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最注重历史记录的国家，在卷帙浩繁的史书典籍中，无论从哪个方面挑选几部代表作，都必然会有《资治通鉴》。
如果想了解历史知识，《资治通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它字数较多，294卷、300余万字，让人看起来就望而生畏，普通人很难有耐心通读；另一方面，它记叙的是只是战国到五代这一段时期1362年的历史，远不如几个通俗版本的《中国通史》介绍的全面和详尽。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起被称为“史学两司马”，史学家成为了司马光广为人知的头衔。
但如果回到司马光生活的宋代，我们会发现，司马光最真实的身份是政治家，是朝廷上的龙图阁直学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参与了北宋中期的几乎全部重大历史事件。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这样一位身居庙堂高位、参与朝廷决策、经历新政变法，并且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在编修史书的时候，仅仅是对历史做泛泛的记录吗？这是在读《资治通鉴》时，不能不注意的地方。
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了解了编纂背景，就会发现，虽然《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朝，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朝。
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如果治理国家、如果运行政治规则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来体现他的“治道”。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叙述历史，以此来影射宋朝的现实，直接或间接、或明白或暗示的提出解决宋朝问题的对策。
北宋朝廷政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资治通鉴》211卷讲到，东突厥的默啜可汗一直是唐朝的腹心大患，武则天和唐玄宗都对取下默啜首级立下重赏。
后来，默啜真的被临近的拔野古部落给杀了，首级被送给帮助拔野古部落训练军队的唐朝军官郝灵荃。郝灵荃把首级送给了朝廷，虽然默啜不是他亲手杀的，但他训练拔野古部落军队有功，最起码可封个杂牌将军当当。
可是唐玄宗的宰相宋璟就是不同意，他说不能鼓励边疆将士冒风险立功，否则会引起边境战争。结果，拖了一年才给郝灵荃升了微不足道的郎将，郝灵荃也郁闷地哭死掉了。
司马光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就是因为当时北宋正准备在西北开拓边境，这必然要与西夏发生战争，而北宋此时是没有多少胜算的。司马光认为此时发动战争是非常危险的，结果不幸被司马光言中。
再比如，《汉书》中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全文载入，因为汉代非常注重天人感应。而到了宋代，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开始抬头，讲究“存天理，去人欲”。
《资治通鉴》在讲到这一段时，对《天人三策》做了大量的删减，只留下了“仁义”和“教化”等篇幅，用人的自我认知来劝说皇帝们不要胡作非为，而不是说要怕日食、月食这类的“天谴”。
这只是两个直接的例子，在《资治通鉴》中这样的例子还数不胜数。
《资治通鉴》残稿
司马迁说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意思就是要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认识历史变迁与古今发展的奥秘，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前进脉络，寻找历代兴衰之理。
同样，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也说，编著《通鉴》是要“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最根本的就是要“稽古以至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
宋版《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宋代政治家之一，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但司马光自己也是主张改革的，他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焦点是变法的具体措施，而并非变法本身。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主张是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的。离开朝廷后，司马光来到洛阳，花费十五年编撰《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更不能忽视司马光在辑录这些资料时的政治立场。
古往今来的历史，汇聚成一本书，哪些内容可以留下、哪些内容需要剔除，什么样的历史事件需要大书特书，什么样的人物故事可以忽略不计，司马光自然心中有数。
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所载的历史，在之前十几部史书和逸闻杂书中都有叙述，司马光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剪裁，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宋朝政治而服务的。正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但司马光已经是一千年前的古人了，同样一件事，时势早已时过境迁，他的评论今天可能就显得有些迂腐。但任何人都不能以此来苛求古人，更不能让古人有超越自己时代的价值判断。
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立场观念，纯客观的叙述历史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历朝历代的各种《实录》，也并不一定可靠啊。叙述同样的中国史，面对同样的历史材料，钱穆和郭沫若写出的《国史大纲》和《中国史稿》，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会一样吗？
面对世间百态，如果只根据我们有限的眼耳亲见、生活经历就匆忙得出经验，显然就太局限、太狭隘了。系统地读一些历史书，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司马光授业图
今天的人们虽然能认清《资治通鉴》的价值，但一些人却把这样一部皇皇巨著与权谋学画上等号，认为读了《资治通鉴》就能学会庙堂算计、精于谋略，各种粗制滥造的解读把一部巨著糟蹋的粗鄙不堪，这完全歪曲了《资治通鉴》的真谛。
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增强个人学识修养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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