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孟子》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儒家学说代表。
《大学》不知何人所作，后人根据书中的“曾子曰”，认定其作者是曾子及其门人，这种说法根据是不充分的。
《中庸》古人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孟子的老师，子嗣所做的。孔子去世的时候，子思只有三岁，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三岁的孩童可以继承先师的毕生绝学。
《大学》的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的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大学》和《中庸》讨论“行为举止”的范围，仍然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
至于应该先“尊道德”，还是应该先“道学问”，这是宋代儒生争论的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谁会把它当作问题来研究。
孔门之后，有一派别就记住了孔子讲的一个字，把“孝”看得太重要，以至于后来者完全地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我”根本不是“我”，而是“父母的遗骸”。
墨子和杨朱，实际上是两种极端主义。杨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不肯损一毫而利天下。墨子是极端的“为人主义”，要把别人的当作自己的来爱护。前者割裂了我与世界的统一性，后者护士了个体的特殊性。孟子把他们都骂了一顿，然后开始着手进行“调和”观念。
儒教打着“孝”字招牌的人，讲的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因为要孝顺父母，所以要修身。实际上《中庸》讲的是：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两个观念恰好相反，一种是无视“个人”的“孝”的人生哲学，一种是“修身”的人生哲学，修身就是修个人。
如果能用一个字来讲《中庸》的话，那就是“诚”字。诚是天之道，诚之是人之道。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跟着天性去做事，让天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就是“教育”，这就是“诚之”的方法。中庸是要充分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得个人行为可以配天道自然规律，可以“天地参”。
《孝经》本身是个极端，不能体现《论语》中孔子对“孝”的阐述，也不能作为儒家正统的人生哲学或是伦理思想。《孝经》实际上的作用是“家天下”环境中，“君父”给万千子民弄的“家风”。皇帝是所有人的爹，大家都孝顺的话，就没人造反了。正统的儒家可是铁杆的“公天下”支持者。
到了战国时期，儒家从“外务的儒学”进入了“内观的儒学”。早期的儒家只注重实际的伦理，注重礼乐仪节，不太多谈心理上的内观。即便是曾子是“三省吾身”，具体反思的事情都是行为，而不是心理。到了《大学》，儒家开始涉及“心”和“意”等心理范畴。
但凡善恶，一种是从“居心”立论，另一种是从“行为效果”方面来立论。《大学》中的政治学说偏重“居心”一方面，说：“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又说：“国不以利不利，以义为利”。义不义，问的是心；利不利，讲的是效果。
《大学》里面的“正”，就是《中庸》里面说的“中”。只是《大学》讲得更过了写，一个人没有愤懑，没有恐惧，没有好乐，没有忧患，很难在说他是个人乐，这是一些极端的“苦禅”。《中庸》讲的稍微温和些，喜怒哀乐是人情，不能没用，也不能太过，所以要“中节”，要用礼来做束缚。《中庸》进一步延伸了内在的“中”，是为了追求外在“和”的效果。
简述：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国学经典《大学》讲了些什么？
国学经典《中庸》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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