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界定了国学研究者不应该挣钱？是不是文化和教育工作者，注定必须要承受平淡或贫困？这个世界，为什么非要屡屡上演墙倒众人推的闹剧？对于一个业已倒下的人，偏要再踩上两脚，这又体现了部分“国人”的什么心态？
国学之责
缘起：被冠以“文化小丑”，应不应该？日前，在某平台看到一篇文章，题目为“国学大师沦为小丑，沽名钓誉注定不会长久”。文章再次描述了于丹的个人履历，也简述了蒙曼的失误。并在篇首引用了葛洪说的话，“名美而实不副（fu）者，必无没世之风；位高而器不称者，不免致寇之惑也”。并对两位国学名人参与“带有商业性质的演讲和活动”大家挞伐，甚至以“文化小丑”冠之，实在是不应该。
首先要说明的是，馨语并非于丹和蒙曼的拥趸，对二人的讲解风格并不欣赏，曾经遇到过几次他们的节目，观看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半小时。但知道她们二人都是讲国学的，讲传统文化的，于丹讲过“论语”，蒙曼主讲历史，而且知道二人对传统国学都是有很深造诣的。
二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绝对是起到了一定弘扬作用的，这点毋庸置疑；登上百家讲坛，被放在亿万观众眼睛里，哪怕出现极其细微的错误，都会被过度放大，这也是事实。但可以肯定地说，对国学的了解和掌握，99.9%的人没有蒙曼和于丹掌握得多，没有她们掌握得到位，你信不信？包括轰于丹下演讲台的部分北大学子，他们对国学的掌握水平，就都超过了于丹了吗？未必！应该只不过是一种骄纵与年少轻狂罢了。
于丹老师
但本篇不说别的，只说说被很多人指责她们参加商演活动，以及被冠以文化小丑之名，应不应该。
第一问：是谁界定了文化教育界人士就不能参加商演，不能挣钱了？看到这篇文章，第一感觉就是想要问问，是谁界定了文教界人士，就不能参加商演，不能挣钱了？
商人可以挣钱，好像是很应该的；搞技术的可以卖专利挣钱，也没有问题；农民搞养殖发家致富，国家和社会还会扶持；影视明星走穴商演，更是天经地义等等。
所以，商人里就出来了很多富翁，搞技术的就出现了不少企业家，搞养殖的农民成了农民企业家，影视明星又有几个不是豪宅豪车，连一些不学无术、投机钻营者，也都成了富翁，成了老板，而文化教育界人士，又有几个富翁？几个富豪？就新东方的一个俞敏洪，还算差不多，但也是早早地从体制内走出来的。
俞敏洪老师
第二问：是谁界定了文教界人士的生活方式就应该只是安贫乐道？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这样的现象，研究生、本科生在给小学中学毕业的老板打工，上那么多年学，还不如部分小学生中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固然，笔者没有轻视小学中学毕业就创业的人，但可以说，文化水平较低的老板，又有多少比例是靠正常手法发展起来的呢？可以说，比例不高。过去的发展环境，为这类人提供了可以生财的方便条件，自媒体上面，不是有不少这样的说法，要想多挣钱，要脸干什么吗？
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首先在上学期间，大多都会是比较努力和优秀之人，而且个人和家庭的投入也都不菲，过去是十年寒窗，现在如果是博士毕业，有几个少于20年学龄的？20年间苦读，一生换来的，却未必如一介投机商一单生意的利润，也未必如一个影星拍出一部片子片酬，未必如承包商承包的一段工程的收益，也未必如房地产商的一套别墅的差价。你看，潘石屹一下子给哈佛大学捐款多少个亿，某鲜肉明星离婚给对方补偿2000多万等等，是不是？你见过多少教书匠能一下子给哈佛捐几个亿的？偷税漏税几个亿的？
作为知识分子的文人，还是要脸的居多，他们不会为钱而丧失良知，抑或仰人鼻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是大多数文人知识分子所坚守的风骨。
但是，有风骨的文人，就应该只过安贫乐道的生活吗？
蒙曼老师
第三问：“国学大师”类的造神运动，是谁造出来的？又是谁来摧毁的？想问，国家对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国学概念，有这个“国学大师”的职称吗？没有！那么，这个“国学大师”的称谓，是谁发明出来的？又为什么要用到于丹、蒙曼、包括易中天等等这些老师们身上？是谁把这些“金碧辉煌”的称谓加到他们头上的呢？如果是他们自己，那么可以说还有点“罪有应得”的感觉，如果不是他们自己，那又会是谁呢？
另外，即便是他们这样包装自己，抑或是他人的虚意称谓？你为什么要信呢？你自己的脑袋呢？别人一说大师，你就马上信以为大师？别人一说是小丑，你马上跟着就叫小丑？那么，你自己是什么？
于丹、蒙曼、易中天等，他们只是老师，是一个领域的知名老师，老师也是人，不是神。他们既然是人，又为什么不会出现错误？出现疏漏呢？在演讲台上，可不是都是有预备文案可以遵循的，特别是随机地讲演或问题回答。当然，作为在公共平台上的演讲，需要严谨，毕竟是影响大众的知识，严谨是必须要做到的。
易中天老师
第四问：把神像推倒之后，再踩两脚，是种什么心态？部分国人，总是出现这样的现象。在神像没有倒塌之前，说不准也是祭拜者，而且可能比一般人磕头还要多；也有一种人，当神像在的时候，即便是知道这泥胎里存在问题，真的让他去推，他还真的不敢，也不会上前去动上一根手指头，他没有这样的胆量；一旦这尊神像被别人推倒了，你看他比推倒的人还欢撒，拍手称快的同时，跑上前去，再狠狠地跺上两脚。
那些骂于丹和蒙曼是“文化小丑”的人，在于丹和蒙曼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哪里呢？可是找到了，或者扒出了她们的错误与不足呢？可是有只言片语去抨击她们？估计也在跟着众人在为她们鼓掌哩。但为什么她们走下神坛（特别是于丹）这么久了，还要再拎出来说人家是“文化小丑”？
前面说过，于丹和蒙曼的国学知识，是高于99.9%的人，甚至也应该包括这些骂她们为小丑的人，因为从骂者的文字里，没有发现多么激扬的文采，也没有多么高深的思想，更多的是别人人云亦云后的牙慧罢了。
神像的倒塌
第五问：文人知识分子与非文人人士，对社会规则和道德底线的坚守，到底谁更强？笔者有一位朋友，多年来一直从事某行业的销售工作，他的目标客户群，主要是文化水平非常一般的小老板，可以说，这些年下来，他所遭的罪，比一般人要多的多。每年除夕，基本上都在外面要账，每年的死账烂账都是一大堆，快干了一辈子了，挣下的都是死账烂账，一直感慨说入错行了，面对近一半的失信者，甚至无赖，他说下辈子打死也不干这个行业了。
我想，如果受过国学教育，学习过“仁、义、礼、孝、信”的人，失信的比例还会这样高吗？包括传统的孝道，某些地方是不是也被利益侵蚀得面目全非了呢？从你身边认真调研一下看看，看清楚了再发言。
当然，受过一定国学文化教育的人，也有丧德失行的，没有受过此类教育的，也有不错的人，但相对来说，两者之间的比重，一定差异不小。
文人的德行底线相对还是高的
总结：文人风骨与社会发展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髓，主要是由文人来传承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是文人们的使命，自古而然。
承受宫刑的司马迁留下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不戚戚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投江的屈原，牧羊的苏武，拒降的（de）方孝孺，赴死的文天祥，悲慨的史可法，舍身的谭嗣同，都是文人风骨的楷模。
而到了当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风骨的文人仍然在固守着祖先留下的思想精髓，不唯财而丧德行，不唯利而移心志，在很多人都感叹风气不行的时候，可曾想过，有多少负面的问题，是这类人造成的？
如果，这个社会的各个行业，更多一些这类的文人风骨，你还会担心有“毒奶粉”事件？你还会担心“假冒伪劣”？你还会担心“金融诈骗”？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民族的脊梁”。
苏轼有言，“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文人当鉴，而非文人的其他，是不是会认为这样做是“愚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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