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舞台的中国指挥家；她致力于用音乐滋养心灵，让世界听见中国。
她，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大师列传》嘉宾，著名指挥家郑小瑛。
1929年9月，郑小瑛出生在上海。童年时，郑小瑛一家曾与著名的抗日“七君子”沈钧儒和史良为邻，耳濡目染受到深深的爱国主义教育。
郑小瑛至今都收藏着一个银色封面的小本子，上面是史良、沈钧儒等前辈写给她的话：“幸运的小瑛，你要学着，追赶着！负担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读医预科的郑小瑛听到消息后，和其他同学商定，一起离开南京，奔赴解放区。
“我真正了解我们民间的音乐，还是到了解放区以后。我是从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小姑娘，看到那个神奇，我觉得给我冲击非常大……”我从小是学点钢琴，莫扎特、海顿、贝多芬、肖邦……人类优秀的音乐作品，它给人的情感上的冲击或者是影响，它是相通的，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两样。但是我真正地了解我们民间的音乐，还是到了解放区以后。
当时是开封，我在那里看到那些北方大汉们，光着上身，这里有那个皮带，上面还有钉子的那种皮带，打的那个大鼓，从街上隆隆地走过去，锣鼓喧天。我是从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小姑娘，看到那个神奇，我觉得给我冲击非常大。
当我到解放区以后，在一个文工团里头，我受到的最初的教育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育。
在我们文工团里头大家要拿着简谱本，要学歌了，没人认识简谱，唱的节奏也不对，我说‘这个不对，这应该附点是这样的，切分音应该是这样的’，大家说你还挺棒的，你来打拍子吧，我就从那里开始当了指挥。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讲课的时候，他们的那些记者就问我很刁钻的问题，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我给他们解释，我说我们的制度跟你们不一样……”
因为我那时候在文工团里瞎指挥来着，胆儿也挺大，再加上我因为从小学点钢琴，我的耳朵、我的琴，让他（苏联专家）觉得我有培养前途，所以他就把我挑到那个班上了。
那个班上19个人，只有我一个女生，所以我就变成中国第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合唱（女）指挥。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沨他是我的伯乐，他看中我觉得我有培养前途，所以后来有机会到苏联去学习交响乐指挥的时候，他就派我去了。
1956年，郑小瑛与合唱指挥导师杜马舍夫
我那个时候90年代到美国去，在哈佛大学讲课的时候，他们的那些记者就问我很刁钻的问题，‘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年代他们对女性的指挥是有很深的性别歧视的。我给他们解释，我说我们的制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学习优秀，回来他们委以重任，仅此而已。
我在苏联的期间，有一件事情，对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折，让我成为一个歌剧交响乐指挥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学生，我在一个苏联的一个大的歌剧院里面，我执棒了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那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
那一天，当我出场的时候，苏联的观众，当那个主持人说‘今天的演出，我们请中国的女研究生郑小瑛’，观众一听中国，使劲儿鼓掌。
一般来讲给指挥追光、观众鼓掌都是在第三幕才做的，但是那一次，只要每一次我出场也都给光，所以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是做阳春白雪的，我不避讳，但是我希望和应者，哪怕一天多出一个人，那我也心安。”
1979年，西方歌剧《茶花女》在北京市五道口工人俱乐部上演，为这场演出，郑小瑛做了精心的准备。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台上的表演者尽管非常投入，但台下的观众却感受不到这出歌剧的魅力，而且嗑着瓜子、高声说笑，台上的表演者尴尬不已。
我想我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我能做什么呢？我就做了一个20分钟的一个音乐讲座，就是讲歌剧你要听音乐，不是光看故事，光看故事你就看小说、看电影。
交响乐是大篇、长篇，那不可能是几秒钟你就兴奋了就忘掉的，你要能够沉下心来听，启发你的联想，然后会影响你的智慧，你会变得更聪明。
后来总结了算是个座右铭，叫‘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是做阳春白雪的，我不避讳，但是我希望和应者，哪怕一天多出一个人，那我也心安。
“这里面处处体现了文化，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真了不起……我作为一个表演者，我就有义务把它带到全国，带到满世界去演。”
一直以来，让世界通过音乐了解中国是郑小瑛努力的方向。哪怕在三次身患癌症期间，她也从未放弃过。
1997年11月，当郑小瑛正在紧张地准备去国外演出时，一个巨大的打击突然降临，她被查出患有直肠癌。白天看病，晚上还如约去做讲座，讲到兴奋处，郑小瑛便站上桌子，现场指挥学生们合唱。
在办住院手续前，她只追着医生问一句话：“我还能指挥吗？”手术后的她非常虚弱，人们一度担心，她是否还能回到她热爱的那个指挥台上。但即使在最艰难的康复阶段，她也没有放弃锻炼和准备。
1998年5月，郑小瑛奇迹般地站上了爱沙尼亚塔林的指挥台，一口气指挥了两场中国作品交响音乐会。
当她指挥乐团演奏根据中国古典名曲《霸王卸甲》改编的协奏曲时，在她刚劲有力的手势之下，古战场上金戈铁马的激战场面，让异国的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人们不禁感叹，他们所熟悉的那个郑小瑛回来了。
2007年4月，郑小瑛带着中国交响乐诗篇《土楼回响》赴法国的巴黎，德国的埃森、柏林、美茵茨、安斯巴赫、斯图加特以及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和意大利的罗马等地巡回演出。
这次郑小瑛称之为“到关公门前去耍大刀”的“土楼西行”，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之后，郑小瑛又携乐团在二十多个国家，成功指挥演出中外歌剧和交响音乐会1600余场。而她所带给世界的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土楼回响》，也在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完成近八十场演出。
我的祖先是永定的客家人，我就带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要去寻根问祖，我到了那里以后我看见了土楼，非常震撼。
因为在那样的偏僻的山沟里面，有这么好的建筑，而这里面处处体现了文化，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真了不起……正好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刘湲，他也充满了热情，他对这个事情有灵感。
《土楼回响》它的主题写我们中国的一个族群客家人，他们的奋斗、开拓精神和他们的团结，他们对祖国的眷恋。当年刘湲把这作品拿出来，我就在那个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闭幕式上上演了。
对着几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的代表首演的，那些人都不是交响乐爱好者，我相信他们不见得爱好音乐，但是这部作品让他们感动。
想不到我们客家人的音乐还能够在交响乐的厅堂里面被听见，被这样地演奏。那么我作为一个表演者，我就有义务把它带到全国，带到满世界去演。
我就一心一意地希望人家能够了解，我们中国人也在努力地洋为中用，学他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感情，讲中国故事。哪怕我们好像看起来还比较初步，我们也在创新。西方的一颗音乐的种子撒到东方的沃土上，开出了一个奇葩，这个奇葩他们也会感兴趣。
我们去的都是一些世界顶级的厅堂，我们在俄罗斯是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大厅，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在美国是在旧金山的戴维斯交响乐音乐厅，我们在新加坡是在榴莲音乐厅，这都是一些世界顶级的音乐厅里面。
我们邀请的都是他们的社会的主流的人来听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需要进入它的主流社会，让他们认识中国，所以在这点上推动了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我也努力做了一些事情。
”
我们中国是有古老的音乐文化的一个民族，我看史料上讲的，我们中国发现的那个骨笛是（约）8000年以前的。
古人非常看重音乐的教化能力，我们今天应该传承和发展这种精神。你看我们的音乐故事，刘邦一曲《楚歌》就吹散了八千子弟兵，人们一听到《楚歌》，老乡想家了，厌战了，用音乐作武器。我们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血肉……”一曲聂耳的战歌，在这样的精神的鼓舞下，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音乐有神奇的作用，它凝聚人心，它鼓舞士气，它启发你的智慧。
另外，就是我们像文化交流的时候也要多样化，一方面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间的歌舞、民族的器乐或者民族的戏曲，这都是我们国家文化的精粹，要去向别人展示，这是必须的。
但另外，从我的本行来讲，也要用他们懂得、外方比较世界通用的语言，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故事，我们也要会，这点也很重要。
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你不要去说哪个好、哪个坏，你要去找到一个通用的语言，我能够说一种话你能懂，让你也能明白我的文化，我觉得也要探索这方面的。而这一步，你需要有好作品。
作为交响乐、交响诗篇，我带的那个《土楼回响》，为什么老外他们能够听下去，而且还给予热烈的反应，因为这个方式他们懂，它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是熟悉的，所以他们被感动。
我走到哪里，一首客家山歌都让当地的合唱团跟我的乐队互动演出，人家就问说他们怎么会唱？我把谱子发给他了，然后我请他的合唱指挥在电话上，我告诉你怎么发音，他就一个一个记住，他就去教他的合唱团，他们就唱会了。
开演，在台上，他们很兴奋。到高潮，全体，连矜持的、柏林的、贝多芬的听众的后代，他们都跟我们一起唱，这个场面让我很感动，这就是说遥远的东方跟西方的文化，在这个点上冲撞，冒出火花了，多美好。
我就可以有足够的信心把它一个一个地带到世界上去，要让世界承认，中国人也在世界的音乐宝库中，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让世界听到中国。
对一位指挥大师来说，指挥棒到底有着怎样的奥秘？在郑小瑛的心里，又是如何衡量艺术高峰的？
让我们跟着《大师列传》的镜头，走进郑小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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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列传·郑小瑛》
（本文来源：央视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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