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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体”诗人主要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尤以王禹偁为其突出代表。所谓“白体”，是指效慕白居易诗而形成的平易浅切诗风及酬答唱和之风，这派诗人中，王禹偁（954~1001）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王禹偁早年即喜欢白居易诗，曾在诗中吟道：迩来游宦五六年，吴山越水供新编，还同白傅苏杭日，歌诗落笔人争传。”（《酬安秘丞见赠长歌》）表达出对白居易为官苏杭时“吟玩情性”的闲适诗与酬唱诗的称羡。
王禹偁
王禹偁中进士之后，写作了大量的酬唱之诗，表达出仕途顺利时较为优游闲适的心态，仿白居易“长庆体”唱和诗的写作技巧已经相当熟练。王禹偁有着与白居易颇为类似的经历与生活体验。他早年也任过左拾遗，有着和白居易一样“兼济天下”的抱负和“裨补时阙”的使命感，也同样用诗笔写出了许多揭示民生疾苦，暴露社会弊端的篇什，如《对雪》等诗，都是与白居易的“讽喻诗”精神相通的。
王禹诗的语言平易浅切，深得白诗风神，从不追求辞藻的华美、形式的雕琢，而是像白居易诗那样平易质朴，如《畬田调》五首（其一）：“大家齐力㔉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颇有民歌风味。
王禹偁在其中年也同样遭到了贬谪，被斥逐商山，他的诗歌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但其变化的轨迹却与白居易形成了逆向运动。白居易贬放江州以后，开始放弃“兼济”而只顾“独善”，用佛禅思想来平衡自己的心态，写作了大量的“闲适诗”。王禹偁贬放商州后，则更加重了忧念世事的情怀，写出了《感流亡》《乌啄疮驴诗》《对雪示嘉祐》等忧怀世事之作，深切同情民间疾苦，对贪官污吏施以无情鞭挞，表现了诗人的疾恶如仇的品格。
王禹偁前后诗风的转换，表现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艺术上，王禹偁早期的唱和诗多是律体形式，而贬放商州之后的重要篇什大多采用容量较大，体式灵活的古体，语言上形成颇为直率平畅、痛快淋漓的特征。
王禹偁并非仅仅是学习白居易的平易浅切，而且更进一步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在学白的同时，又是自觉地追攀少陵的。王禹诗歌创作的深化，不妨视为由学白进而向杜诗境界的演讲过程，他曾以诗明志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对白、杜的规慕之意尤为明显。
他对杜甫的学习，“注重杜甫‘推陈出新这一点，在‘日长简仲成’那首诗里，用在当时算得很创辟的语言来歌颂杜甫开辟了诗的领域：子美集开诗世界”（钱钟书语）王禹偁的诗，并非仅是杜、白诗风的复映，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初露“宋调”的先声，他的一些古体诗作，已有“以文为诗”的倾向，如：“未行吾志吾戚戚，对酒不饮抑有由，斯言不敢向人道，语尔小子为贻谋。”（《对雪示嘉祐》）“总驱节奏在术内，歌舞之人无我欺，所以唐相牛僧孺，为文命之为乐句。”（《拍板谣》）都可以看出明显的“以文为诗”的趋势，所以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中这样评价王禹偁是开宋诗风气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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