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
1920-1923年间，陈独秀三次来广州，两次居住“看云楼”，第一次创立了广东党组织，第三次寓居期间则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据陈独秀致胡适信封，“看云楼”位于广州太平沙回龙下街6号，可能尚存天壤间，亟待利用城建档案、街道门牌变更档案加以确定。
陈独秀
陈独秀信封手书地址
2009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上拍“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共13通，这批信札出自胡适后人，来源可靠，涉及的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坚人物，令收藏界、学术界为之轰动，国家文物局也被惊动。文物局首次动用了2008年通过的《文物法》赋予的国家优先购买权，这批信札最终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12年，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在一篇论文的结尾谈到：
再比如，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陈独秀刚到广州时，是住在“泰康里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可是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的广东党史工作者照此地址去寻找陈独秀到达广州后的故居，结果却一无所获。一位在附近生活了近50年的老太太明确表示，她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只知道有回龙路。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者反思一下：以往的记录是否有误？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收藏的这批书信中，除了13封书信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没有书信的空信封，该信封上存留了有用的信息。其正面题写的是：“北京后门内钟鼓寺胡同十四号 胡适之先生，广州太平沙回龙下街一八号 陈寄 二月十五日”。信封背面的邮戳则表明，此信于（民国）十年（1921年）二月十五日发于广州，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这一信封上所写明的发信地址，显然能为寻找陈独秀在广东的故居提供新的重要线索。（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黄兴涛此文质疑“以往的记录是否有误”，但从2012年至今，笔者未见有关部门对此作出回应。黄兴涛把信封上“回龙下街”后面的门牌号码释读为“十八”。有友人提醒，这个释读或许不准确。笔者请教了四位精通书法人士，他们都一致认为，这应该是“六”字的草书。经反复推敲，笔者认为陈独秀“看云楼”应该位于回龙下街6号。
陈独秀手书信封
有可靠史料证明，民国初年此地确有三层高的回龙下街6号大楼。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各省议员云集广州，其中贵州籍议员杨兆麟（杨次典）、牟琳（牟贡三）、吴作棻（吴南屏）3人同住在“广州增沙南回龙下街六号三楼”。（杨兆麟《守拙斋遗训选》，载《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2期第123页）这个记载出自杨兆麟写给贵州家人的家书，地址是供家人回邮使用，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三位国会议员同住回龙下街6号三楼，意味着这座大楼应该比较宽敞。1932年之前，回龙路北段为回龙里，南段称增沙南，故此处“增沙南回龙下街”的写法微有瑕疵，不影响信件投递。
陈独秀此次来广州，依靠他的三个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创建了广东党组织，谭植棠负责组织工作。陈独秀抵穗前，谭植棠已在广东宣讲员养成所担任专门班主任。1920年11月编成的《养成所同学录》中，谭植棠登记的家庭地址是“回龙社六号三楼”，（《紫金文史》第10辑第54页）笔者认为也即回龙下街6号三楼，这是当时书写地址比较随意所致。回龙社原是粤海关贪官潘文卿的大屋，被查处没收，原建筑应为平房，这栋三层大楼应该是没收后所建，在当时来说这一带可能只有“看云楼”有三层高，写“回龙社六号三楼”并不会导致来访者弄错。由此推断，陈独秀住在“看云楼”二楼，而组织委员谭植棠就住在三楼。包惠僧回忆：“一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一大”前后》第386页）推选中共“一大”代表这样的大事，在谭植棠家里开会很好理解，因为陈独秀上一层楼梯就到了。
“看云楼”位于九曲巷的说法，出自1922年在广州入党的老党员谭天度。1964年，谭天度回忆说，看云楼是“九曲巷一幢有三层的楼房”；1979年，谭天度进一步补充为“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笔者查阅几十幅从清末到1980年代的广州地图，未见回龙里两侧有“九曲巷”地名，这与黄兴涛所述，一个在附近生活了近50年的老太太表示“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相符。谭天度对待此事是严肃认真的，希望给党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不过“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这种写法有一定的误导性，导致有关部门认定，既然回龙里两侧并无“九曲巷”，那么“看云楼”可能已经湮没。
陈独秀致胡适信封的出现，给我们寻找“看云楼”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史料，也引出一个疑问：“看云楼”是否尚存天壤间？眼下，回龙下街依然存在，街巷保存得比较完整，除9号为解放后的兴建外，其余目测应为民国时期始建，楼高一至四层均有，目前仍有1-19号单号门牌存在，只是今昔门牌发生了变动。从几份旧地图的对照来看，甚至可能发生原回龙下街部分建筑划归附近其他街巷的情况。
回龙下街一角
陈独秀三次来广州
陈独秀有生之年三次到广州，第一次为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前后共10个月；1922年第二次则来去匆匆；第三次为1923年3月到8月，前后6个月。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广东教育厅长。这次来穗，陈独秀一住10个月，期间亲自主持创建了“广州共产党”，也即中共广东支部、广东区委前身。广东区委是1927年以前中共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在大革命时代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此次陈独秀来穗，明面上是协助陈炯明办理教育，实际是开展建党工作。陈独秀在广州的建党工作，主要依靠他在北大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二谭一陈”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同时毕业回粤，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政学校任教。
1961年1月29日，中共“一大”代表、1921年加入“广州共产党”的包惠僧给中共广州党史组写了一篇回忆材料。他写道：“陈独秀当时住在太平沙里面一个弄堂里一栋楼房的三层楼上，在这个楼上可以望见白云山，所以他自署为‘看云楼’。”（《谭平山研究资料》第392页）1979年，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第3、5、8期，包惠僧在文章中说：“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聊天。他住在离江边不远的看云楼。他不常到教育委员会上班，也不常出去，经常在家里接待客人、写东西，有客人时居多。……这两个月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这就说明，“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最主要的工作场所，并不仅仅是住家。
另一个北大广东学生陈伯衡（当时为广州《新国民报》记者）在1964年接受采访时说，1920年12月陈独秀来广州时，住在“南关回龙社看云楼”。（《谭平山研究资料》第377页）回龙社、回龙里，都来自广州泰康路早年的一座回龙桥，位置在今海珠广场东面的“回龙路”一带。所谓“南关”是指原广州正南门城墙外的沿江区域，太平沙、回龙里这两个相邻的“街区”都在这个区域内，而回龙社应该理解为回龙里东面的回龙直街、回龙上街、回龙下街着一片。
陈独秀抵穗前后的回龙里
陈独秀得意门生、中共创始人之一袁振英，这个时期担任陈独秀建党方面的重要助手，负责与共产国际方面来粤人员联络，并担任翻译工作。他在1964年接受采访时说：“陈独秀到广州后，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有了进一步的进展。《新青年》杂志社也在一九二〇年底由上海迁到广州，编辑部设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桥一座大楼下（也即看云楼），陈独秀仍任主编，他和李季、潘赞化都住在这里。”（《谭平山研究资料》第401页）据此，则不仅陈独秀本人住在这里，《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度设在“看云楼”楼下，对外公布的社址则是昌兴街26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回龙下街夹在太平沙与回龙里之间，太平沙、回龙里都在泰康路的南面，从先大地名后小地名的习惯来说，太平沙回龙下街、南关回龙社、泰康路回龙桥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实际都指向今天的回龙下街，只是不够具体精确。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陈独秀抵穗之前已经创办了《广东群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卓有成效，建党工作也就依托《广东群报》社而展开。谭平山此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住在高第街，《广东群报》则设在高第街、泰康路之间的水母湾27号。陈独秀来广州，其住处安排，是围绕着《广东群报》社来选择的。《广东群报》编辑部设在水母湾，陈独秀则住在水母湾南面的回龙里。从水母湾27号到回龙下街，相距大概200米，只需跨过泰康路，非常方便。后来，谭平山搬到太平沙南面的荣业二巷居住，与回龙下街相距一百多米，应该也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
《广东群报》社位于水母湾27号
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创刊，发刊词提出办报宗旨是：“（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又说：“我们群报的目的，就是主要改造社会。”在当时的广州，这是一家鹤立鸡群的报馆，广告不多，把主要版面都用来报道新闻、宣传革命思想与主张，取态严肃，没有一般商业性报纸的花边新闻。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提出5点希望：“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笔者曾与友人到水母湾27号现场进行勘察，发现25-27号前座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单元，原为二层楼房，惟墙面已加贴瓷片，未能见到初期墙体情形；后座体量甚大，原为三层楼房，后加建至四层，从建筑风格判断应该也是民国时期建筑。
水母湾27号前座
1920年秋，陈公博受陈炯明的指派，在水母湾北面的素波巷（现广州市第十中学）开设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利用陈炯明提供的经费，宣传革命思想，吸引先进青年参加革命。至此，回龙下街（陈独秀住处）、水母湾（《广东群报》）、素波巷（宣讲员养成所）三点一线，构成中共广东党组织的主要阵地。陈独秀经常到养成所召开的会议发表简短的讲话。
据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的研究，1923年3月至8月，陈独秀第三次来穗，“陈独秀在广州的住址，仍是他前两次来穗时居住过的泰康路九曲巷看云楼。”（《中共“三大”研究》第57页）
对“九曲巷十一号”的辨析
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都是广东高明人，既是同乡也是族人，很早就相互认识。谭天度能在1922年入党，端赖于他跟谭平山、谭植棠的同乡族人关系。后来，这三人并称“高明三谭”。后来，谭天度参加省港大罢工、八一南昌起义，在抗日武装斗争也有卓越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民族事务和统战工作，任广东省民委主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1999年在广州逝世，为中国共产党党龄最长的党员。
1964年，谭天度接受访问，由广东党史部门有关人员整理写成《关于广东共产党的成立》一文。谭天度回忆道：“陈到广州后，住在九曲巷一幢有三层的楼房，他住第二层，自榜其门曰‘看云楼’。大概因为要展开共产主义的宣传，常找谭平山等谈话，交换在广东建党的意见，经过一个时期后，就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为基础来组织广东党，并把《广东群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他们的分工大概是书记谭平山，组织谭植棠，宣传陈公博。为了便于展开党的工作，陈独秀又派谭平山为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派陈公博办‘宣讲员养成所’，作为宣传马列主义的基地。《群报》地点在九母湾，宣讲员养成所在素波巷，两处相隔很近。”（《谭平山研究资料》第381页）
谭天度此处所说的陈独秀广州住处，是“九曲巷”的一栋三层楼房。当时，广州比较为人所知的九曲巷位于中华南路（今解放南路）东侧，据说因画家李子长而得名。按照传统的地域划分，这个九曲巷属于“新城”，也即清代在旧城西南面增建的新城墙之内，而回龙里一带处在城外，属于“南关”。
1979年，谭天度发表《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一文，首次提出：“陈当时住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号为‘看云楼’）……”（《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第72页）
民国前期的回龙里，相当于海珠广场东侧的回龙路北段。1930年代初，为与海珠桥的建设配套，广州市政府将回龙里、增沙南街拓宽，统一命名为回龙路。笔者遍查清末至1980年代几十幅广州地图，在回龙路两侧及附近并无见到“九曲巷”的标注。
然而，谭天度在1979年写出“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是否完全毫无根据呢？笔者核对多份民国地图并多次作实地勘察，从太平沙前往回龙下街，必须经过三个很窄的转折，平铺直叙的话可以叫做“三曲巷”，当时的广州人可能在口头上叫做“九曲巷”，这是一种适度夸大，也可能是“九曲”本来是一个固定组合。由于“九曲巷”不算正式地名，故在地图上没有标注。
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将回龙社康有为产业改为议员第一招待所，当时的门牌号码为回龙上街11号。（1917年8月10日《申报》）上文谈到，三位贵州籍议员同时居住在回龙下街6号三楼，笔者怀疑此处曾是国会议员第一招待所的一部分。此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下街6号、上街11号都是招待所组成部分，为两栋相距不远的建筑；二是下街6号、上街11为同一栋建筑，前后门使用两个不同门牌。
国会议员第一招待所的前主人，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1915年，广东绅士邓华熙、梁庆桂等呈文给广东省政府，因康有为被清政府查抄过很多物业、动产，价值达十多万元，向政府申请将“回龙社周库书查抄大屋”等拨给康氏作为发还家产。（1915年4月15日《申报》）这个申请很快获得袁世凯批准。（1915年4月5日第1044号《政府公报》）这个“回龙社周库书查抄大屋”，指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查处粤海关库书周东生贪污窝案，将周东生同党潘文卿在回龙社的大屋罚没入官，1915年4月5日袁世凯将此物业补偿给康有为。
潘文卿大宅占地面积广大，除原有单层建筑外，或许曾利用馀地兴建一栋三层高的楼房。1920年12月26日陈独秀抵达广州，第一天住在长堤大东酒店，随后即入住回龙下街6号，可能是出自陈炯明的安排。陈独秀此次来穗，是受陈炯明之聘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初，陈炯明“拟以回龙社国会招待所（康有为私产）为督学局地址”。（1921年1月10日《广东群报》）这一决定似乎与陈独秀的入住有一定关系。督学局为教育委员会下属机构。
回龙下街的曲折形态
回龙下街门牌多次变更
回龙下街6号这个门牌，在今天的回龙下街没有对应的建筑存在。这是否意味着，“看云楼”在百年沧桑中业已灰飞烟灭？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多次现场勘查可见，如今的回龙下街虽然南北两侧俱全，却只有单号门牌，没有双号门牌，这是极其诡异的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约1930年，广州市政府出台门牌编码规则：凡是东西向的马路街巷，南面为单号，由东往西排列，北面双号，同样由东往西排列；凡是南北向的马路街巷，西面为单号，由南向北排列，东面为双号，同样由南向北排列。这个规则的实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邮递员很容易按照单双号及号码大小，迅速找到相应建筑。不能说所有内街都百分之百执行了这个规定，但可以说城区街巷大体都按这个规则整理过。
广州门牌编码规则示例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回龙下街门牌是极其特殊的。全街南北两面，只有单号1-19号，11-19号（均在该街北侧）没有钉装门牌，整条街没有双号。1989年《广州市街道名册》记录了回龙下街有一个“2号”双号门牌，现在也完全不见痕迹。种种迹象表明，这条街巷的门牌，百多年来发生了多次变动，导致本应存在的双号门牌消失了。陈独秀亲笔写下的“回龙下街6号”，未必意味着建筑消失，而是后来的号码变动而导致无法对应。
1930年代初回龙里变为回龙路，只是道路拓宽，或许原来临街的建筑会被拆，陈独秀来穗时的回龙下街主体部分仍然保留下来。按照我们多年从事文物保护的经验，一条街巷的6号，不会在街巷的两端，按回龙下街的长度判断，应该处在中间位置，大概率不会因马路拓宽而遭拆除。
据康志斌提供的多个年度《广州市街道名册》，1976年回龙下街只有1-7号单号门牌，1981年只有5-7号单号门牌。笔者手头的1989年《广州市街道名册》则记录回龙下街有1-9号单号，另有2号一个双号门牌，1990年《广州市越秀区地名录》与此相同。仅在1976年1990年间，回龙下街门牌已经发生过如此复杂的变化，更不用说在1976年之前，应该还有更大幅度的变更，包括双号门牌的消失。
百年来广州街巷的变化极其复杂，逻辑推断难以穷尽所有可能性。要解决这个疑问，仍需查阅广州市的城建档案、公安局的门牌变更档案。
陈独秀在1920-1923年间，三次入住“看云楼”，加起来的时间超过16个月，且都肩负着重大使命。正是在第一次寓居“看云楼”期间，他创建了广东党组织，被党的“一大”代表选举为；1922年陈独秀来穗，主要是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3年5-9月期间，中共中央局从上海迁到广州，陈独秀主持了中共“三大”的召开，确立了国共合作的重大决策，可以说“看云楼”也是中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场所。“看云楼”的历史地位，在笔者看来仅次于上海渔阳里陈独秀旧居。寻找、确定“看云楼”的位置，尽可能找到原建筑，将是对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
陈独秀广州创党示意地图
真实的历史非常复杂，人的记忆并不可靠，没有百分之百准确并且符合当代人标准的回忆录。在近几十年实行地名“规范化”之前，国人对地址的写法大都“不规范”，这是史学工作者应该知道的常识。对近代历史真实的追寻，不能离开档案与当事人信函等“第一手”资料。档案的开放利用有助于呈现真实的中共党史。弄清中共创党领袖陈独秀来广州居住的“看云楼”精确位置，不管原建筑存在与否，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写作过程中，蒙设计师“西风”代为拼接地图，叶嘉良、康志斌、黄灏明、钟元泽等朋友提供了珍稀资料或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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