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近日，在距离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处，发现一处绵延近5000年的考古遗址。
7月2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考古成果，这座被命名为广汉联合遗址的地方，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
并且，其中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其中包括一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龙凤呈祥”之意满满，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阴线刻龙凤纹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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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古城遗址外8公里
广汉联合遗址时代遗存绵延近5000年
据介绍，广汉联合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新平镇（现南丰镇）联合村1组，地处鸭子河北岸约1.5公里处，南距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14′54.84″，北纬31°1′1.24″，海拔高度458米，面积约17000平方米。
为配合天府大道北延线（广汉段）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等从2019年10月开始对联合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
现场考古负责人辛中华介绍，截止2020年7月底，已完成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揭露各个时期的灰坑、墓葬、窑址等遗迹数以千计，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出土新石器遗存 与成都平原器物有较大差异与姜维城、营盘山遗址更相似
辛中华说，新石器遗存包含了早于宝墩文化的因素，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也有一定数量，绳纹占绝大多数，其余为附加堆纹。
典型的器物组合为：宽折沿高领鼓腹罐、折沿深腹盆、折沿鼓腹罐、折沿折腹深腹盆、细泥敛口钵、侈口花边口罐等，均为平底器，不见圈足器。石器有磨制石斧、锛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小石器（细石器）。
“无论器类还是陶质、陶色和纹饰风格，都与桂圆桥遗址和宝墩文化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岷江上游以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有更大的相似度。”辛中华说，此次出土的部分器物与成都平原同一时期的器物并不相似，说明其受到的文化影响比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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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大量陶器
遗址与三星堆文化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遗址同样发现了丰富的三星堆一期遗存（宝墩文化），主要以灰坑遗迹为主，夹砂陶占绝大多数，器形主要有折沿粗绳纹花边口罐、镂空圈足豆、高圈足盘、圈足器、泥质敛口罐等，夹砂陶罐口沿压印绳纹呈花边口状是比较典型的风格，器身多饰粗绳纹、平行线划纹、齿状附加堆纹、凸棱纹等，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三星堆主体文化因素在联合遗址最为丰富，出土和复原了大量的高柄豆、镂空圈足豆（盘）、小平底罐、器盖（杯状、鸡冠状、八字形、宝塔状）、直口缸、厚唇敛口罐、簋形器、圈足罐、觚形器、瓶状杯、小底尊形壶、字母口壶、带耳壶、纺轮等，这一时期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豆、器盖等最为盛行。
“这属于三星堆都城之外的一个京畿地区。”辛中华介绍，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三星堆的来源，建立其发展序列，还原当时的文化风貌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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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龙凤纹盘
为商周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其中出土的泥塑陶猪尤其值得称道，形象呆萌可爱，栩栩生动，堪称一绝；出土的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龙凤呈祥”之意满满，则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在这件被考古工作人员拼接还原后的陶盖上，一只带有羽冠的凤鸟昂首挺立，盖顶边缘清晰可见一条游龙盘旋在鸟的周围。“这个图像上的龙是很飘逸、成熟的，以往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上龙的形象还没有它成熟。”辛中华说，这种“龙配凤”的布局清晰诠释了中华文明“龙凤呈祥”的寓意及源远流长的历史。
此外，出土的石器包括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打制的以盘状石器最多，有的十几件集中出现，磨制石器则更为丰富，有大量的石璧、石斧、锛、凿等，也有少量的牙璋出土。“牙璋发现得较少，但也能从侧面说明联合遗址也许有一定的规格，在京畿地区算是比较好的。”辛中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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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
对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该遗址中，汉代遗存以灰坑和沟为主，多瓦砾堆积。出土器物有釜、罐、盆、钵、纺轮和“大富吉”铭文瓦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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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则以墓葬为主，多砖室墓，大部分为二次骨灰葬，有双室、三室合葬墓，另有小部分瓮棺葬。出土器物主要有双耳罐、四系、六系盘口罐、盆、瓮、双耳小杯、铜镜和开元通宝铜钱（个别伴出五铢钱）等。
“联合遗址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对于揭示区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建立完整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以及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辛中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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