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是直的”和“历史是平的”，是目前中国人心目中两种迥乎不同的历史图景，这两种历史图景源于两种截然相反的史观。一种是“直的史观”，也是进化史观。另一种是“平的史观”，也是非进化史观。“直的史观”认为，历史会随时间流逝，在历史动因的驱动下，不断地“进化”、“进步”。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东西会不断变旧，价值会逐渐降低，并最终必然消失。同时，新的东西也会不断地被“创造”、“进化”出来，它比旧的东西更有价值，并最终将其替代。所以，在“直的史观”中，历史显得就是沿直线发展的，是直的。
“直的史观”最典型的表达是，历史是受历史规律支配的。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动因，可以是生物遗传规律，可以是地理气候规律，可以是经济规律，可以是天才规律，可以是文化规律，甚至可以是考古规律，不过具备占压倒性地位的是经济规律。即便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可能会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他的经济因素驱动历史的说法深信不疑。
在“直的史观”下，由于历史是被历史的动因所决定和驱动，所以历史本身只是一个“虚体”，是“虚无的”。历史的动因才是“实体”，是“实在的”。历史是无常的，历史的动因才是恒常的。所以，“直的史观”一定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在“直的史观”下，人们不会去重视历史本身，而只会重视历史背后的历史动因。形象一点说，就是他们认为历史是有后台老板的，他们只重视历史的老板。
“平的史观”则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独立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一些历史的细节会发生改变，但历史的根本不会改变，是恒常的。对于恒常的历史来说，过去的东西不会变旧，也当然不会产生什么新东西。所以，在“平的史观”中，历史的发展过程显得就是沿时间平铺的，是平的。
在“平的史观”中，历史和历史的动因是合为一体的，不存在任何的支配历史发展的所谓的历史规律。历史是自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他动的，历史自己是自己的老板。所以，历史本身就是实体，是实在的，人们也会重视历史本身，也不会信奉任何历史规律，不会拼命地寻找历史的后台老板。
两种相反的史观在中国同时并存是很晚近的事情。“平的史观”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文明同时起源。这种史观本身的历史，即便按流行的“五千年文明”的说法，也有5000年的历史了。事实上比这要古老的多，在万年以上。而“直的史观”则是西方的传统，形成时间较晚，和犹太教一起出现，大约3400年的历史。而“直的史观”在中国的存在仅仅100多年，19世纪末期才由西欧传入。
“直的史观”和“平的史观”，也是两套相反的对历史的预设和思维方式。当你采纳了其中之一，就会按此种预设和思维方式来解读和构建历史，同时会排斥和反对另一种解读和构建。所以，历史是什么？究竟是“直的”，还是“平的”，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是取决于你采用了哪种史观，采用了哪种预设和思维方式。选择了“直的史观”，你心目的历史就会变直。然后你会激烈地排斥和反对“平的历史”，认为那是错的。反之则反。
二
这两种史观的典型标志是不同的纪年方式。“直的史观”的纪年是直线累加式的，譬如已经成为世界通例的公元纪年。公元纪年以耶稣的出生年为基点，向前或向后一直累加，向前的叫公元前多少年，向后的叫公元多少年。而“平的史观”的纪年则是循环式的，有两种。一种是干支纪年，按数学排列组合规律以60年为周期进行循环。另一种是在位皇帝年号纪年，以皇帝的在位时间这种不固定的周期进行循环。
基督教为什么采用以耶稣为基准的公元纪年，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耶稣的出现把人类历史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截，耶稣之前的历史是黑暗落后的旧社会，而耶稣之后的历史则是光明进步的新社会。这样历史就因在时间坐标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出现质的不同。这是“进化论”史观，也是“直的史观”的雏形。当然，在基督教中，历史的动因不是任何具体的历史规律，而是耶稣，是上帝。
基督教的纪年方式传承自犹太教，犹太教当然不会选耶稣做纪年的基点，他们选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一年。犹太教的诞生时间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这是累加式纪年方式的真正起点，也是“直的史观”、“进化史观”的真正起点。
三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认为“进化论”是达尔文的天才创造，这位“博物学家”通过观察古猿和古人的骨骼化石而发现了进化论。事实上，“进化论”的思想内核是自犹太教产生以来西方就有的，已存在了3000多年。当然，达尔文也的确对“进化论”的最终成型做出了贡献。他的贡献是把历史的动因由“主观的上帝”换成了“客观的进化机制”、“客观的历史规律”。他把进化论由一个“文科”问题变成“理科”问题，由历史问题变成生物问题。达尔文不是从骨骼化石中发现了进化论，而是把本来就存在的进化论理念用骨骼化石重新论证一下，重新演绎、包装一下。
西欧对传统的进化论进行重新演绎和包装的过程起始于17世纪，是从所谓的西方近代哲学出现后开始的。而且其关键贡献者并不是达尔文，而是比他稍早的黑格尔，达尔文只是最后一位接棒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知识点是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实质上就是进化论，它直接来自黑格尔。和基督教、犹太教不同是，黑格尔把历史的前进弄成了连续性的常态，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支配下，历史会不断地进步。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所谓“历史哲学”的核心，也是进化论的核心。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否定之否定”规律本身却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制于“绝对精神”的，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你不必在意“绝对精神”究竟是什么，因为实际上它和上帝一样也是不存在的，是一种“准上帝”。
对黑格尔企图创造第二个上帝的行为，当时的西欧人颇为不悦。所以，黑格尔哲学体系刚刚建立就立即招致激烈的反对，并迅速崩塌。这导致整个西欧迅速彻底倒向反上帝的“唯物主义”，达尔文和马克思是这波大潮中的两位佼佼者。为了取得一个直观印象，可以参照一下这三人生卒时间：黑格尔（1770年-1831年）、达尔文（1809年-1882年）、马克思（1818年-1883）。
达尔文做了两件事，一是，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运用到人类的起源史上，具体来说是运用到那些骨骼化石上，把那些凌乱的骨骼化石用“否定之否定”规律串起来；二是，不仅彻底废除上帝的地位，而且彻底废除包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内的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为进化论找到一个客观基础，就是“竞争机制”，“自然选择”。即便这个“竞争机制”，也非达尔文的原创，而是来自另一位前辈马尔萨斯（1766年-1834年）。马尔萨斯的核心观点是，人口的增长速度总会大于食物的增长速度，所以，注定一部分人要被饿死，被淘汰。人要避免被淘汰，必须努力竞争。
也就是说，达尔文有两个直接的思想来源，一个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另一个则是马尔萨斯的竞争论。但是现代却更多注意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事实上，黑格尔的影响更重要，因为“否定之否定”的前进律才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主干。
四
而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历史的进化、进步都是通过上帝的拯救行为而实现的。上帝是历史的动因，他不但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而且会对深陷危难甚至犯罪堕落的人类实施拯救。神的拯救活动把历史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两段，之前的是黑暗阶段，之后的则是光明的阶段。
在犹太教中，神的拯救就表现为“上帝之约”。上帝和人类签订了一个合约，只要人类信守这个合约，上帝就保障人类过上食物充足的幸福生活。合约内容的核心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诫”。
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大的不同是“道成肉身”说，他们认为上帝为更好地拯救人类，自己化为人形，来到人间传道，并且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洗涤整个人类的罪恶。耶稣的死把人类的罪抵消了，把人由罪人变成善人。来到人间的上帝就是基督、耶稣。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看来，《圣经》就是关于“上帝的合约”的书。而且《基督教》圣经包括两个约，“新约”和“旧约”。“旧约”就是摩西十诫，那时耶稣还没有诞生。而“新约”则是上帝化成肉身之后的约，即耶稣诞生之后的约。犹太教没有“道成肉身”说，所以他们的《圣经》就没有“新约”。
从犹太教产生以来，历史会因上帝的拯救而跨越式进步的观点就在西方形成了，这其实就是进化史观的雏形。但是，犹太教仅仅为犹太本民族的宗教，犹太教的上帝只是是犹太人的神，其关注和保护对象也仅仅是这个人数极少的犹太民族。所以，此时这种史观在全球的影响非常微弱。
基督教的上帝则超越但个的民族，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基督教也因此迅速扩大影响，最终甚至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主宰了大半个西方世界。即便后来的伊斯兰教和新版的印度教，也深深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样，这种宗教性的进化史观就遍布整个西方世界。
五
也就是说，进化史观在西方的存在有两个阶段、两个类型，而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就是达尔文。达尔文之前的是“宗教阶段”、“有神阶段”，此时的历史动因是上帝。达尔文之后的是“世俗阶段”、“无神阶段”，此时的历史动因则是历史规律。一般所指的进化论仅仅是无神阶段的进化论。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无神性的进化论在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步出现。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时间是1859年，而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出版时间则是1897年，相差不过30多年。
然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不去区分进化史观的不同阶段，而简单机械地把达尔文之后的进化论看成一个全新的东西，其全部内容都是达尔文所“发明”的。事实上，达尔文的进化史观，更多地只是对前一阶段的有神进化史观进行了一次重新包装。只是把历史的动因做了替换，把上帝换成了“客观规律”。对西方而言，达尔文的贡献不是创造了进化论，只是把进化论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进化史观对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样达尔文就把中国的史观从一个变为两个，从非进化论的平的史观独存，变为进化论的直的史观和非进化论的平的史观共存。
达尔文在西方所制造的冲突，只是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进化史观之间的矛盾。而在中国制造的冲突，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史观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老说，达尔文对中国的冲击要比西方的冲击大的多。西方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完成不同阶段的进化史观的替代，用无神的进化史观去替代有神的进化史观，用客观规律去替代上帝。而中国所要做的事，在是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史观之间进行取舍，进行融会贯通。
受到西方的误导，当前中国存在的一个误解是，把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史观，看成两个不同阶段的史观。认为自己传统的非进化论史观、平的史观是处于落后阶段，而进化论史观则处于先进阶段，且象西方一样，后者一定会替代前者。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的神学史观、宗教史观阶段，平的史观也是无神的、世俗的。
尽管在直的史观强劲的冲击下，平的史观一度极度微弱，然而并没有消失，依然坚固地存在，甚至随着中国向传统回归大潮的涌起，现在又大有反弹和恢复之势。所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也可以这么说，人类文明史中本来存在两种史观，一种是西方进化论的“直的史观”，另一种是中国非进化论的“平的史观”。到19世纪下半期，这两种史观直接相遇了，发生了交流。但双方交流的结果却是不同的：中国能够容得下西方，平的史观能够容得下直的史观，把它引入了；但是，西方却容不下中国，非平的史观却一直未能进入西方。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两种相反的史观并存的情况只有现代的中国有。
由于西方一直只有一种史观，所以他们只能拥有一种历史预设和历史思维，他们本能地认为历史只能是直的，在思维上，他们是“闭关锁国”的。而中国则不然，因为拥有两种史观，就可以在这两种史观之间进行比较，做到融会贯通。也就是说，西方文明是一种狭隘的文明，它缺乏胸襟和容量，它从来不去考虑融会贯通，而中国文明则是一种宽宏的文明，她拥有足够的胸襟和容量，融合任何与自己又激烈冲突的东西，一心想着去融会贯通。
不管是哪种史观最终获胜，就单纯地拥有这样的选择机会和融通机会来说，中国已经高西方一筹，因为他们压根不存在这样的机会。
既然这两种史观是矛盾的，也一定非此即彼，两者共存的情况不是常态。那么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这两个史观的产生源头，进而就必须弄清孕育这两种史观的两种文明的源头。
六
在全球文明史的总体框架下，全球文明可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史和西方文明史之间，存在显著的“三异两同”，即三个不同点和两个相同点。
第一异，中国文明的历史是连续的，而西方文明的历史则是间断的。
中国的历史是由一个文明的不同阶段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明的阶段会变化，但是文明自身却没有变，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文明。而在西方历史中，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发生改变的不是文明的阶段，而是文明本身。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会涌现一批的崭新文明，去替代旧有的文明。中国历史的演进只是同一个文明不同阶段的变化和更迭，即时代、朝代的更迭，而西方历史的演进则是文明本身的改变和更迭。
中国的历史是由下列不同的时代所组成：“三皇时代”、“五帝时代”、“三代”、“战国时代”、“秦清时代”、“现代”。其中“三代”和“秦清”又有不同许多朝代所组成。
西方历史则有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明所构成：多神教的古埃及古两河文明，一神教的犹太文明，准一神教的印度婆罗门文明，“理性教”的希腊文明，一神教理性教混合的罗马文明，更强调信仰的一神教的伊斯兰文明，反一神教的现代西欧-美国文明。
全球文明上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要么有头有尾，要么无头有尾，要么是有头无尾，只有中国文明是无头无尾的。即别的文明都有一个明显的间断点，或者在头部，或者在尾部，或者头尾皆有，中国却没有明显的间断点。
第二异，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趋势是直线上升的，而中国文明史的发展趋势则是圆形循环的。
在西方历史中，从古埃及、古两河文明的多神教，到犹太教及基督教的一神教，是一次大进步。从一神教到现代科学又是一次大进步。而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易经》文明，此后，尽管不断地偏离这个文明，但又最终会回到这个文明。
不过单纯地从“有神-无神”维度来说，虽然中国文明没有“进步”，但是，却从一开始就是无神的。这似乎暗示，西方文明的发展目标，与中国文明的起点同。下文解释中西文明的相同点时，会继续涉及到这一点。
第三异，中国的历史记载是完备的，而西方的历史记载则是不完备的。
对历史记载的完不完备，最主要地是体现在对文明起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记载上。中国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文献，是包括对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记载的。而西方对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文明的发展是没有任何记载的。
所以，对西方而言，关于文明起源之类的问题，是纯粹的“考古问题”，因为有关文明起源情况的信息，只有地下有。中国则不然，这些问题并非纯粹的“考古”问题，还是一个“考据”问题，即文献证实的问题。
“考据”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门学问，而在西方则没有这样的学问，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无“据”可靠，他们的历史文献是短缺的，诸如“二十五史”之类近乎一手资料的浩瀚历史文献，只有中国有。
西方有记载的历史都是公元前1500年之后的事，即便这么晚的事，其资料教中国也是及其贫乏的。至于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事，西方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一概归之于神。所以，对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文明的发展，这样古老程度远远超越公元前1500年的历史问题，也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记载。
之所以西方的历史记载是从公元前1500年始，原因在于，西方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经典都是在公元前1500后才开始形成的，包括犹太教的《圣经》和印度婆罗门教的《梨俱吠陀》。中国流传下来的最早的经典是《易经》，其起源可能上溯至公元前14800年，最晚也不可能晚于公元前8000年。根本没法比。
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王国维在1920年代提出了一个“二重证据法”，就是用传世文献和地下考古证据相参证，成为中国人研究历史的经典方法。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二重证据法”，因为对很多重要历史问题，他们压根就没有传世文献，没有资格搞“二重证据”。
所以，西方人认为文明起源，以及早期文明的发展，是纯粹的考古学问题，只有借助从提下出土的考古学证据才能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拿什么证明，你对地下出土的10000年前的东西的解读不是胡说八道？
如果说中国曾经一味地相信传世的文献有迷信的成分，目前西方人，当然也包括受西方严重影响的中国人，一味地相信考古证据的迷信程度更大。不迷信的，靠谱的方法只能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必须用传世文献来检测你对考古资料的解读。
对于文明起源以及文明早期发展这样的问题，西方没有记载并不能说明整个人类没有记载，因为中国有记载，中国有就说明人类有。至于说，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记载，而西方没有，下文将继续讨论。
第一同，中西两个文明的历史节奏高度一致，历史同步现象周期性发生。
相同的历史情节同时周期性发生，是全球文明史的常态。可以明确确认的最早一次的历史同步现象发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即距今8000年前。这时，不仅彩陶中国和西亚几乎同时出现，而且这些彩陶的纹饰也高度相同。同时，在中国南方和水稻农业一起出现的水利灌溉技术也突然在西亚出现，这也是西方灌溉农业的起源。
公元前3500年以后，中西历史同步的现象更是以大约500年为周期持续发生，至今已出现12次。在第八节将进行详细列举。
第二同，两种文明的终极目标趋同。
尽管西方文明史是在不断地进步，然而，它的前进方向却是朝向中国文明。从公元前3500年以来，整部西方文明的历史呈现不断向中国文明的靠近的特征。这一点在，在“有神-无神”的维度上表现得就很明显。西方历史的发展路径是：多神（古埃及、两河祭祀宗教）→一神（犹太教）→理性化的一神（基督教）→无神（现代科学）。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无神的，因为《易经》就是无神的，而《易经》就是中国文明的起点，中国文明起始于伏羲画卦。当然，尽管不管靠近，目前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从过去5000多年的历史趋势看，中国文明似乎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
中国文明的起点也是终点，从公元前3500年以来，中国会一次次地偏离《易经》，但却最终有总能一次次地回归到《易经》。但从西方文明史的趋势来看，中国文明的起点不仅是自身的终点，似乎也是西方的终点，是全球的终点。
七
下面对中西历史的“三异两同”进一步做些解释，先说“三异”。
关于第一异、第二异就不再解释了，因为中国文明是全球文明史中唯一的一个连续文明，以及中国文明只会循环，而不像西方那样会前进发展，似乎已经是普通历史常识了。重点解释“第三异”，中西历史记载完备性的差异。
上文已指出，中西历史记载完备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有无有关文明起源，以及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记载。中国有，而西方无。
中国关于文明起源情况的历史记载如下。
伏羲是“人文始祖”，是文明的创始者。伏羲是华胥在雷泽践蛇迹后所生。雷泽在今山东菏泽，伏羲应该出生于菏泽一带。然后，伏羲西迁而“都于陈”。“陈”属于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这里是伏羲的工作地，也是文明被创始的地方。
伏羲最大的贡献是发明的《易经》，即“伏羲画卦”，因为《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文明的总源头和根本。中国文明也可直接叫做“易经文明”、“伏羲文明”。同时，“医易同源”、“医食同源”、“乐易同源”，医学、烹饪、音乐、《易经》四者是同时起源的，是文明的四要素。
伏羲的另外一个叫法是“伏羲氏”，这意味着伏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把伏羲看成一个具体的人，显然只是记忆方便的需要，伏羲只可能是一个文化群体。伏羲的还一个叫法是“庖牺”，“庖”就是做饭。早期的做饭工具是陶器锅，陶锅。所以伏羲的真实含义，可能就指用陶锅做饭的群体。这个群体从山东菏泽一带，迁移到河南的淮阳，定居下来，并在此实现了文明的突破。
关于文明的早期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记载是这样的。
在文明起源的前后，人类的历史经过三个阶段，其先后顺序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即用火的阶段、文明出现的阶段、农业出现的阶段。文明先于农业而出现，这个排序非常重要，也非常准确。
流行的成见认为，是先有的农业，后有的农业，农业孕育了文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1920年代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农业革命”的概念，认为在人类在10000年前左右突然发明了农业，人类的由一个渔猎采集者，变为一个食物生产者，食物供给稳定了，人类可以过上定居生活，从而孕育了文明。
事实上，1960年以来的考古证据显示，远在农业产生之前，人类就主要凭借采集野生谷物就已经过上定居生活了，在中国和西亚均是如此，文明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不是农业在文明之前，而是文明在农业之前，不是农业孕育了文明，而是文明孕育了农业。考古学证实了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一文明阶段排序的正确性。
文明出现之后，中国的传统记载认为历史历经了三个大时代，即“三皇时代”、“五帝时代”、“三代”，然后经过短暂的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又进入漫长的“秦清时代”。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前三个大时代。
康有为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一股“疑经热”、“疑古热”，到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发展至高潮，大有对中国经典和历史文献全盘否定之势，尤其是关于文明起源和文明早期发展的。其恶劣影响至今还在。
好在有考古学。王国维最先凭借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资料，证实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王世系的详细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这也就直接证实《史记》对商朝历史的记载是准确的，间接证实对夏朝以及更早的五帝时代的记载是可信的。王国维由此也发明了“二重证据法”，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经典方法。
建国以来的考古学进展，则进一步给有关商以前历史的文献记载给予支撑。“二里头”文化给夏朝的存在提供了证据，“龙山文化”给“五帝时代”提供了证据，而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仰韶、大汶口等文化则给“三皇时代”提供了证据。
现在考古学界对中国历史的信心已经上推到“五帝时代”，因为他们认为龙山文化可以与其很好的地对应起来。但是，他们却又认为更早的“三皇时代”不太靠谱。这也许是受司马迁的影响，因为《史记》就是略过三皇，而从五帝开始写起。太史公也认为有关“三皇”的说法不可信。即便对黄帝的传说，他也认为，“其为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然而另一个事实是，尽管司马迁没有采信和记录有关“三皇”的传说，但是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却直接证实了，关于中国早期的历史，一贯有“三皇”、“五帝”、“三代”三个阶段的划分法。中国的历史是从“三皇”始，而非“五帝”始，而“三皇”是从伏羲始。也就是说，司马迁只是认为当时关于“三皇”的具体传说不太可信，但 “三皇”时代本身，伏羲时代本身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贾湖文化就为“三皇时代”提供了典型考古证据。贾湖文化遗址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其存在时间最早已经可上溯至9000年前。这里出土的三样东西证实“易经文化”、“伏羲文化”此时已经成熟地存在。这三样东西是：装有黑白石子的龟甲、骨笛和陶器。
装有石子的龟甲更可能是早期数字占卜，即易经占卜的道具，这说明《易经》此时已经存在。贾湖骨笛的先进程度令世界震惊，有些甚至可吹奏7声音节，当场演奏现代流行乐曲。龟甲和骨笛的同时存在，为“乐易同源”同源的传统记载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陪葬有龟甲以及骨笛的墓葬仅占墓葬总数的百分之几，显然属于少数特殊身份的人，这些人就是“巫”。而传统的记载是“巫医同源”，这为医学在当时的存在提供主体证据。同时，贾湖遗址不但出土了大量陶器，而且贾湖人对陶器有一种特殊的重视，因为这里存在用葫芦形陶器做特殊陪葬品的习俗。贾湖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和崇拜陶器，可能和陶器的重要功能又关。当时陶器的最主要功能是用作锅，既可加工食物，也可熬制汤药。这为“医食同源”提供物质证据。
贾湖距伏羲文化的核心地带河南周口淮阳尚有100多公里，而且这时已经有了成熟的农业，尽管渔猎采集在食物供给上依然具备重要地位。贾湖文化应该是“后伏羲文化”，属于“三皇时代”中的神农时代。
关于“三皇”，东汉王符的观点非常值得注意，他认为“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遂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潜伏伦》卷八）燧人是仅会用火的时代，此时文明尚未诞生，故应排除出“三皇”的行列。祝融是火神，代表火崇拜，女娲则是女神，且与自己的胞弟是夫妻。这两者都具备典型的西方文明特征：亚欧草原的游牧民族流行火崇拜，崇敬火神；女神崇拜更是西亚（后来影响到埃及）的古老传统，而且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和奥西里斯男神也的确是夫妻。所以，祝融、女娲这些人物在中国的出现更可能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继续论证。
那么古人为何认为“三皇”、“五帝”、“三代”是三个不同的时代，其区别究竟区别在哪里？
这三个时代之间的不同和区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否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及如何面对这样的影响；二、有无暴力、战争；三、有无政府。
“三皇时代”是一个没有战争暴力，没有政府，其社会秩序完全靠个人和家庭来维系的时代。但是，按有无西方文明的影响，“三皇”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伏羲、神农阶段，这是尚无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祝融-女娲-共工”时代，这是西方文明开始传入中国。
“五帝时代”是一个开始出现暴力和战争，并被暴力和战争所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以战争开始，也是以战争结束。
“黄帝蚩尤”之战揭开“五帝时代”的序幕。蚩尤（九黎之首领）和祝融、女娲、共工一样，具备典型的西方文明特征，代表和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所以，黄帝蚩尤之战，实质上更可能是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黄帝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并非自黄帝时代中华文明才开始，而是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有效地抵御了西来的蚩尤文化的冲击，捍卫了中国自身的伏羲文化、易经文化。即便黄帝真有此人，他也只是一位民族英雄，而非民族的始祖。
“五帝时代”也是一个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时代，但是，此时中西文明的交流已经不像“三皇时代”末期，是和平的，而带来暴力冲突，引发了战争。这个时代是中国文明反击势头迅猛的西方文明的时代，“五帝”中的每一位都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经过4、500百年的抗争，到舜帝时，局势开始基本稳定下来，政府开始在中国基本成型。所以，从舜的继承者禹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三代”。“三代”是一个接受和融合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却是一个以中国固有的文化，即《易经》文化为主体的时代。这是一个“礼”的时代，尽管有政府，但是政府执政的根本不靠暴力专制，而是“德”。这时的政府是一个学校式的政府，政府官员，即贵族更多地是老师。
然而，关于文明的起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发展阶段，西方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西方所流传下来的时间最早的两部经典是，犹太教的《圣经》，印度婆罗门教的《梨俱吠陀》。其起始时间，均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这两部经典中，文明一开始就是高度成熟的，同时他们都将文明归因于神的创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