产党宣言》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既未遭人非议，也不会有人打小报告”，完全没有“禁书”的概念可言，特别是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订阅的《新华日报》等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书刊，在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和学生宿舍里仍照订不误。
二是“言论自由”，“不分左中右倾向的团体或壁报，都可自由结社或张贴，不至于有互相攻讦或打架闹事发生”，特别是在校本部文庙棂星门前的“民主墙”前，“从满目琳琅的壁报上，可以读出同学们的心声，他们写出自己对祖国的热诚愿望，因为愿望深切，也常对现实有所批评，对丑态有所攻击，对理想有所建议”，虽然学校的训导处后来也开始奉令对所有的壁报进行检查，“但总是照例通过，而无从〔从无〕‘开天窗’或‘打××’的事出现，学校当局的明哲，由此可见一般，谁都知道，‘思想’是永远禁闭不住的，又何必煞费苦心？”
文庙校本部前的“壁报”（方成漫画）
1943年经国立武汉大学训导处审核通过的文谈社壁报稿件
最后，学校当局对于学术自由的提倡，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王星拱校长经常告诫武大学子们，思想尽可以自由，但是行为一定不能越轨。一旦遇上他认为已经超出了他作为校长所能容忍的底限——即已属“越轨”的行为时，他也会出面干预，并以非常委婉与温和的态度，善意地提醒和劝诫同学们注意活动的具体方式与影响，尽可能地遵守学校的各项基本秩序，以避免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和压制，造成无谓的、不必要的损失。
而在另一方面，一旦某些来自外界和上级的压力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武大的学术自由时，以他为首的学校当局，也仍然会“宁亢不卑”地奋起抗争，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和可能，竭力保护广大师生的人身安全和自由权利，并以各种迂回的方式，与各种外来压力进行巧妙的周旋和抗拒，从而在最大的限度上维护学校的学术自由。
曾有一位乐山时期的武大校友指出：“武大当时活跃的民主空气和学术思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据说武大和西南联大一样，是当时的民主堡垒。联大在昆明，离国民党陪都重庆较远，又受到地方实力派龙云的支持，条件较好。武大则不然，与重庆一水相通，能做到这点极不容易。这是德高望重、刚直不阿的王星拱校长顶住了掌管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C • C派巨大压力的结果。”
高度自由的学术环境，从来都是吸引与维系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所集聚起的一套阵容庞大的高水平学者群体，无论数量、质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细究其因，实非偶然。
（四）诚朴谨严、德业兼修的笃实精神
国立武汉大学的历史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曾于1919年确立了“朴诚勇”的校训。及至全面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之后，又于1939年确立了“明诚弘毅”的校训。这两条校训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基本意境上亦有相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本校优良校风的延续与传承，同时也奠定了百年武大的精神底色——质朴、崇实、不尚浮华。而在广大师生努力贯彻校训精神、弘扬优良校风的过程中，又实现了德育与智育的高度统一。
1919年确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训
在乐山时期，对于本校的“诚朴”之风，武汉大学的官方出版物曾如此描述道：“以近日情况言，虽不能媲美珞珈山时代之雄伟建筑与漪丽风光，而艰难时会中，一种埋头苦干，悉心钻研之精神，仍不减当年也……武大学生向以诚朴着称，一则因贫苦负笈者多，二则校方示明诚弘毅以自守，是以学生平日均衣着朴素，饮食简单，养成一种刻苦自励，好学不倦之精神”。
至于当时的武大学生，更是充满自豪地写道：“诚朴，严肃，与自由研究：是我们的学风”，“武大特有的学风是俭朴，是勤奋。这里的同学大部分是没有公子小姐的豪奢气。当你踏进了武大的校门，马上就可以呼吸到一种纯朴的空气……这是任何知道武大的人所同声称赞的”，“虽然物质环境，远不如迁徙以前，但因陋就简，一切都还完备……而同学们那类自由研究的精神，诚朴质实的风气，毫没有因为生活的困苦，而略改变……代表着武大整个精神的，是惇朴，是切实，是用功，是沉寂”。
要真正做到“诚朴”，殊为不易，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要始终秉持着严肃、严谨和严格的学术态度来办学、治学、教学。国立武汉大学自建校伊始，即遵循此道，“严”字当头，即使是在抗战西迁之后无比艰苦的环境下，这一点亦丝毫未改，继续贯彻在学校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而学校当时无比严格的考试与淘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高质量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水平。
首先，武大每年招考新生，在生源质量方面，始终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当时，武汉大学每年都会与其他若干国立大学联合举行招生考试，而即使是顺利通过了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的学生，甚至是教育部分配给武大的保送免试入学的学生，在进入武汉大学之后，也仍然要一律参加学校组织的“甄别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正式学籍，不及格者则被拒之门外。这种“甄别考试”的难度相当大，曾有一位学生从金陵大学转学到武汉大学，有门课程在金大考到99分，但来到武大参加甄别考试时才考了70多分，令他大吃一惊。因此，武大每年的“甄别考试”，通常都会淘汰掉相当比例的新生。
如1942年入学的电机系学生，在毕业时回忆道：“一年级初来，先经甄别考试，算是领略了一番下马威，半数以上的班友，因杀不过此座关险而脱离了民三五级……”而同级入学的土木系学生也写道：“我们过去的命运应该是属于‘坎坷’的一类，进学校来还没上第一课，甄别考试就裁编了我们一半的队伍，三年级再过一道难关，今天我们的人数，还算上补充进来的伙伴，只有入学时的四分之一了。”
土木系学生所说的“三年级再过一道难关”，主要是指俞忽教授讲授的“结构力学”，这门课程的考试出题难，评分严，基本概念稍有不清，或计算疏忽出了差错，均难得分，通常大多数学生首次考试都无法及格，甚至还有武大学生在离校工作、当上了工程师之后，还要连年回学校补考这门课！
中国结构力学的一代宗师、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俞忽
对于自己为何如此严厉，俞忽教授曾表示，“结构力学是土木系一门重要的基础课，不学扎实就当不了一个好工程师”，“基础不打好，不仅不可能有成就，而且可能犯错误，使工程失败，造成损失”，“教师对学生不严格要求，就会误人子弟，就是不负责任！”唯有如此严格的教学要求，方能真正造就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如1942年毕业于武大土木系的蒋咏秋曾回忆道，1947年他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研究生，“在学习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振动力学和数学系列课程时，获得了全优成绩，这全是俞老师给我打下深厚的力学基础与科学的数字计算方法”。
无独有偶，在乐山时期，曾经通过从中草药马前子中提取精制马前子碱，为治疗乐山地方流行的“汃病”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武大化学系学生彭少逸（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涂主珍，他们当年直接用英文作成的毕业论文，最后在要求极为严厉的“指导教授”叶峤那里居然分别只得了“及格”和“六十分”！
根据武大当时的具体规定，一般而言，每学期有一门课不及格者尚可补考，有两门课不及格者就得留级，三门课不及格或是有一门主科得0分的，就要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就连考试分数及格线的划定也非常严格，1944年9月，学校正式决定，上年度“成绩一律以60分为及格，以前59.5分及格取消”。
以上这些极其严格的规定，具体执行起来，也是极其严肃、完全不徇私情的。如一位校友回忆：“我认识的为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孤军而泅水送去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由宋美龄通过教育部分配来武大，即因考试成绩过差，跟不上，武大只好为她妥善安排，转到中央技专读书。”
再如王星拱校长本人的长女、就读于武汉大学生物系的王焕理，在1940－1941学年度，因“国文（54分）、化学（46.5分）两门不及格，依学则第三十七条四款，须予留级”。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武大，只要成绩不合格，即使再有“背景”和“关系”，哪怕是校长的子女，也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理，没有任何“特权”可言。而在经历了这次留级的处罚之后，王焕理本人也是“知耻而后勇”，从此更加努力学习，最终经受住了武汉大学严厉的考试制度与淘汰制度的严酷考验，于1945年顺利毕业，成为武大生物系当年仅有的两名毕业生之一（另一位是陈赓将军的堂弟陈权龙）。
王星拱校长的长女王焕理的毕业证书，1946年6月由时任校长周鲠生签发，证书上附注其毕业日期为1945年7月，并有“历年积欠贷金总数30388.8元”之字样，故未能及时领取。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后，2003年12月初，方才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从武汉大学档案馆代为领取，并转交给王焕理校友的后人，此时，王焕理本人已去世20多年。
与如此严苛的考试制度相对应的，是当时的武大学子们长期养成的认真、严肃的学风与诚信、纯朴的考风——“考试前，大家认真复习，充分准备……从来没人要求老师指出考试范围”，“题目出来，懂就答，不懂就交白卷，这是武大同学一向对考试坦白的态度，我们引为无限的自豪”，偶有极个别学生想要作弊，则“定会被人瞧不起”，甚至还要被绝大多数同学斥责为“破坏校风”。
电机系教授赵师梅在考试时，总是在黑板上写下“Honour System”（即荣誉誓约下的无监考制度）后，便不再巡视考场，而广大学生也自觉地遵守考试纪律。史学系教授吴其昌有一次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他们宁可集体交白卷，也没有一个人试图作弊，最后那次考试所有人都得了0分，全部要重修。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淘汰制度下，武大学生们仍然能坚持原则，不可不谓教育之成功，难怪很多乐山时期的校友在回忆往事时纷纷声称，武大给予他们的，首先是德，其次才是知识。
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1944年给毕业生的题词
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叶峤1944年给毕业生的题词
诚如后来被上海市市长陈毅誉为“一代完人”的王星拱校长所言，“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在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以深受广大青年学子爱戴的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训导长赵师梅教授等人为首的诸多教职员，不仅具有高深的学识，更有着高尚的道德，他们通过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将二者同时灌注到广大学子心中，使其德业兼修，既“成才”更“成人”，最终成长为一个又一个国之栋梁。
（五）造福乡邦、引领社会的奉献精神
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基本职能之外，现代大学的第三个重要使命，就是影响、服务、引领与改造社会。国立武汉大学在战前的珞珈山时代，因建校未久，根基不牢，特别是校园地处郊外，与社会相对隔绝，地理位置上的这一局限性，使得学校在社会服务方面所做的工作一直都有所不足。
但自从1938年西迁乐山之后，局面就有了极大的改观，由于武大的主要几处校舍以及广大师生的居所都分散在这座小山城内外的各个角落，可谓“城中有校，校中有城”，一时间莘莘学子随处可见，琅琅书声遍地可闻，武汉大学的到来，将这座位于西部边陲的小县城，迅速变成了一座“大学城”。大学与市井紧密接触，不可分割，极其有利于学校更好地为当地人民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
抗战时期与乐山小城“水乳交融”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址分布图
国立武汉大学刚刚迁来乐山，尚未完全站稳脚跟之时，学校便已开始致力于为在国难深重的紧急关头及时伸出援手、友好地接纳自己的乐山人民做点实事。1938年7月，武大向教育部报告了“本校拟定协助政府，致力社会事业之大概情形”，其中，“其已着手者，如生物标本之搜集。拟定着手调查者，如川康藏住民之经济情形，生活状况，民风礼俗如何，其土壤气候如何，昆虫病害如何，生物种子应如何改良，蕴藏之矿物有无开采价值，各地须提倡何种工业，再根据调查所得，交各主管院系，详加研究。其有所成就者，即编具计划，贡献政府，以供采择，为开发西南之助。立愿宏奢，虽不敢云短期内，概能实现。要当秉承中央政府开发西南意旨，努力前驱，以求有所建树”。
1938年底，国立武汉大学通过了学术讲演、学术展览会、电影及播音、民众法律顾问等多项“兼办社会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1939年3月，武汉大学在乐山举行了首次大规模的“学术展览会”，共分为理科组（化学、物理、生物）、工科组（电机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矿冶工程）、美术组、图书馆及体育表演赛五项同时举行，在乐山城乡人民中引起了巨大轰动。1939年以后，由于空袭频繁，学术展览会未能按年举办。1942－1945年，武汉大学再次连续四年在乐山举办了“科学扩大宣传展览会”，对于“提高国民科学兴趣，普及科学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武大学生在科学展览会上演示提卤制盐
在乐山时期，为解决生计问题，有很多武大师生纷纷在当地的一些中小学兼职授课，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学校的师资与教学水平。除此之外，武大师生还通过设立民众法律顾问处、宣传队、通讯社、平民学校、校工夜校、工农夜校、妇女识字班、会计补习学校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地对乐山父老推行社会教育与服务活动。
在乐山凌云中学任教的部分武大校友合影，后排右一为俞大光
武大师生和校友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辅助当地报馆的成立与报纸的发行，如当时乐山唯一的一份日报——《诚报》，其编辑人员大多数都是武汉大学的校友，其印刷工作也是在武大校友主持下进行的。抗战胜利后，武大东返武昌前夕，还将自己的附属中学留在了乐山，成为私立乐嘉中学，并将部分校舍、仪器设备移交、捐赠给该校，另有部分武大师生继续留校服务。
武大学生在岷江上搭建的浮桥
武汉大学工学院的广大师生，则充分利用了各种教学实习与科研合作的机会，与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企业充分合作，在乐山境内大量开设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道路，铺架桥梁，并传播先进的制造技术，为乐山县原本一片空白的现代工业与交通，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比如在乐山至西昌公路的修建工程中，武大土木系与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合建公路研究实验室，调查了乐西公路沿途的地质情况，共同进行了砂石铺路的多种试验，并在国内首创并极力推广级配石子路面技术；机械系教授郭霖为该工程设计了大渡河上专用的汽车渡船；武大实习工厂则为之加工了施工急需的桥梁吊杆和拉杆螺钉。此外，在武大印刷厂的带动下，乐山的印刷工业才开始从手工操作进入机械化操作领域；武大实习工厂研制出第一台吸卤机，改写了乐山人畜推车制盐的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大矿冶系学生杨烈宇，尚在就读大学三年级之时，便于1941年在乐山创建了当地历史上的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公工铁工厂。
当时，乐山还流行一种名叫“汃病”的地方病，严重地威胁着当地人民以及西迁至此的武大师生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后来，武大校医董道蕴最早发现此病的病因是钡中毒，不久后，武大化学系学生彭少逸、涂主珍又从中草药马前子中提取精制出大量马前子碱，这种药品在乐山推广使用之后，终于彻底根除了“汃病”这一长期困扰乐山人民的顽疾。
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学生涂主珍1943年的毕业论文——Isolation of Strychnine from Chinese Strychnis nux-Vomica（《从中国马前子中分离马前子碱》）
总之，在国立武汉大学的战时校址四川乐山，广大师生与当地人民可谓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和友谊。乐山时期，武大师生“不但不断地努力于本校的发展和学术的研究，对于社会教育也时时在设法推进中”，而这也使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年孤处珞珈隔离社会太远的缺点，而成了一所标准的最高学府”。
若是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国立武汉大学在抗战时期西迁乐山，可谓是为这座偏僻落后的边陲小城带来了先进的现代文明，不仅直接促进了乐山的现代化工业从无到有的起步与发展，而且改善了乐山人口的文化结构，提升了乐山的文化教育水平，并潜移默化地引发了乐山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嬗变，对乐山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现代文化启蒙，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乐山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成为大学引领社会的一大典范。诚如现在的一些乐山学者所言，“如果没有武大来，乐山至少落后30年”。
最后，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刻苦攻读的武大学子们，近则造福乡邦，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专长，通过各种方式直接为乐山父老服务，远则胸怀天下，一心想在战后国家的重建工作和人类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有所作为。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到中国海洋学的奠基；从大型亿次计算机的问世，到秦山核电站的落成；从祖国宝岛台湾的经济腾飞，到人类首次登月壮举的圆满成功……这些轰轰烈烈的壮举，无不浸含着从西部小城乐山走向全世界的众多国立武汉大学杰出校友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也切切实实地体现出这所在无比艰难的抗战岁月里弦歌不辍的“流亡大学”，为国家和民族的全面复兴、乃至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所尽到的崇高使命。
以上五个方面，可以说是紧密相连、高度统一的——
正因为抗战时期国家和民族处于极度危急的生死存亡关头，所以才要勇赴国难、共济时艰，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爱国、救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因为战争年代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所以才要坚韧不拔、励精图治，主要依靠精神上的极力振作与奋发有为，在最大限度上弥补物质的欠缺，实现更好的发展；
正因为大学的本质便是学术至上、追求真理，所以才要始终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环境，也应当坚守使命，初衷不改，将大学的这一根本要求贯彻到底；
正因为“诚”字乃武大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与立校之本，并且充分体现了德育与智育的密不可分，而抗战时期的艰难环境又更加凸显出这一点的重要性，所以才要始终追求诚朴谨严、德业兼修；
正因为服务社会原本就是现代大学的基本使命与重要职能之一，再加上乐山人民对武汉大学又有慷慨接纳与庇护之恩，所以才要怀着一种感恩、回报与奉献的高尚情怀，从身边做起，以各种方式去积极地造福乡邦、引领社会。
最后，如果要为武汉大学的“乐山精神”提炼出一个“核心”的话，那无疑就是——“学术至上，教育救国”。具体而言，愈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就愈是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保存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和文化火种；无论客观环境有多么恶劣，也始终不忘履行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传承学术文化、培育栋梁之材的神圣天职。当然，这一点，也不仅仅是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所特有的精神品质，更是所有在抗战烽火中流亡兴学、弦歌不辍的中国大学所共有的伟大精神！
在过去民族濒临危亡的战争年代，“乐山精神”曾指引着武大走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并缔造出伟大的辉煌；到了今天国家全面复兴的和平时期，“乐山精神”也将继续给予我们以无穷无尽的智慧、教益和力量。乐山八年的办学历史，是武汉大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对于武汉大学优良校风、学风的传承与发展，曾经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如今的武汉大学，其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局势以及在发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七八十年前的乐山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也仍然能够通过对武汉大学乐山时期辉煌历史的解读，感悟蕴含其中的大学精神，汲取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为武汉大学当下的发展及以后的前行，寻找到更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资源。
2019年1月－2020年11月断续草成
2021年3月25－26日配图排版
于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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